乱世北洋

1910年6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150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于是，这次朝廷发布的上谕口气更加严厉，“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形成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1910年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看来留日学生支持立宪的也为数不少）。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cháo。
1910年8月15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谘议局即行解散。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时热闹非凡，轰动京师。
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在民选议员的qiáng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0日后，河南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山西太原民众1000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5000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福建各界人士5000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6000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近30万。
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在民众的请愿热cháo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等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各省实力派官员的表态，对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极其有力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对此，江浙等省的立宪派则觉得朝廷已经让步，不宜再行追bī。但部分请愿人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等三年，特别是东三省的请愿代表，更是坚决要求速开国会；12月2日，奉天省城学生数十人前往省谘议局面见议长和副议长，当场割指刺股写血书，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活动。
但是，清廷不愿意再行更改，随后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qiáng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还将直隶代表温世霖找了个借口发配新疆充军，以杀jī儆猴。与此同时，清廷则命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于是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张灯结彩，军乐队开道，群众和学生手提红灯，高唱爱国歌，三呼万岁，“庆祝国会”四个大字则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乱世北洋 第二十二章 国会请愿3
清朝统治者估计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很难靠一纸上谕平息下去。它一面确定对以后的请愿实行镇压，一面立即着手对立宪派实行分化瓦解。
当时在民政部任左参议的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是个既受朝臣信任又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在上谕发表的前一天，资政院总裁溥伦即以朝廷意旨告诉他，要他在民选议员中做分化工作。汪当即找到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议员，如雷奋、罗杰、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谈，雷奋等答应与之合作。他们在资政院民选议员及常驻北京的请愿团中展开活动，动摇了他们继续请愿的决心，使资政院在得旨后，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请愿代表团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仍然存在。
统治者为了欺骗中外舆论，qiáng令北京商民悬灯“欢祝”国会缩期召开；乐于为清廷捧场的外国使馆也悬旗“致贺”。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于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消息。第二天，江、浙两省谘议局便发电给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这一叛卖性的举动使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是立宪派中保守的一翼，与上层统治集团有较多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经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让步，请愿运动就算有了具体结果。如不顾谕旨，继续请愿，就可能弄到与朝廷决裂的地步。而这是他们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首先妥协了。
与张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宪派的绝大多数都对清廷上谕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的立宪派都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谕发表后，曾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稍后，湖北省谘议局等联合三十九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微代奏，再请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会，也要求总督赵尔巽代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显示出相当悲壮的气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对于救亡图存格外具有紧迫感。他们历次所上的请愿书都以救亡为唯一的理由。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时，奉天的立宪派特别是青年学生异常忧愤，必欲拼死力争。谘议局连次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但未获具体结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袁、张略有难sè，当即有两个学生割指刺股写血书，以表继续请愿的决心。12月4日，有三千余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12月6日，谘议局出面组织省城八个团体及四十六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列队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的大旗。当时报纸载称，请愿群众情绪异常悲愤，齐声痛哭，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这一天群众集会请愿的场面，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注意。第二天，锡良代奏折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请愿书的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说：“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舒边祸。”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应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
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tiáo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拖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qiáng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jī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伤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孥严办”。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象罪犯一样qiáng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喻：“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夭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卑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qiáng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




乱世北洋 第二十三章 巡防营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这种主动性最终还是被其软弱性所窒息了。他们本来知道“有qiáng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所以才发动请愿运动。但多次请愿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敢去qiáng迫政府，而最后终于在政府qiáng迫的bào力面前退却了。这是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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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张逸这边，从合肥出发，直达淮南，沿路而行，遇到的土匪等一路清扫，可以说是“所过之处，匪徒皆殁”。
9月上旬，张逸携600余人抵达淮南城，知县潘旭尧与巡防营管带阎兴贤等在城门迎接。
先是知县潘旭尧走上前来，“张大人一路披靡，剿除匪患，保一地太平，真是辛苦。”
“潘知县过誉了，我这也是遵命而行。”张逸走向潘旭尧。
“我等已接到巡抚大人命令，巡防营定竭力配合张大人。”巡防营管带阎兴贤说道。
“那就多谢阎管带了，阎兄，叫我振之就行了”
“好了，诸位我已命人备好薄酒，为张大人接风洗尘。”知县说道。
“那我这些弟兄们？”
“振之兄放心，这些都安排好了，弟兄们到营房就能吃到热饭。”阎兴贤接口说道。
“任飞”张逸扭头喊道。
“到”
“等下有你负责部队住宿情况，记住遵守军规，阎管带会派人协助的。”
“是”
“让各位见笑了，”交代完任飞，张逸才对知县潘旭尧与巡防营管带阎兴贤说道，“潘知县，阎兄以及各位请。”
“振之兄治军严厉，难怪能横扫匪患。”“是啊”“如此军队，怎能不胜”下面一片赞扬。
“咱们就不要在这站着了，酒宴已经摆好了，张大人请。”
“潘知县，阎兄，以及诸位请。”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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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逸去拜访巡防营管带阎兴贤，询问当地的匪患情况，以及查看巡防营的训练情况。
看了这里巡防营，才知道这些有多么腐败，全营300余人的编制，但实际只有100人左右，而且多为老弱。难怪会有土匪横行，就这样，守一守城池还可以，去主动攻打土匪就算了吧。
这里要说下巡防营的由来。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由于旗营、绿营都已腐蚀已极，而勇营也只是昙花一现，甲午战争之前，清廷有识之士已警觉到清军的不堪一战，所以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内乃锐意摹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cào，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qiáng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指派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假小站旧日周盛昆、周盛渤所统领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常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之役，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清廷在各省组织了巡防营。巡防营是挑选旧绿营和勇营的jīng壮，另招募民丁，编组而成，其性质系以保卫地方，如警察保安队，其编制分为马队和步队，马队全营设官、弁、兵、夫共189名，马135匹，每营分为“中”、“左”、“右”三哨。步队全营设官、弁、夫共301名，每营亦分为“中”、“左”、“右”三哨。巡防营在各省均有，且因地方之需要，划分为若干路，以“中”、“前”、“左”、“右”、“后”或“东”、“西”、“南”、“北”、区别之，每路各设统领一员。步、马各营则设管带和哨官等统率之，还有训练新式枪cào的，则设教习一职。
巡防营的章制当然是不符合战术原则，不过倒是一支经过了新式训练，并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可是由于分子的来源良莠不齐，而带兵官又多为旧武官或是候补道（当时的候补道，有办法的则遇缺即补，所以人们称为万能候补道），对于新式军事知识一无所知，因此巡防营乃变成有名无实，和勇营的昙花一现差不了多少。
所以在了解了巡防营现实情况后，张逸便行动了起来。首先和巡防营管带阎兴贤商议关于招募新兵，淘汰老弱，补齐军队编制，在这里阎兴贤及淮南城里的富商等竟然鼎力支持，一方面是张逸带有节制皖北各府的命令，另一方面阎兴贤如今40岁不到，也想更进一步，之前是没有关系只能待在这里随波逐流，而今遇到了一个志愿改变现状的人，心里也是不甘寂寞；还有就是巡防营练好了，这些官员富商的安全更有保障，他们是全力支持，即使是自身掏钱资助一下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次整编淮南巡防营是比较顺利，兵员招募，训练等，都由张逸亲自负责。训练标准前面的和新军一样，纪律，体能，战斗技能等。张逸留下一个班的人员训练巡防营，自己亲自率其余人开始了土匪肃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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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余天的行动，整个淮南境内几无匪患，淮南周边的大小型土匪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要么往外地逃窜，至于大军走后的问题，要靠巡防营了，所以张逸在大举训练巡防营，让其支撑起大军走后的情况。
在10月初，张逸率领一队，四队往凤阳府（今凤阳县），任飞带领二，三队往颍州府（今阜阳）而去，最后在淮北汇合，各部负责剿除沿路匪患，同时整编各地巡防营。这次分兵，将任飞提拔为左路指挥，是张逸对其的一次考验，也是对任飞的信任。同时，张逸也留下一个班的人员，一方面训练士兵，另一方面是替张逸控制住巡防营，作为监督。
就这样，一直到1911年1月上旬，张逸才再次返回阔别5个月的合肥城。




乱世北洋 第二十五章 1910年2
1作者语：看到欧洲杯中，冰岛黑马般的杀进8qiáng，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果然是无黑马，不jīng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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