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秘书

江大伟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让黄一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分工的结果，从拟定调研、宣传方案，到具体考察、吹风、预热的具体实施，所有的实际工作都是由黄一平负责，江大伟的职责则是审核、把关、协调。
对于江大伟的金蝉脱壳之计，黄一平并不感觉多么奇怪。
在秘书行里工作十多年，上自省委省府一级的秘书长，下至农村乡镇、城市街办、工厂企业里的普通文书，黄一平也算是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秘书同道，有的才高八斗、偏重幕后出谋划策，有的办事圆润、侧重于上下左右的协调周旋，既有知识型、智慧型、计谋型的大才，也有交际型、实干型、老实型的平常之辈。江大伟则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马屁型。而且，像他这样纯然依靠逢迎术，且把马屁拍在领导脸上的秘书，在秘书群体里却也不太多见。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个在机关里人人耻笑、不屑甚至唾弃的角色，竟然官途无比顺畅，短短十多年间就从普通科员，一路高升到市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地位仅次于市长、副市长，实际权力则高于那些人士、挂职锻炼的副市长。
江大伟出身阳城市区，结束那年高中毕业，原本是一个街道小厂里的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自学考试风起云涌，江大伟也是那个庞大阵营里的一员。经过数年苦学，其间多数课程都经历过补考，终于获得一纸电大文凭，算是挤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后来，凭借这张文凭和天生见风使舵的个性，他从厂办、街道办文书到区政府办秘书，一路奔到市府。黄一平刚到市府办时，江大伟是市府办副主任，跟随当时的市长洪大光。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他又死心塌地追随丁松。洪、丁斗得如此不可开交，江大伟竟然两头都不得罪，这在阳城官场也属绝无仅有了。
对于江大伟的马屁术，机关里曾经流传过很多故事
当年江大伟在街道小厂当电工时，厂长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一条腿有些跛。那时厂里条件差，不要说汽车，就是像样的人力三轮车、板车也没有几辆。厂长家住南门，工厂在城西，江大伟家则在市东北角，三点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因为厂里效益和条件都很差，大家工资水平低，厂长家负担又很重，老革命就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江大伟为了讨好厂长，居然每天提前一个多小时，先从阳城东北角的家里骑车赶到城南，守在厂长家附近，等待对方出来时碰巧遇上，然后驮着厂长赶往城西的工厂。晚上下班时，自然又顺路先把厂长驮回家，而后再折返。因此，在工厂三年间，包括厂长在内的同事们，一直都以为江大伟家就在城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大伟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已经从工厂调到街办，又好不容易借到城区政府办，临时帮忙参与全省卫生城市创建，做些上传下达跑前忙后的打杂工作。表面上看，这种借用只是临时性质，区政府办也不是什么大机关，可江大伟却看准了这是一次机遇。那时借用的人员很多，时间也仅仅半年左右，江大伟一心考虑如何留下。其时，主管副区长是个从农村调上来的干部，喜欢喝点小酒，且好一口红烧内河小杂鱼佐酒。那时，阳城农村经过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小河小沟大多已经绝迹，寸把长、二指宽的小杂鱼几乎成了出土文物，市场上摊贩出售的大多是池塘里养殖的伪货。可是，那个副区长是个真正的吃家，味觉特别灵敏，是否正宗货色很难蒙混。于是，当其他借用人员把精力集中于本职，忙于卫生城市创建的种种事务，江大伟却另辟蹊径，专注于在阳城广阔的农村寻觅小河小沟，并如愿找到副区长喜爱的正宗小杂鱼。在那个寒冷的冬季里，江大伟无数次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逼仄小道上，一心忙乎副区长的美味杂鱼。最终，卫生城市创建失败，江大伟却成功留在区府办。
又过若干年，江大伟被调到市府办秘书科，跟随一个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这个副市长是个党派，原先在师范学校做校长，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傲气。刚开始，这位副市长一江大伟文字水平很差，写出的东西词不达意，甚至还有错别字，就很有些不屑。加上，江大一副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样子，也让这个学者型市长感觉很不舒服。因此，相处没几天，副市长就萌生出换秘书的念头，只是碍于自己刚刚当选，生怕别人说闲话，才没有急于付诸实施。期间，江大伟自然早就看出苗头，也是心里着急且猎鹰一般寻找突破机会。碰巧，那段时间正好副市长父亲生病，从农村来到城里休养。老人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一阵内火特别重，便秘得厉害，憋得难受时浑身颤抖，几近痛不欲生，令孝顺的副市长和家人在一旁看得眼泪汪汪。有一次，江大伟接副市长上班，正好看到这一幕，二话没说就挽起袖子，硬是用手指一点点帮老人抠出排泄物，当场把副市长一家给感动得泪雨倾盆。此后数月，江大伟每天都如此侍奉副市长老父，直至其病愈返乡。由是，副市长对江大伟观感陡变，从此视若知己。
最精彩的故事，自然是有关洪大光和丁松。
洪大光当市长时，江大伟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跟随左右。洪大光是个粗人，本身倒也马虎，对人要求并不苛刻，可洪夫人却是个不太容易服侍的主儿。别看洪大光在外边神气活现威风八面，唯有在夫人面前规规矩矩。洪大光还在县里主政时，据说某次因为家庭琐事，夫人竟然从常委会议室里，当着一帮常委的面儿，揪起丈夫耳朵就往外拖，说是要到法院办离婚。洪后来当了副市长，因为与阳城宾馆某女服务员有染，夫人也是在市府宿舍大院里吵闹不休，其境况相当于孙行者大闹天宫。对于这样极具雌威的夫人，江大伟采取了以柔克刚的做法，用了大量时间深入洪府，陪夫人聊天解闷做家务。其时，在洪大光家里，江大伟买米买菜搬东运西伸手就来，拖地洗碗抹桌子也是见眼生勤，就连夫人来了例假换下来的也帮着收拾。而且，江大伟摸准了洪夫人的喜好，每逢红白喜事总要热情帮助操办，张罗阳城官场中人前来捧场，光是一家三口的生日每年就要过上好多次。最为离奇的是，某年洪夫人生日，江大伟先后帮助操办四次，阳历过了再过阴历，就连闰月也没放过，最后还添了一个所谓的跨日寿，说是其出生时正逢子夜。如是，他便获得了洪夫人的赏识。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直接把江大伟从办公室副主任提为副秘书长。
丁松主政市府时代，虽然与洪大光关系形同水火，却并不因此排斥江大伟。相反，时间不长，江大伟就成了他的红人。个中缘由，据说是缘于丁松上任后的那次中央党校培训。丁松接任阳城市长后，参加了一期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时间三个月。这种封闭式培训，纪律要求严明，生活相对清淡，对丁松这种官员来说，本来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可是，江大伟却从中发现了玄机。他主动跟到北京，悄悄落足阳城驻京办，做起了丁松的专职陪读。期间，他一方面发动在京城的所有关系，包括阳城籍官员、商人之类，每天都安排了丰富的宴请与娱乐生活。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安排阳城方面县市、区、部、委、办、局的要员，分批来北京慰问，除了顺便带些烟、酒、茶之类货物，有的官员还把丁松喜欢的女人也一并捎上。如此，丁松的京城党校生活便显得繁忙且多彩。在他任上，江大伟再次官升一级，成为市府大总管。
洪大光、丁松们也知道江大伟的为人，对机关里的非议多有耳闻，可最后还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悖论，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江大伟现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干部，正是因为在群众中比较孤立，自己有相当重的危机感，所以也就不敢有个性，不敢张扬，只能忠心耿耿紧跟领导，除此，别无他途。这样的人，领导既不用提防他耍什么花招、搞什么阴谋阳谋，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权威，容易让领导放心。反之，如果身边工作人员能力太强、水平太高、群众基础太好，在下边一呼百应，这样的干部容易起哄闹事，也易于滋生野心与反骨，领导往往不容易驾驭，你说能让人放心吗冯开岭曾经隐晦评点过江大伟现象。
对于秘书的命运结局，黄一平曾经听到过很多说法。有人说，跟随不同的领导，便有不同的命运；也有人说，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结局；还有人说，不同能力水平的秘书，会有不同的下场；更有人说，性格即命运，就是说的秘书。从江大伟身上，黄一平倒是非常倾向于最后这种说法。
好的。有你江秘书长亲自掌舵、把关，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圆满。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疑问我会及时请示汇报。
对于江大伟的阳奉阴违、推诿耍滑，黄一平心里虽然不满，嘴上却不好说什么，甚至连表情也不便流露出来。
平心而论，自从十一年前调来市府办，江大伟就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即使算不上多么关照，却也没有坏过他的事。去年那次风波，周围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江大伟则基本处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眼下，虽然自己是廖市长秘书，可江大伟依然管着他，属于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因此，黄一平在处理与江大伟的关系上，还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黄一平也知道，江大伟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存在的难处。说到底，江大伟之所以把皮球踢给他，其实是对廖志国的鲲鹏馆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气。
其实，黄一平又何尝没有这种顾虑呢江大伟踢出的这只皮球，委实也不太好接哩。
黄一平明白，廖志国此时推出的这个项目，困难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说当下阳城官场现状。八个月前，正值n省地级市政府换届前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国与冯开岭分别由阳江、阳城两地对调，并于不久之后各自顺利当选市长。期间，阳城原任市长丁松改任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张大龙任人大常务副主任。稍后，省里也召开两会，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本来十拿九稳笃定当选。不料，会议期间，忽然出现很多举报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团住处悄悄散发。选举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滨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因为追讨工资在会场前静坐，结果洪大光以区区二十票之差，输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来阳城考察的副省长。如此一来，洪大光只好回阳城继续做他的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表面看，省市换届尘埃落定，各种政治势力已经各就各位，可实际上，根本矛盾并没有平息，对立的源头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只是暂时处于休整、蛰伏状态。就洪大光一方来说，在阳城官场苦心经营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边地区资历相当的市委书记大多都已上升，这次进省府班子本来已是煮熟的鸭子，谁知还是被人搅了。至于谁是幕后黑手，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出来，必定是丁松联络了省里一帮老干部所为。在丁松这一边，虽说通过种种努力，暂时阻止了洪大光前进的步伐，可并没能一击置其于死地。省里一位领导曾经劝他，说：大家一起共事几年不容易，有点矛盾也属正常，当饶人处且饶人，事实证明洪大光并无多大问题，最多过个一年半载，迟早还会安排到省里工作嘛。丁松听了，心里自然不会服气。这两股势力的暗中较劲，就像一只巨大的火药桶，不知何时就会爆发，再次把阳城搅得天翻地覆，岂容你一个新来的市长从容做事
再说阳城的特殊市情与财政状况。阳城与阳江虽然都是地级城市，人口、地域状况大体相当，可是区位情况却区别很大。阳江地处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几个大城市的直接辐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属于n省的发达板块。而阳城则偏居江北一隅，因为地理位置的局限，几乎成为一个交通与商贸的死角，幸而开放以来建了长江大桥、铁路、港口等等，才开始加速追赶。然而，毕竟思想观念、社会基础、经济指标诸方面差距明显，在阳江可行的事情，在阳城则未必。试想，区区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区人口不足五十万，却要建鲲鹏馆这样一座超大体量的场馆，不说建成之后是否能派上用场、收回成本，单就建设费用恐怕也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凭借阳城目前的财力状况，何以承担得起啊何况，所谓政绩、面子工程，向来为阳城政坛大忌，尤其是省里一帮老人，更是与阳城这边遥相呼应，时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帮官员身上。前几年，洪大光与丁松主政市府，几次提出要建造万人体育馆、超高摩天楼，无一例外遭到扼杀。
还有，廖志国目前在阳城的实际地位也不容乐观。说起来，作为一座六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又兼着市委副书记，在阳城这方土地上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不说为所欲为，至少也应该少有顾忌。其实并不然。熟悉官场结构者皆知，像阳城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协，很多事情的拍板决定权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加之，阳城官场向来就有排外的习惯，尤其是近些年，鲜有党政领导在省里得到提拔重用，虽然主要是因为内部争斗导致两败俱伤，可很少有人主动从自身找原因，而是结怨于上边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发泄到外来干部身上。古语云，强龙难压地头蛇。廖志国作为一位外来官员，任职阳城不过七八个月，担任市长时间更短，尚处于阳城官场中人眼里的见习期，是个倍受挑剔目光审视的新媳妇，按照常规远未达到可以动手大干的时候。阳城官场本就复杂，外来官员更是受到特殊关注，前边说到的那两句顺口溜，说是一则民谣，却也是对阳城官场的一个生动总结。廖志国以其立足未稳之态，马上就要搞这样一个偌大项目，风险系数颇高。
当然，黄一平也清楚，廖志国性格外向，个性偏强，是个气盛之人。面对阳城如此复杂的环境，他绝不可能等闲视之、无所作为，更不会像民谣所言被动等待别人把自己撵出阳城。新任市长，情况不熟，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命，基本听从于阳城市委市府老班子。廖志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部门主管不太顺手，曾试图作个别调整，却在常委会上以刚刚换届的名义遭到否决。一时间，好多重大事项因为牵涉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他都鲜有表态发言权，更加别说决策主导权。眼下，这个鲲鹏馆工程，其实带有试水性质，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为杠杆和支点，来撬动阳城官场这块庞然大物。直白些说，廖志国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赌的性质，而且一旦真正启动了，不论困难与阻力多大，都不会有多少退路。
廖志国没有退路，黄一平自然也没有退路。
这时，他不由想起廖志国的那个肌体论与境界论。现在，他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廖市长所说的耳目、喉舌、手脚。他只能冲锋陷阵，别无选择。
话说回来，即便江大伟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鹏馆这样重要的事项，从廖市长的本意出发，也希望他这个贴身秘书勇于担当，冲在前边，而不能假手于那个滑头滑脑的江大伟。按说，廖志国与江大伟本来就没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备信任的基础，凭后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难办成什么大事。可黄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长刚上任，就将他从党校调到身边，提了职务不说，还解决了老婆的调动问题。当此关键时刻，江大伟可以耍滑头，他却不能辜负了廖市长的信任与期望。而他，也正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报答廖市长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后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黄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现起换届选举前夕，冯开岭让他帮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选票、写文章、搞小动作等等。往事历历，不必细思便尽现眼前，点点滴滴痛犹在心。可是又一想，眼下这件事毕竟不同。冯氏那些勾当大多在暗中进行，摆不上台面，见不了阳光，而眼前之事却是光明正大的政务，完全可以摆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产生了一种义无返顾的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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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 第2部：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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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性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嗯，不错一看就是正宗农家小院里种出来的小油菜。这种菜，本地传统品种，施的有机肥，也没有农药或化工类污染，吃在嘴里虽然略微有点苦味，可无论营养价值，还是环保指数，同那种大棚产品完全不一样。苏婧婧就像一位蔬菜专家，对着那堆绿油油的小油菜，研究了足有十分钟。
三天内，黄一平已经两次前来阳江，专门给苏婧婧送这种阳城特产的小油菜。
廖志国出差欧洲了，是参加省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省长亲自带队，时间大约一个多星期。这一来，黄一平突然就清闲下来，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
婧姐真厉害，这菜是我父母在自家门前种的，施的全是鸡鸭粪肥，一点农药和化肥也没用，而且我们老家远离城镇，周围十几里都没有什么工厂，浇水、施肥也是从土壤中间接渗透，不污染菜的表面。黄一平笑笑说。
几次送廖志国回来，在这里就餐，黄一平看到苏婧婧食量很小，挑拣得相当厉害，除了鱼虾之类，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对于蔬菜，苏婧婧也非常挑剔，只吃当地菜农自产的几个品种，不喜食大棚里批量生产的那些反季节蔬菜，尤其讨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说来有些神奇，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苏婧婧，味蕾特别丰富、敏感，一盘熟菜端上桌，她只要品尝那么一小片，当即便能品出是否出自大棚、有无使用农药与化肥。
时间是在午后，苏婧婧照例留下黄一平喝茶聊天。这时，楼上传来动静，是苏婧婧父亲午睡完起床了。黄一平从老家买了两百只鸡蛋带给老人，也是出自农家散养的三黄鸡，便提出到楼上问候一下老人。
苏婧婧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曾经做过区、县的党政主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最后从阳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休。苏老主席虽然长期在故乡阳江任职，可与一江之隔的阳城也有些缘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省里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曾在黄一平老家海北县工作一年，不仅足迹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而且以其平易近人、踏实肯干、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当地留下良好声望。据说，那时的四清运动声势浩大，工作队下来如同钦差大臣一般，苏老主席以其资历与队长职衔，在县里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威。直至今日，但凡稍微上了些年纪的海北老人，仍有不少人记得当初那个苏队长，穿草鞋、抽水烟、骑辆破旧自行车。
眼前的苏老主席，表面看慈眉善目、面色红润，整天张嘴乐呵呵笑，与平常长寿健康老人无异，可实际上脑子却不行了，整天坐在轮椅上要么顾自口中念念有词，要么流着哈喇子打长盹，与人对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其症状应是老年痴呆。平时，苏家请了两位中年妇女，都是廖志国的远房表姐，大表姐主要负责买菜、烧饭、日常家务，二表姐则着重照顾、料理老人。作为回报，两个表姐除了领取固定薪金，其丈夫、儿女也都在阳江市里安排了不错的工作，甚至买了房子安下家。因此，两个表姐就像家里人一样，活计做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苏伯伯，我是小黄，海北县来的小黄。黄一平握着老人的手，大声问候。
他曾经听苏婧婧说过，老人脑子虽然不好了，可是也没差到那种程度，属于时好时坏那一类。而且，像所有年迈者一样，老人的记忆具有记远不记近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往事，还时常能从记忆深处清晰反刍出来。
苏伯伯，海北县还记得吗河南招待所，北大街，望仙桥的二麻子烧饼，县政府开水房的杨拐子，汤聋子豆腐脑儿黄一平一口气报了海北好多人名、地名、当地特产，意在引起老人的记忆与回应。
果然，老人的眼睛开始放光，嘴角慢慢扯动。
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性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苏伯伯，那个二麻子不在了，二麻子的烧饼摊还在，是他两个儿子在经营，还注册了商标哩。下次我再来，一定带点烧饼过来给您尝尝，好吗黄一平一脸虔诚，语气恭敬，并不因为老人脑子不好就显得虚假、应付。
苏婧婧端只茶杯，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看着黄一平极尽努力的表演，不时抽张纸巾帮父亲擦拭嘴角的流涎。
其实，黄一平知道，廖志国在这个家庭里，之所以显得有些怯意，或者说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怕老婆，表面看是忌惮苏婧婧的强势，实际上真正畏惧的，应该是面前这个老者。没有苏老主席，就不会有廖志国的今天。
像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廖志国也出身于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众多，家境相当清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廖志国以复读三年的代价，才考取省农学院植保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与专业，除了分数限制，也有经济条件的制约师范、农业、公安类院校入学费用相对较低，在读期间还有一定的补贴。毕业后，分到老家所在的乡里当农技员，一头扎在广阔天地里，风里来雨里去，晒得跟农民乡亲没有两样，课堂所学知识也很快变成经验教训。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农业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也是机缘凑巧，廖志国工作不久，正赶上全国范围整党，他所在的那个乡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联系点，而书记大人正是面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那时的县委书记，与时下同等职级的官员大为不同，衣食住行简单朴素，完全一副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派；进驻乡里绝不似今日这般浩浩荡荡，一辆北京吉普，随行者只有司机加秘书；在乡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同周围普通干部群众马上就能打成一片。而且，彼时整党也不单纯是关起门来学习，或者在报刊上发表些空而无当的讲话、文章，而是走村串户深入基层，到了田间地头随便找个搁屁股处坐下，老汉的旱烟袋也抽，挑粪妇女的茶碗也接，说说笑笑间就把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做了。浑不似现当今，不管多大级别的官员，但凡下到基层视察、调研之类，动不动就是黑糊糊、浩荡荡一字长蛇轿车阵，同级、下级、下下级，迎接的、陪同的、汇报演示的，电台、报纸、电视台，录音机、录像机，大材料连着小材料，不仅跨疆界迎送，而且常常动用警车鸣笛开道，用句时下流行的网络口号，叫做哥搞的不是调研，是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