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秘书

任何一位地方当政者，都不敢小看这批文化名流的作用。一部阳城近现代史充分说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让这批人参与进来，无事一定成为有事，小事一定成为大事，有时坏事与好事也会因之相互转化。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人既是民意的风向标，又常常反过来影响与左右民意。
所谓民意者，民间声音之主流、大潮也，有时表现为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则表现为少数人的强音。在阳城，多数情况下，民意往往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要么喜新厌旧，要么极端怀旧；这山望着那山高，锅里煮的永远胜过碗里盛的；跟着感觉走，尤其跟着反对派的声音走。
就拿眼下的鲲鹏馆工程来说。对于此项目本身，民意起初并不十分关注，因为那样一个莫须有的东西，与千家万户的锅碗瓢盆委实无甚关联。可是，既然那帮七老八十的文化名流讲话了，立即便显得事关重大，成为普通市民话题的中心。就关注内容而言，名流们或许多少还关心一点做什么、怎么做、为何做，民意则主要关注何人在做。按常规，一个刚刚上任的新官，就像蜜月期中的媳妇，多少会让人充满期待与遐想，大众更多地抱着新鲜与好奇感。何况，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未必能够理解政府决策、官员能力之类的内容，或者即便感知了也形不成什么主流意见。相反，倒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反对派，因为善于表达意见率先发言，容易形成对大众舆论的引导甚至诱导。上述那些文化名流，就属于这种少数反对派，却由于其经常表达着与政府相左的声音，因之而成为民众眼里的代言者，左右民意自在情理之中。通过掌控文化名流的话语导向，达到左右整个社会民意的目的，需要具有高超的智慧与技巧。此前五年间，黄一平跟随足智多谋的冯开岭，基本谙熟了这一妙招。现在再次运用起来，完全已经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
民间舆论发动起来了，市级机关马上跟进。为此，除了新闻媒体上的大肆宣传外，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的两场报告会，效果也很显著。
前些时，黄一平召集新闻、宣传及相关主管部门，商量有关鲲鹏馆的吹风、预热，文化、广电、体育等几个部门主动提出，组织省内专家、学者给机关干部搞点专题讲座。廖志国一听，深以为然，当即要求黄一平以他的名义负责协调，由机关工委牵头上述部门共同参与，名称由讲座改为学术报告会。首场报告会，邀请了省社科院院长主讲，题目是城市文化与城市建筑。对于一场普通的报告会，众多机关干部本没有当回事，可是廖志国却极为重视。他授意黄一平与机关工委商定，专门印制了对号入座的入场券，提前发了通知，明确了处、科级及普通干部的参加比例，要求不得迟到早退、有事必须请假，等等。规定时间一到，廖志国不仅早已亲自坐到台下的听众席，而且指令机关工委对照座位清点人数，并当场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说明并追查缺席者去向。这一来，那些人数不全的部委办局一把手慌了，又是打电话，又是派人找，或者赶紧通知来人补缺，还得考虑会后如何写书面检查。
廖志国此举，一来是抓了会风，二来也是给一向慵懒的阳城官场敲了惊堂木，施了杀威棍。果然，等到第二场报告会时，整个机关礼堂座无虚席。那些坐在台下洗耳恭听者，心里不禁暗暗嘀咕：这个廖志国，还真是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另类市长哩。
前边说过，廖志国曾经收到一则短信，是反映阳城官场规律的两个小段子。那两个段子，说是玩笑却又并非完全玩笑，实际上符合人们对官场、官员的认识与理解。本来，在多数人看来，廖志国上任伊始，怎么说也得有一年半载的观望、适应期，大家也乐得借此休养生息，既熟悉一下这个新市长，也思考一番如何才能贴近上去。然而，鲲鹏馆计划一出台，很多人幡然醒悟：廖志国这位新任市长有别于他人，此举意味其将提前开劈三板斧、点燃三把火。这样一来，持观望态度的那些人，就有些坐不住了，而其中某些嗅觉灵敏之徒，更是兴奋异常，感觉机遇将临，遂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起来。说白了，守株待兔对有些领导适用，对廖志国这样的领导可能就不适用。何况，此前关于廖志国视察规划局、百般羞辱于海东的故事，在机关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敲山震虎、杀一儆百这个浅显道理，想必大家都懂。而一步迟、步步迟这个金科玉律，阳城官场诸公更不陌生。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像廖志国这样的外来领导，初来乍到，大家对他不摸底，也很难马上找到接近他的路径。加上，其人性格直率，行事作风疏朗，初到阳城就说了许多狠话，定下多少清规戒律，诸如不吃请不收礼啦，不搞同学同乡那一套啦，不在宿舍里接访客谈工作啦，等等，弄得大家更不敢轻易近前，甚至有些胆战心惊。俗语说老鼠搬鸭蛋无从下手，不光因为老鼠爪子小、力气寡，也是由于鸭蛋本身缺少抓拿，没有下手之处。现在，既然廖志国开始搞所谓鲲鹏馆了，自然就让那些有想法的干部，找到了下手、抓拿之处。
鲲鹏馆项目社会反响之热烈，除了沸腾于新闻媒体、民间议论之外，也还通过各种途径直达廖志国跟前。刚到阳城上任，廖志国承袭了阳江市府的做法，专门开设了邮政、网络渠道的市长信箱，令早已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的市长热线电话恢复正常。因此，对于他的鲲鹏馆计划，就有好多群众来信来电，或是表示热情支持，或是积极出谋划策。来信者中，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化名人等社会贤达，也有普通机关干部、市民群众。其中，竟然就有某文化名流提出：阳城乃古代鲲鹏之城，如今正当跨越腾飞之时，要么不建，要建就要建设具有鲲鹏展翅般气势的伟大工程，如此方才顺时势、合民意、具时代气息这篇文章，迅速在电台、电视和几家报纸上相继报道出来，正好为鲲鹏馆其名的出笼做了铺垫。
对此，廖志国表示满意，说：嗯，不错，领导人的设想、规划能够和群众呼声如此吻合，这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民望工程
其实，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大多系文化、体育部门和新闻单位刻意组织，而黄一平更是真正的幕后总策划。
黄一平突然成了大忙人这种局面，本在预料当中，却又比预期的来得更早、更猛些。
星期天，廖志国照例回了老家阳江。下午，汪若虹陪小萌在房间做作业，黄一平独自在客厅看电视。时下电视节目也是奇怪，平时没空坐到电视机前，煞是羡慕那些有闲阶层，整天拿只遥控器，把个电视荧屏折腾得没一刻安顿。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自己有闲坐下了，洋洋洒洒一百几十个频道，竟没一个看得下去的节目。
正当黄一平与遥控器相持不下的当口，手边的电话响了，是文化局长孙健的声音：黄老弟啊，忙吗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公务，我想邀请你们全家聚一聚，两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顿便饭了，不知赏光否
有空没空自己当然十分清楚，可黄一平还是故意犹豫一下，说：本来有两个应酬，全部给推了。不图别的，就想清静半天。这样吧，既然你老哥相邀，我征求一下你弟妹她们的意见。说着，举着电话进到房间征求母女两个意见，得到积极响应，马上回复孙健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放下电话，还是言不由衷感叹一声：唉，难得一个休息日，也不得清闲。
就这么一个电话，刚刚还烦躁不安的心绪，立马就平静下来。黄一平不禁哑然失笑，心想，重回市府办才不过四个多月，竟然这样快又回到老路了。其实，他很清楚，像他这种长期混迹官场、身处权力中心的人，一般都有个癖好说得文气点是耐不了寂寞，说白了就是闲不住。平常，在外边忙碌应酬惯了，整天吃饭喝酒开会，就连电话也难得有三分钟的空闲，因此总是抱怨太忙，似乎热切希望能得一时之闲，好好享受一番清静时光。可是真到了这种休息日，清闲一天半日了，内心却又特别难受。用汪若虹的话讲，就像屁股底下垫了钉板。女儿小萌比喻得更形象，说爸爸没事在家，身上有一百条毛毛虫在爬。如是，孙健的这个电话，可谓正当其时。不过，黄一平心里也有数，孙健这饭肯定不是白吃，即使没有鸿门宴的意思，十之是有事相求，而相求之事，无非与鲲鹏馆有关。
晚上，两家人如约在城郊一家高档酒店燕翅馆落了座。由于两家大人小孩都熟悉，彼此也没有那么多礼数，菜式、烟酒、饮料等等悉数随意，气氛非常轻松自然。
三杯茅台下了肚，孙健借着点酒劲儿，果然就来了个图穷匕见他想在鲲鹏馆筹建办谋个职务，最好是常务。
老弟你也知道，文化局说起来重要，其实却是个冷板凳，哥哥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有六七年了，如果再不找个机会挪挪，恐怕只能终老此职了。这么多年来，我的情况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的牺牲品。现在，如果能够利用这个项目在廖市长那儿讨个公道，也许还有点翻身的机会。再说，这个场馆本身就是文化项目，我参与进来名正言顺哪。孙健说得情真意切。
黄一平听了孙健的话，心里自然有数。若是放在早先，他对孙健目前的处境也许体会不深，可现在经历过那场风波，亲身体验到官场斗争的残酷无情，已然感同身受颇有共鸣。
说起来，孙健这个秘书出身的局长，确是阳城官场政治角斗的一个牺牲品，且是那种吃饱了哑巴亏的特例。
当年，省国土厅印老厅长担任阳城市委书记，孙健跟在他后边做秘书，深得其赏识与信任。后来，印老厅长与市长洪大光争斗惨烈，前者落败调到省里担任国土厅长，后者升任市委书记。本来，领导败退，秘书落难，天经地义。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孙健不仅未受牵连，反而提拔为文化局长，算是受到重用。乍一看，洪大光对孙健如此安排，表现得相当大度，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开阔心胸。在官场，很多领导与秘书之间，犹如师生、师徒一般，一朝为主仆终身如父子，跟了哪个领导就算是入了其门下。孙健跟随印老厅长多年，彼此之间无论公务还是私情，都不是一般的默契。现在，印老厅长败走省城，洪大光以胜利者姿态入主阳城市委，没有将你孙健打入十八层地狱，就已经算是非常人道与客气了。相反，人家洪大光上任后首次调整人事，便亲自提名孙健主政文化局，进入政府组成人员序列，升了官职掌了实权。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孙健，就是印老厅长也感觉震惊，机关上下更是大呼意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洪大光这种安排的真实用意，却又慢慢显现。不错，洪大光当初是没有考虑个人恩怨，很快提拔了自己冤家对头的秘书，且将孙健放在一个政府部门主官的位置。可是，无论排名顺序还是实际权力，文化局长在政府部门只能算是二三流机构，孙健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六七年，而且无论怎样努力表现，却没有再挪动过一步，用阳城俗语讲，硬生生将鲜肉摆臭、热豆腐搁馊了。那些当年和孙健资历相当，甚至远远不如他的秘书，早就已经动过若干次，或者在机关里轮转了几处好位置，或者外派到县、区做了封疆大吏，有的还提拔到市级班子。不死不活如孙健者，确是绝无仅有。说到底，洪大光赏给孙健的原来是一根鸡肋。
前任市长丁松虽然与洪大光不对头，可在对待孙健的问题上，却是讳莫如深，回避尚且不及，更加不会插手干预了。官场关系，浑如时下的国际关系，也似当年国共统一战线，有诸多微妙之处。有时，敌对双方表面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实质上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斗争又合作，且对立且统一。近些年的阳城官场，洪大光与丁松斗得你死我活不假，可未必这种争斗之外就没有合作。有时彼此需要时，照样有商有量默契异常，譬如你提拔一个人，我也马上跟进一个，皆大欢喜。可是遇到像孙健这样的夹缝人，大家却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关照。丁松这边，从某种角度而言，甚至乐于看到孙健长期受压制，以此扩大印老厅长对洪大光的敌意，形成坐山观虎斗之格局。的确，年前省里人代会上，正是印老厅长冲锋在前，洪大光才栽了个天大的跟头。
话也说回来，孙健乃官场浸润多年之人，岂能不知自身艰难处境，又岂能甘心长期陷此困境。多年来，他就像一只孤独盘旋于苍天的猎鹰，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摆脱出来。眼下，新任市长廖志国搞的这个鲲鹏馆，令他马上嗅出了机遇之味。他想，廖氏新官上任，首度出手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定具有测试、笼络人心等多重功能。他也明白，这个工程目前尚在筹划阶段，八字不要说一撇，就是一点也还没落笔，具体方案、打算全在市长肚子里，周围很多人虽然蠢蠢欲动，却都面临两难境地：时机不成熟，不知从何下手，盲目、冒昧行事容易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可是，节奏慢了，动作迟缓了，有时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就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先，错过良机，瞬间落伍。这个分寸的把握，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在于随时掌握廖志国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相机行事。而最易获得这种信息者，自然是市长秘书黄一平。因此，孙健凭借与黄一平的良好关系，欲拿后者作为接近廖志国的敲门砖与垫脚石，可谓聪明之举。
说起黄一平与孙健，确乎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
想当年，黄一平由阳城五中借调市教育局，市府办前来招考秘书，正是时任市府办副主任的孙健负责经办。那时的招考，可不像现在这般全凭试卷分数定取舍，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综合考量，经办人员握有极大自由裁量权。黄一平入选，孙健的良好观感便起了很大作用。及至后来到市府当了秘书，孙健对他多有关照，时常在业务上详加指导，人际关系等敏感问题也偶有点拨。直到孙健调到市委办，两人之间还时常往来。最近这几年来，孙健在文化局主政，依然没有忘记他这个小兄弟，断不了送点戏票电影票，且时常约了两家聚会吃饭。上次那场波折，很多人都有意疏远他，孙健却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现身说法安慰有加，在同级官员中已属难得。现在，孙健提出这样的要求，黄一平虽然无权决定，却也不好断然拒绝帮忙。当然，黄一平心里清楚，廖志国亲自决策的这个鲲鹏馆，孙健图谋筹建指挥部常务副职，断非一般的角色，绝对应当是廖市长信得过的红人。这件事，他一个秘书又哪里敢轻易点头
这事你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但是能否做成不敢保证。不过，我相信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孙兄为人善良，也应该峰回路转、有好报应了黄一平出言得体，也很诚恳。
驻京办主任徐晓凡专程从北京打了飞的回来，半夜三更按响黄一平家门铃。
来者孤身一人，手捧偌大一只纸箱，落座时已是气喘吁吁，浑身热气蒸腾。
专供国宴用的茅台酒、中华烟，东西不多，关键全是真货。徐晓凡指指脚下的箱子说。
黄一平赶紧拉他靠近空调，拧了热毛巾擦汗，又从冰箱里取了西瓜出来，问：这么晚来，一定有重要事情
徐晓凡稍稍定了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半夜三更敲门打扰，是有点小事托你帮忙。
徐晓凡说的小事，也是关于鲲鹏馆项目希望从北京调回阳城，参与此项目的筹建。
黄大哥啊，虽然我远在京城，可最近一直关注廖市长上任后的动作，今天上午才得到确切消息。我一想，这么大的工程肯定是市府一号，我本身就是学的建筑，应该可以回来做些出力流汗、跑前忙后的事情。这件事，你得帮忙
黄一平听了，倒是有些吃惊。
这个徐晓凡，年轻黄一平六岁。其就读的省某建筑学院，本是个杂牌三本，却由于挂名n大学，便和黄一平搭上了校友关系。说实话，徐晓凡其人虽然头脑聪明、为人机敏，善于拉关系、跑门路，办事也算干练，但从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却不是什么堪大用之材。大学毕业之后，徐晓凡依仗其老爹是本市有名的企业家、亿万富翁，轻松分配到事业性质的建筑设计院，很快当上了副科级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即利用政策空当调到规划局机关，自然而然地转换成公务员身份。后来，从副科长、科长到局长助理，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等到担任驻京办主任时，已是阳城政界最年轻的副处官员。照理说，目前在这个位置任职还不满三年，不该再有什么想法了，可是人家有老爹的金钱撑腰，这个道理便是最大的道理。何况，依据惯例，他既然能想到，多数情况下就一定能办到。
按说，像徐晓凡这样背景深厚之人，其老爹在阳城有如此势力，各路官员皆能通吃，即使洪大光、丁松争斗得不可开交时，在对待徐晓凡的提拔使用上，观点、态度却非常一致，而且是少有的一致。个中缘由，自然大家心知肚明，皆系孔方兄一人之力也。因此，仅仅凭借这一点，要想攻下廖志国，完全可以无需求助黄一平。然而，世间万物一切皆有其定数，这里面有个特殊背景不得不交代：也是大半年前，省里某位厅长图谋副省长职位，不想遭遇竞争对手攻击，很快因经济问题落马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中有一笔百万元巨款，便是徐晓凡老爹贿赂的。此事通过媒体、公诉书昭告天下，徐老爹虽然免于牢狱之灾，却也上了检察机关行贿的黑名单。在此情况下，省内官场、尤其阳城政界中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廖志国新来阳城且有三不铁律，更是不敢亲近。
除了上述背景外，徐晓凡找黄一平帮忙，也有一个相当充足的理由两人同为n大的校友，分别兼任阳城校友会正副秘书长，平时接触本就频繁。去年底，黄一平落难党校时，因为不堪忍受那里的冷淡与压抑氛围，曾经找到徐晓凡说是商量对策，其实是希望到他老爹的双仁集团谋个饭碗。徐晓凡相当够意思，二话不说马上给老爹打了电话，当场就许下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基础年薪三十万元，外加年终分红，配备帕萨特专车一辆。事后，黄一平经过再三权衡，又有汪若虹的坚决反对，虽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可对徐氏父子的慷慨还是心存感激。这份雪中送炭之情，岂有忘记与不还之理
我还是不太理解，你在驻京办主任位置上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想起要回来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就是挪屁股也得挑个好位置呀。何况，这边不少人早就虎视眈眈你那个位置，单等着伺机争抢这个肥缺哩。黄一平实话实说，并非借故推托。
唉实话也不瞒你，别看我当初是阳城官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可事实上现在早就被好多人超越了，而且驻京办又不是什么正规单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文件下来就撤了。如果现在借这个工程回到本土，或许日后能有个不错的安排。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我这个驻京办主任，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风光无限，其实牛马猪狗也不如，两三年下来装了一肚子苦水，三天三夜都倒不完徐晓凡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形象，满脸愁云惨雾。
接着，徐晓凡便掰开手指，历数驻京办主任三年中，饱受的满腔冤屈与不平。
首先是阳城来京的领导颇难伺候。接待、安排好这些领导的衣食住行，是驻京办的一项要务。阳城市几套班子的头头脑脑，平常在地方上如同土皇帝一般，大小事务依赖惯了。这类要员到了北京，还以为自己身在阳城，一切派头、排场、规格依旧，时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飞机非头等舱不坐，火车非软卧下床不要，还不能是靠近厕所、开水房的位置。机场迎接最好到舷梯口，车站往来必走贵宾通道，即使在长安大街上行车，也恨不能一路有警车开道。可是，这些人也不想想，在阳城你是最高首长，交警见了老远得立正敬礼，身边永远簇拥着逢迎恭维之人，而京城是全国首都，高官显贵遍地皆是，即便部长专车违章也照罚不误。徐晓凡初到任上不久，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洋相：市里某主要领导到京城出差，点名要住某著名宾馆套房，据说该宾馆前只有部、省、军区以上级大员才有资格入住。大堂登记时，服务员说房间没有了，只有普通标间，徐晓凡正色道：我们领导点名要套间。服务员问：你们领导什么级别徐晓凡答：正厅。不曾想，那服务员嘴角差点笑豁，一脸不屑道：嘁一个小小正厅在这里也算领导喏，那边沙发上一溜正省哩。
你说，为了让领导满意，我们在北京得赔多少笑脸、磕多少响头而且，更难服侍的是领导们的妻子儿女、七姑八姨，这些人有时比领导还难弄。比如，唉，不说也罢徐晓凡本想举例说明，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其次是市委市府大院里的那些机关干部，也是怠慢、得罪不起的。徐晓凡到了驻京办才知道，每年往返于京城的阳城官员之多，几乎涵盖了所有单位、部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别看来者只是个平级的主任、局长，甚至级别还要低一些的处长、科长，可到了北京他是客，你是主，就得像接待贵客、服侍大爷一样，住宿、吃饭、票务等等稍不合心意，或者提出的什么要求没能及时、充分满足，马上脸色就不好看。也有些人当时不说什么，可回到家就漫天骂娘，传播速度与歪曲事实的水平，绝对超过、cnn、bbc之流，搞得你立马在阳城臭了半边天。
还有就是阳城籍在京的官员、学者、艺术家，这些乡亲也是频出难题，不好对付。广泛联络在京的阳城籍人士，积极促进其贡献、服务家乡，是驻京办的另一大主要功能。所谓联络感情，自然得主动上门赔笑脸当孙子，有时还得帮人家排忧解难办实事。通常情况下，那些居高位握重权的大官还好说，就怕那些司局级、处级乃至更下级官员，在国家机关大多属于贫下中农，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却最善于耍威风摆谱儿，也最能占小便宜贪好处，什么发票报销、节假日买票、家里请客招待，甚至就连帮小情人租房子、买礼品，等等，都绕着弯子找你揩油。这帮人你还不能得罪，因为不知哪块云彩什么时候会下雨，万一有事求到人家门上，到时候摆冷脸耍大牌事小，一旦刁难起乡里乡亲来，保证胜过南霸天、狠过黄世仁。
你说，在京城那样的皇城根下，一个小小阳城办事处算个什么我一个副处级主任又算哪根葱不要说面对大机关大领导，就是在北京那些普通市民面前，我们都像个盲流，有时坐了北京人开的出租车、三轮车，对方只要一听你的外地口音，立马就口气大变，三言两语聊下来，你恨不能上去踹他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