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二十讲

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性释放1次到次的男性占％，其余％的男性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有％的男性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性高c的性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熟人之间。至于女性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部书中详述，但尽管女性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性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体是否有可能按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高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性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性教育、性制度和性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禁欲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性活动方式，无所不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性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性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性高c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性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联系。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经历。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青少年的犯罪，讨论着强化法律，讨论着制定专门的性法律。人们知道，远在这种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s出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性态度和性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种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3）
科学界对性的讨论中，也极少注意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性。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按个人口味处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性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性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性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出现，或表明这类性释放途径在总体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再进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根据事实材料证明：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性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因此，对这类性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
“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体的生理健康相抵触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性活动。但是这样一来，就立即涉及两个定义：个人的生活怎么才叫好？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才叫好？而我们知道，这两方面的定义远不如生理学对健康的定义来得精确。绝不能说任何偏离性道德的性活动，或任何违背社会禁忌的性活动，都总是甚至永远是某种神经病或精神病。我们所调查的大量个案中，大多数从事违背禁忌的性活动的人，都没有因自己的性活动而产生特殊苦恼。许多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医生，以及其他治疗社会适应不良症的人，常常认为大多数人在评价自己的性活动时都遇到障碍或苦恼。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个门诊部并不等于全社会，一些病例也不等于总人口。实际上，种种“反常性活动”之所以总是造成精神病和变态人格，只不过因为那些前来求医者，都对自己的性活动感到不安与负疚而已。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在社会上和学业上非常成功的人物，如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为人师表者、医生、教士、商界巨头和政府高官。他们都清楚地知道社会对性活动的禁忌是什么，但他们也都在采用几乎所有被称为反常的性活动方式，并且安之若素，并未去求医问药。因此，门诊医生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发现和治疗那些人格欠缺者、智力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应该解决某些人的内心冲突——他们一旦发觉自己的行为偏





性爱二十讲 第 13 部分
现和治疗那些人格欠缺者、智力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应该解决某些人的内心冲突——他们一旦发觉自己的行为偏离了人群中的平均值和中庸之道，偏离了社会制订的习俗，就会自我崩溃而患精神分裂症。医生们不应该去干涉其余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虽然有同样的行为，或有更高的“反常”发生率，却既无个人苦恼又无与社会失调感。如果门诊医生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反常性活动的类型和发生率，其实恰恰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他们就会照上面所说的去做，并从中更深切地、更广泛地了解那些调节良好的个人的性经历。
人们的性经历中的大多数苦恼，是社会获知个人行为后所作出的反应的结果，或是因个人对社会一旦发觉自己行为后将如何反应抱有恐惧所造成的。现今社会中，法律把性行为区分为“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但这一标准既不是来源于生物学资料，也不是来源于大自然本身，而是因循着古希腊古罗马的旧制，就连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也不过如此。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像性学这样，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仍满足于两三千年前的魔法巫师的分析。
我们的社会组织，为什么非要对“反常性行为”作出如此反应呢？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道德，无论涉及食、衣、性，还是宗教礼仪，从本质上来说，既不是人类经验的归纳总结，也不是对客观材料的科学检验。但遗憾的是，现今对性行为的研究，往往只不过是用客观科学的假面具加以掩饰的道德评价，而且这类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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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4）
影响个体差异的因素个体性行为的差异，主要是三大类因素造成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生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遗传作用。其余的依次为年龄、性激素分泌水平、营养状况、维生素摄入状况、一般健康水平、神经系统状态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心理因素的范围极广，最主要的是过去的经历对目前行为的调节。从最低等的动物到最高等的人类，只要有中枢神经系统，便莫不如此。个人性释放的差异，依赖于他是否获得和获得何种性经历，以及这给他后来的活动带来何种暗示。这就涉及和包括了个体以前和目前所处的环境如何这一问题。
社会因素主要指个体的社会群体归属状况。一般说来，个人的性活动，不过是他所属群体的性活动模式的反映。同时，大多数人也反过来运用理性来确认、选择和满足于归属某一社会群体，并把自己的性活动也理性化了。
除了上述泛泛分析外，我们准备以两方面的极端情况为例证，具体讨论个人性释放的差异，即低频率现象与高频率现象。
一、低频率性释放与性欲升华
低频率是指，一个具体个人的现实性释放频率，低于少于他在无阻碍状态下可以达到的频率。但后一“理应达到的”频率是很难确定的，因而低频的程度也就难于确定。只有少数例证才能作出这种分析。例如：调查16岁到20岁单身男性2868人后发现，他们的平均性释放频率为每星期次，而同年龄组的在婚男性的平均频率为次。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于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禁阻。这样，相对于在婚者，单身者可称为低频率。但在婚者实际上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如妻子月经期、孕产期等；还有其他顾虑或干扰，如人类总是企求某种隐秘状态或场合，其实在性欲勃发和性j中，隐秘状态并非总是有利；再如一夫一妻制的限定和道德对许多种性满足方式的禁忌等等。因此，在婚者的理应达到的频率，也会高于现有数据。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的人超过每日一次，而且其中大多数人也仍存在某些阻碍因素，所以说，至少在这些人的青春期后510年内，他们可以达到更高的频率。
短期内根本没有性释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平均频率低到每星期次以下的人，在31岁以下的男性中只占％，5年内平均每星期仅有次甚至根本没有的人，只占％。这样的男性，一般说来就可称为低频率者。
关于低频率现象，有一种著名的理论，叫作“性欲升华”，即把性能量转而释放于文学、艺术、科学或其他社会所赞赏的活动中去。这种理论并非弗洛伊德于1938年首创，而是源于基督教时代乃至古希腊时期之前。那时的道德领袖，用“升华”这一术语来推行禁欲、自我控制、严格压抑，以及其他种种苦行主义，而这些恰恰都是早期弗洛伊德所反对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是如何被转变为道德说教的。
升华理论缺乏客观科学验证。尽管许多个人的确在拼命努力控制自己的性反应，减少性高c频率，但他们的性能量果真转移到“高层次”事物上去了吗？若确实如此，那么他们不但理应减少或限制自己的实际性反应，而且更应该毫无精神上的烦恼与不安。援引某些出类拔萃之辈为例，并不能说明升华理论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援引者真正知道当事者的性经历是什么样。
我们的调查可以检验一下升华理论，并揭示低频率现象中的其他因素。我们调查了179个36岁以下的男性，他们在至少5年内每星期平均只有性释放次或更少。结果，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一）179人中只有9人（5％）是由于健康、性激素分泌不良或其他生理因素而造成低频率。
（二）至少有％的人属于性冷淡者，或如通常所说，是“性欲低下者”。不管出于何种生物、心理和社会原因，这样的人总之是客观存在着的。他们在一次性高c之后，会数日或数星期再也没有性唤起。心理刺激对他们很少起作用，甚至抱吻和抚摩生殖器也无济于事。这种现象在女性中更为常见，约可占30％。我们调查的这类男性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一般都是非常遵从道德的，认为控制性反应乃轻而易举之事，并乐于把自己作为性冲动其实并不存在的活例证。但是，这些人与其说是性欲升华者，不如说他们的所谓升华，不过是对性欲的认知欠缺。他们是性瞎子或性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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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5）
（三）有35人（％）是由于性j往困难而无法从事性活动。他们的性能力一直没有被唤醒，一旦他们开始首次人际间性j往，就会离不开规律的、较高频率的性释放。显然，这类人也不是性欲升华者。
（四）有一些人是由于外界环境突变而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性释放频率。最典型的是入狱犯人。他们即使用自我刺激、夜梦s精或同性性行为来解决问题，其频率也比原来少得多。他们大多倾向于从事那些并不必然和直接导致性高c的性活动。他们认为：看性图片、听性故事与实际触及异性之间没什么大区别。他们也不是升华的例证，因为他们少有或没有需要加以升华的已唤起的性能量。
除此外，我们的调查中有％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例如离婚、妻子生病等等，因而性释放频率较低。
（五）最后，有％的人是出于对性的某种恐惧。有的人害怕为建立性关系而接近他人；有的人害怕社会对自我刺激、婚前性j或同性性行为的禁忌；还有的害怕自己内心对此类活动的渴求与冲动。他们大多确曾诉诸宗教忏悔、自我惩罚或苦行，以求避免进一步的罪恶。但他们仍然不是性欲升华者，而是一般的宗教徒。
这方面，我们还有其他调查材料。我们调查了134个性方面拘谨的男性，其中％是2030岁的，％是大学文化，％属于白领阶层，％信奉新教。结果发现，不论单身者还是在婚者，其性释放频率比起全美国男性平均数来，都低三分之一到一半，其婚前性j发生率仅是全国平均数的7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坚信自己的性哲学，许多人自誉为性欲升华的完美典型，许多外人也如此称道他们。不过，他们之中有几个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而参加我们调查的几位精神病医生都诊断：他们中非常多的人是神经机能症患者。
性释放频率低的人里是否有哪怕部分升华者；特殊群体里如教士中是否有升华者，都难于确认。确定无疑的倒是：在我们的大量调查对象中，升华者太罕见，不足以从学术上认定其存在可能性。如果考虑到升华理论广为传播和易于被接受，考虑到如此之多的人在为这一目标而献身，那么也许可以说：升华至多只可能存在于不足人口5％的性释放较少的人们之中。
二、高频率性释放
大多数人的性释放频率不高不低，因此人们不相信或无法理解高频率者的存在。珀尔在1925年的研究中还认为，这种人“非常罕见”。其实不然。每日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人，占％。
高频率者包括各色人等。3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中的高频率者，都比50岁以上各年龄组中的多4倍以上。单身者、在婚者、曾婚者中的高频率者则基本持平。不同受教育水平和不同社会群体中，高频率者所占比例也相差不多。这就说明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具体个人，可以同时既是性的积极分子，又是社会的重要人物。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中，高频率者明显地少。下层社会的人们，有％是高频率者。这又一次说明：如果所在群体对性活动的阻碍比较少，比较公然地和持久地蔑视法律与社会偏见，那么其中的大多数个人就会具有积极得多的性活动。这也表现为：高频率者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的比例，少于职业学校毕业生中的比例；白领上层又少于其他阶层。在普通劳动者中，每日一次性释放是司空见惯；许多人临睡前和晨醒时各有一次；那些中午能回家的人就可能达到每星期21次。
反复s精指在一个短时间内陆续多次地s精。许多人只是偶然有之，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长期地、规律地发生。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80个白人男性即是如此。其中有许多人在一个晚上的几小时内，间歇地性j2次、3次或更多，并均达到s精。但更普遍的情况则是，男性在同一次连续不断的勃起和性j中，陆续地s精2次或更多。有些生理学家只承认女性具有连续达到性高c的能力，却怀疑或否认男性也能如此。这恐怕也是由于人们无法理解与自己相异的现象，即使科学家也罢。我们调查了这些男性的妻子或女伴，证实了这一现象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即使在同性性行为中，这种反复性高c也同样存在。当然，它的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青春期前最多，成年男性就很少能做到了。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6）
如果作为某种特例，男性卖y者的反复s精更为常见。这常常是卖y交易中明确要求的。女性卖y者常常在“干活儿”时没有性唤起，也没有性高c，男性卖y者却不得不运用某些性技巧以求反复s精。我们调查了一个39岁的黑人男性卖y者，他从13岁到39岁，平均每日s精3次。直到39岁的今日，如果顾客要求的话，他仍能够每日s精68次。
此外，我们还深入了解到6个上流社会人士的情况，内有律师1、教师1、科技人员3。他们都在3040岁，他们的性释放频率都非常高。但他们不肯披露详情于此书中，只好暂付阙如。
总之，我们不应该再相信偏见和猜测了。对大多数男性来说，这个世界一直是富于性刺激的，他们的性反应也一直是规律的和强烈的。
节选自《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潘绥铭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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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1）
［奥地利］赖希
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心理学家，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员。由于纳粹的迫害，从1934年起，赖希流亡丹麦、瑞典和挪威，于1939年5月定居美国。著有《性格分析》、《性高c的功能》、《文化斗争中的性活动》（英文版名为《性革命》）等颇具影响的性学和心理学著作。
【编者按：本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述了性压抑的社会功能，分析了性压抑在法西斯主义社会心理中所起到的作用。】
甚至列宁也注意到了群众在起义之前和起义过程中有一种特定的非理性行为。关于1905年的俄国士兵起义，他写道：
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
《论宗教》第65页《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3页。
任何神秘主义者都根据人的永恒的道德天性来解释这种行为，并认为这种道德天性禁止向神圣模式和“国家权威”及其代表造反。某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无视这些现象，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它们，因为从纯经济观点出发是无法解释它们的。弗洛伊德的观点非常接近事情的真谛，因为它承认这种行为是幼年对父亲人物的犯罪感的结果。然而，它未能向我们说明这种行为的社会学根源和功能，因此拿不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它还忽略了这种行为同广大群众的性生活的压抑和扭曲之间的联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考察群众的这些非理性的心理现象的方式，有必要粗略地看一下性经济的探索路线，这个问题在别的地方还要详谈。
性经济是一个研究领域，很多年前由于机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应用从而从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社会学中产生了它，它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见解。它从下列前提出发：
马克思发现，社会生活是受经济生产的条件和这些条件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时刻造成的阶级冲突所支配的。在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中，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很少求助于野蛮力量；它的主要武器是它对于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权力，因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已经提到，在马克思看来，具有心理和生理性情的活生生的生产者，是历史和政治的第一个前提。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的“历史的主观因素”，却没有得到考察，因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因为当时科学的心理学还不存在。为什么人允许自己被剥削，在道德上被凌辱，一句话，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屈服于奴役，并没有得到回答。马克思已确定的东西只是社会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剥削的机制。
大约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使用了一种他所说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发现了支配心理生活的过程。他最重要的、对现存的许多观念具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影响（起初使他仇视世界）的发现如下：
意识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无意识地发生的因而不易自觉控制的心理过程支配的。每一种心理体验（不管看起来多么无意义），例如梦、无用的动作、心理疾病和精神错乱的模糊发音，都有一种功能和“意义”，如果人们能成功地追溯出它的病因，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曾经完全蜕化为一种大脑物理学（“大脑神话学”）或一种神秘的客观的格式塔理论的心理学，就进入了自然科学的领域。
弗洛伊德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甚至儿童也有一种活跃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同生殖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性与生殖、性的与生殖器的，不是同一回事。对心理过程的分析解剖进一步证明，性，或毋宁说它的能量，即力比多（身体的力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动力。因此，生活的生物前提和社会条件在头脑里相重合。
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2）
第三个伟大发现是，儿童的性活动（父母与孩子关系中最关键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是它的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害怕因性行为和性念头受惩罚而被压抑的（“害怕阉割”）；儿童的性活动受到禁止并从记忆中被根除掉。因而，尽管儿童时期的性压抑摆脱了意识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减弱性的力量。恰恰相反，压抑强化了它，并使它在头脑的各种病理失调中表现出来。由于在“文明人”中间很少有不符合这个规则的例外，所以弗洛伊德说他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病人。
与此相关的第四个重要发现是，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神圣的起源，而是来自幼年时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归根到底，这些反对儿童性活动的教育措施是最有影响力的。最初在儿童的欲望和父母对这些欲望的压制之间出现的冲突，后来成了个人身上本能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成人身上，那些本身无意识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理解性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的规律；它支持性压抑（“性阻力”），并要求广泛抵制对儿童时期性活动的“揭示”。
每一个这样的发现（我们只提到了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最重要的发现）都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构成了对反动的道德哲学，特别是宗教形而上学的严重冲击，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主张永恒的道德价值，认为世界处在一种客观的“力量”支配之下，除了把性限定在生殖功能上而外，还否认儿童时期的性活动。然而，这些发现未能发挥重大影响，因为立于其上的精神分析社会学阻碍了它们以进步的和革命的冲动方式所提出的大部分东西。在这里我们不便证明这一点。精神分析社会学试图像分析一个人那样来分析社会，把文明的进程和性满足绝对对立起来，把破坏的本能当作永远支配人类命运的首要的生物学事实，否认原始母权制时期的存在，由于回避自身发现的结果而最终成了一种跛脚的怀疑主义。它敌视根据这些发现而进行的努力，倒退了许多年，它的代表顽固地反对这些努力。但所有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维护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反对任何一种不管出自任何缘故的攻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