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日谈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





女人十日谈 第 10 部分
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
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36岁，女儿18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性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n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
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
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
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是意识形态。你只要一反驳他，他就对你发动猛烈的政治政势，而且没完没了。
我们车间有个技工，是个老姑娘，名叫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战争年代曾在前线当过护士，受过勋，而和平时期，她的作风是大胆和独立。支书早就想开除她，无奈车间的生产要依靠她，厂方对她评价很高。这个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见工人们讨厌支书，甚至许多人开始调离我们车间，所以她决定支持工人，帮他们摆脱那个恶魔。她首先与最要好的工友达成了秘密协议，因为他们率先支持她，尔后其他人也纷纷响应，她的计划，就是把支书搞掉。
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周围是椅子。尤丽娅同工友们商议，决定提一个富有“首创精神”的建议：每人都把这第一次奖金捐献出来，塑一座列宁像来取代喷泉——以感谢党和国家今后的每次奖金。
我们都热烈期待着车间年会。通常宣布开会时，工友们，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逃避。会议常在工作之余召开，为了防止不自觉的的工人逃会，他们在开会期间总要把大门锁上。但厂内还有几个小门，女友们往往会从这些小门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队买食品。但这次开会大家都到场了，他们都想看看尤丽娅发起的反支书活动怎样收常虽然大家的钱都不富裕，这点奖金也不至于撑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书，大家都不会吝惜这些钱。况且，无论如何，车间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剥夺过一些钱。他还曾给队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凡是违反纪律者都要惩罚，不许漏掉一个。所以，工人们无所失，技术员和队长很明智，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受的气也太多了：以前他们负责生产，现在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听命于支书。
会议终于开始了。车间主任上台公布了所有有关我们的数字：计划、超计划、超额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等等，然后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书爬上讲台，开始讲他的老套话：党如何关心所有的工人，给他们发年终奖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觉……如此等等。
支书讲完后，尤丽娅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复着支书刚才所说的一切：党……政府……政府……党……事实上，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到来——听她给我们讲这些老套话，我们都感到吃惊，担心她最后说走了嘴。她不停地讲啊讲，还不断盯着门口和手表。支书是会议主持者，他用铅笔敲桌子，说：“时间，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她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点了下头，继续说她的，这次说的全是引的列宁的话：“正如列宁所说，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支书叹息了一声，他毫无办法：他不敢冒险打断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宣讲列宁语录的讲演者。
尤丽娅正大谈列宁时，门开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严肃地走进了大厅，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厂报编辑。编辑赶忙走向支书，弯下腰来同他耳语几句，其实大家都能听到：“从《真理报》来的。”
支书大喜，哈腰示礼并张开双臂说：“欢迎。欢迎。”
同时他示意尤丽娅停止演讲。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大声宣布：“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们车间的一伙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决定，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们谢绝第一次奖金，用这些钱在工厂公园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像来取代喷泉。”
这么长时间，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整个大厅里欢声雷动。尤丽娅稍停了一下，掌声过后继续说：“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厂领导，首先是我们尊敬的支部书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支持。”
她转向主席团，微笑着邀请支书站到她讲话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您的答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团有一半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早已知道尤丽娅的主意。另一半，支书的好友们觉察到了他的不悦，开始耸耸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们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到台上，开始说：“我不知道谁批准了这一独立活动。谁允许了这个轻率的首创？谁批准了？党支部不能支持这个不成熟的首创。首先，我们必须与同志们讨论，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之后，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团负责人，提前已知道这事。他说：“我感到惊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没想到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会这么做。您所说的‘独立’是什么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创一定是独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编织而成的，像有时还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共青团员完全支持车间工人们的首创精神，此外，我们准备承担为列宁纪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务。取代官僚主义的喷泉的不朽的列宁纪念像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