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

而且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王书辉在现代社会里总结出来的简单概念，别说在现代社会里都不一定非常的准确了，把同样的概念拿到已经完全的面目全非的17世纪的复兴党中国的话，这个道理的合理性就更加的有问题了。
比如说，他在东北到华北的各个农场、工厂的考察中他就发现，人民群众的帝国主义的功利心还真就不是政府方面忽悠起来的，而是在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但是绝对不能过高的估计人民群众觉悟。人民群众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积累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然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实实在在的总结和理解，然后才能真正的觉醒。
为什么后世人总是要超越过去的人，原因就在于后世人比过去的人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他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人民群众的觉醒也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为什么农民起义的成果总会被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封建地主阶级所篡夺？原因就在于，得不到文化知识教育，没有基本的素质和素养，人民群众不能够拨开封建地主阶级制造的大量个宗教的、礼法的、理论上的各种愚民主义手段的面纱，对于世界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对于经验和教训进行清楚明白的理解和总结。
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发起各种各样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因为基于科学的理论，没有彻底的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的那种实践的话，人民群众是无法真正的觉悟起来的。
疫苗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疫苗就是一种先让人得病，然后让人通过轻微的得病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抗体，从而使人本身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抵抗能力。
正是基于这种原理，马老人家才会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进行肯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马老人家还非常乐于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繁荣。
因为马老人家知道，那种在一定时间内非常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站在“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角度上讲，马老人家才会觉得，这种生产方式是有利于革命的到来的。他才会带着欢迎的态度，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造更多的它本身掘墓人。
你告诉一个人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可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通过实践检验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他本人会真的认证和理解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吗？
从人类自身的实践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摔跟头而不是成天的无微不至的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原因。
王书辉知道封建主义不好，可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吃的苦受的罪，中国人民会跟着复兴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拥护复兴党的反封建的号召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而且即使复兴党已经把封建主义的坏处说的明明白白，大部分中国人民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坏处了，可是复兴党中国里那些有年纪上岁数的老人家，还不是觉得复兴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个坏人伦，堕人心的坏世道吗？
所以说，如果人民群众自身没有感受到帝国主义那一套的坏处，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去反对帝国主义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对于中国人民的觉悟的看法是既积极有消极的。
积极的原因就是，王书辉知道只要认识到某些理论的坏处，在实践当中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那些理论的坏处，中国人民就会变得特别的雷厉风行，立即开始展开对于那种坏的理论的反对行动。
消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帝国主义这一套的坏处，至少要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才能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从后世的现实来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里，不觉得帝国主义有什么坏处，幻想自己能够从利益既得集团手中分享帝国主义红利的人，在中国还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





时空之门1619 第489章 进入倒计时的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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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口白牙的讲理论，这么做是没人相信的。
但是讲理论的同时，随着理论而来的政策和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给人带来好处的话，那么不管这套理论有多么惊世骇俗，只要这套理论能够实现自洽，大部分人就是都会接受这套理论的。
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在后人看来并不怎么高深和复杂，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内容。王书辉自己的水平有限的同时，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那么深层次的实践，所以王书辉选择的也是很简单的能够和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东西。
总的来说，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以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世归一律》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物一统律》为基础理论，然后结合各种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基础的进化论内容的《物竞天择律》为框架，推导出工业生产胜过手工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胜过小农生产的工业化思路，最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清楚，推出最终的必须以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己任的工业化政党理论。
这一套理论在制度上的体现，一个是坚持复兴党领导国家，一个是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作为现代人，王书辉即使对很多理论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能够做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把后世的东西拿到这个时代来用。
不过就他的个人能力来说，前三十年的理论和思想虽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先进性的理论，但是他和他领导的复兴党驾驭不了这套理论体系。
当然了，他也不会真的就把那一套让江山变色，让人民遭殃，制造了一大帮打着精英主义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特色理论体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来。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场上，对这一套理论相当的警惕。所以他才会把复兴党的肃委会、纪委会，设置到和国家审计和统计委员会、国家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同等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上去。
特别是即使为了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整体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的经济活跃贡献力量，但是复兴党对于那些在复兴党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现的比较顺从，身上没有血债，没有民愤，能够被动和主动的将土地上缴，主动和被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资本家们，态度仍旧是非常的惊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没有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的遭遇那么可怖和凄惨，但是因为他们的脱胎于这个阶层，复兴党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非常纯粹，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工限制的超级廉价劳动力。
目前阶段里，那些接受过当地中华帝国驻军一年左右的简单纪律和组织培训的朝鲜人和倭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最喜欢的用工对象。
截止到1638年，中华帝国在南中国海各藩属国的企业，几乎每年都要吸引几万名朝鲜和倭国归化民到南中国海地区就业。
当然了，如果说在复兴党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挺不容易了的话，南明伪证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南明伪政府的所有权力，把崇祯皇帝彻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团建立的手工工厂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那么滋润。
固然，这个时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像“蒋宋孔陈”一样，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掌控金融、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垄断性质的手工工厂。但是，一方面他们没有外面的美国爸爸帮忙，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供他们兴风作浪。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和对他们的海外贸易的全面封锁下，他们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拥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买办。
让人比较惊讶的是，特别是让王书辉有些没想到的是，掌控南明伪证府权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团，在复兴党的巨大压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说，至少在浙江地区，江南官僚地主集团重新恢复了国家赈济体系。
很明显，因为从1634年以后接连丢失了江西地区和广东地区，南明伪证府已经吸取了一个明显的经验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对遭遇自然灾害的老百姓继续不管不顾了。因为只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出现了流民和难民，那么复兴党的军队就会雷霆万钧般的出现在当地，先是消灭当地的南明武装力量，之后就会占据当地的土地，救济和扶助当地的百姓，最后把当地的百姓变成一帮子跟从复兴党人的乱党。
原本在南明伪政府里能够和江南官僚地主集团相抗衡的赣党和粤党，就是这样彻底的根基尽失的。
其实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南明伪证府失去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就是这个原因。等到他们再次丢失了江西和广东之后，他们才明确的认识到，只剩下浙江和福建这两小块地盘儿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次承担失去土地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无论是重新变成彻底的地主买办的江南官僚集团，还是被复兴党海军轻松的毁灭了所有的海上力量，转变成了彻底的地方军阀的郑芝龙闽党集团，都不敢放任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在自然灾害后变成流民和灾民了。
江南官僚集团的办法是，大地主们互相商量着出些粮食和山地，组织总是接连不断的因为小冰河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灾民和难民，开荒山搞梯田，大搞以工代赈。
郑芝龙地方军阀集团的办法则是，采取宋代的老办法，把灾民和难民编成厢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搞搞渔业生产。
当然了，这样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两地的封建统治者的最终办法，还是私下里和复兴党进行接洽，把那些被他们组织起来的灾民和难民送给复兴党方面。
对于这种情况，复兴党是比较愿意的。说实话，江西和广东的人口除了一部分集中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鄱阳湖平原上的国营农场里以外，两省的大部分人口，还是被复兴党转移到了北海道、济州、吕宋、安南等地区的复兴党的海外国营农场中去了。
除了两地的山区群众被复兴军吸纳之外，大部分处于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地区的群众，还是在接受了复兴党的改造和教育后，被编成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派往中华帝国在各藩属国的国营农场中去了。
说实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改造群众，迁移群众，训练群众，武装群众这种高投入，低产出，耗时长，费精力的工作，复兴党真心不是非常愿意去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南明伪证府能够比较懂事的把受灾的群众组织好，然后老老实实交给复兴党来救济和帮助，可比复兴党再接受两个地区的大量人口要好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