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

当时，年轻气盛的许弘文觉得，自己应该要对得起谭元章的器重。所以，他对谭家的子弟，管教的相当的严格。可是，等到谭元章发现，自己的子侄们，都没有读书的天分之后。谭元章对待许弘文的热情，也就冷却了。
随着谭元章的老去和死掉，谭玉纯成了谭家的家主，谭氏家族的族长。他掌握了谭家大权之后，就开始报复曾经作为他的老师，在过去读书时，常常教训训斥他的许弘文。
许弘文是一个不事生产，手无缚鸡之力的外乡读书人。在谭家冲过了大半辈子的他，没有家族的势力作为依靠，和自己的母亲，在谭家大院里过了几十年。所以，面对谭玉纯的欺压，他除了忍气吞声之外，毫无办法。
本来，一直忍让退避的许弘文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后半生平安的日子。可是，人心就是那么黑暗的。谭玉纯已经把许弘文打压的非常落魄了，许弘文在谭家大院里，已经沦落到和普通的仆役差不多的地位了。可是，谭玉纯觉得还不够痛快，觉得还不够。
最终，谭玉纯抓住了许弘文私自偷拿了谭家三斤白面，给自己老母亲过寿的把柄。通过他荆州府里的关系，革除了许弘文的功名，逼迫他签下了身契。从此之后，许弘文就成了谭家的奴工佃户，也从许弘文，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许三斤。
作为一个读过四书五经，能够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许三斤虽然已经年近五十，在谭家的欺压下过了一辈子。可是，他受封建文化教育带来的，政治上的灵敏嗅觉，还是存在的。就在谭家冲很多所谓的老成人，还在畏惧观望的时候。许三斤就敏感的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已经来了。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参加到工作组在谭家冲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凭借着能够读书写字，在本村民众中有些名气。又因为经常和工作组在一起，在村民眼中，和工作组的先生们关系热络的资本。许三斤被谭家冲的村民，选为农会会长。
说起来，封建读书人在琢磨人心，揣摩人情上，确实是比工业时代的现代人的水平高。像王书辉这个现代人一样，他的这些弟子和手下们，在受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工业化标准教育之后，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出一种机械性的僵硬来。
敏感的许三斤发现了这点。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始充当起本地村民和工作组之间沟通的桥梁。
王书辉在发给工作组的《工作手册》里明确的指出，要防范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利用工作组是外乡人的情况，垄断工作组和当地民众的沟通，充当掮客的行为。
在有着这种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谭家冲工作组在农会的组织上，也没有完全的放手。除了几个在本村村民中威望不小的老头子之外，几个坚决支持工作组，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选进民兵队的年轻人，也被选进农会领导层当中。
农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农会成员学习。
王书辉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曾经对三十多个工作组的成员们指出：“农会建立了，不是说工作组的工作就结束了。刚刚当选的农会领导者，和刚刚参加农会的成员们，不知道农会这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农会是个什么机构。农会的领导者们，也不知道，在农会这个机构里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能把，农会是农民们自己的组织；是大家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自己管理自己；是农民们自己给自己做主的这样一个权力机构的概念，清楚明白的解释给大家听。那么，农会就没有了成立的意义。我们通过建立农会，在广大农村，对抗和消除官府的走狗，消灭地主老财的势力的目的，就无法达成。”
“所以，农会建立之后，工作组要对农会的领导者和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认真的宣传和解释，我们建立农会的目的和意义。要让三十多个作为我们事业的发展基地的乡村，成为我们建立公平和合理的新世界的。”
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对整本《工作手册》耳熟能详的。
在为期三天的农会组织和学习会议上，韩国良和郭博奇，对整个谭家冲农会的七个通过推选产生的干部，和四十多户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就农会的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农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权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许三斤第一个意识到，农会，就是缩小版的县衙门。他认为，农会就是村子里的衙门，民兵队就是村衙门里的衙役。
许三斤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看法。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韩国良和郭博奇也明确的指出了，新的乡村政权和传统意义上的县衙门的根本不同。
第一，农会有领导权没指挥权。也就是说，农会干部，不能对村民指手画脚。它们只有和大家协商问题，号召和领导全体村民解决问题的权力。用直白的语言讲，就是说，农会干部行使权力要和大家商量着来。
第二，农会有司法审判的组织权，没有判决权。这是指在王书辉版的农会里，农会对乡村的司法工作，只有随机抽取村民组成审判会的权力。至于具体的判决，则是由工作组里的司法员，根据审判会的投票结果进行判决。
第三，本村的民兵组织，接受工作组和农会的双重领导。但是，民兵队队长和民兵队教导员，同时也是农会的干部成员。也就是说，农会会长等干部，与民兵队长和教导员，在农会中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农会对民兵武装的的指挥，必须通过农会委员们的集体投票之后，才能实现。
三天的学习结束之后，大部分的农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过去是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那些田多、钱多、人手多的人，拿着村里的印把子。但是这个现实，在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被打倒和消灭之后，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通过学习的许三斤的想法，则更深了一步。他对于年轻的工作组成员们，心里并不是真心的佩服。倒是对这些年轻人嘴里的王师尊，他真心的感到佩服。
在许三斤的眼里，农会看起来好像权力挺大，地位挺高。可是，在农会里管事的人，既不能做错事儿，又不能不做事儿。因为，总也不做事儿，就不能体现出农会干部的地位。做错了事儿，就会危害到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望。
许三斤觉得，自己这个农会会长，简直是被架在火堆上烤一样。许三斤对于设计出这样的制度。也就是说，组织村民选出农会，再通过掌握司法权和民兵队，让工作组躲在农会背后掌控整个村子，这样一套制度的王师尊，可谓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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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书辉对于没有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教育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信任的。
从本质上上说，他认同荀子对于人性本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先进的思想教育的中国人，一但咸鱼翻身，掌握了权力。那么，各种卑劣丑恶的闹剧，就会轮番的上演。
王书辉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在教育事业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之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即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依靠精英人物的领导。
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个在精英领导下的阶级社会。
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里，教育不能实现全面化，受教育的权力被少数人掌控。这就不可避免的，让社会处于一种或严重或缓和的阶级矛盾之中。
王书辉没有能力直接使明朝末年的中国，直接进入到工业社会的阶段。
在明朝末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不能保证在他未来的政权机构里，都是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人掌握权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尽量的完善制度的方式，抑制各种丑恶人性的爆发。
在王书辉看来。农会组织是将基层权力真正的下放给大多数人的一个权宜之计。
在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吸引和团结青年人，建立民兵组织”；“组建学校开展教育，培养受教育的年轻人”；“推广优质种子和科学种植，保证粮食丰收”，这三大工作，才是王书辉眼中最主要的工作。





时空之门1619 第71章 人力不足大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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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在明朝末年，事业刚刚起步的王书辉，看起来好像挺威风，挺有实力的。不过，他现在的这些实力要是放到现代，撑死了，也就是个乡长的水平。
从他掌握的势力范围上看，他可能会比现代社会的很多乡长地盘大些。可是，要是从掌握的人口上讲，王书辉掌握下的三十多个基地村的人口全加起来，可能还没到一万人呢。
在现代社会里，不提人口上亿的那些大省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原省份里，一个乡的人口最少也在十万人上下。在黑龙江那种人口密度小的边疆省份，一个普通的农业乡，人口最少也在两三万人上下。
所以，从实际控制人口上讲，王书辉还不如一个现代的乡长。他目前掌握的人口，也就是个现代社会的乡长能够掌控人口的零头而已。
要知道，后世的中国，全国人口可是在十四亿上下的。明朝晚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和外族屠杀之前，即使是最为鼎盛的万历中期。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就在一亿人左右。而且，明代中国的人口分布还极为不平衡。这不到一亿的人口，还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
所以说，王书辉发现，明朝末年的土地矛盾和清朝末年的土地矛盾，明显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清朝末年的土地矛盾，是资源矛盾和制度矛盾双重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清朝末年的中国，实际耕地面积和巨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
明朝末年的土地矛盾，则是自然环境变异（小冰河气候）导致的严重减产，造成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大量减少的问题，以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
以王书辉手头的调查资料上看来，目前的他掌握的三十多个乡村里，在他眼中很多具有极大开发价值的土地，像这个时代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在明朝末年普遍的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而且他发现，那些土豪劣绅占有的土地，无不是极为肥沃的，灌溉便利的熟田好地。可是，很多农户即使给地主劣绅做佃户，也不愿意开发那些到处都有的荒地。这种现象，让王书辉非常疑惑。
王书辉的这个疑问，很快就从他手下的家丁口中得到答案。原来，在古代社会里，普通农户是不具备开发荒地的能力的。
直到这个时候，王书辉才明白，为什么自己控制的各个村庄中，参加民兵的人越来愈多，甚至于有一些村子，都开始组建民兵二队了。
耕牛和优质的铁制农具，这些在王书辉眼中很普通的物资，在古代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是极为稀缺的宝贵物资。
可是，即便王书辉掌控了三十多个乡村，十几万亩的土地，以及上万的人口。王书辉能够在这些乡村中动员出的实际人力，也不过是不脱产的，受半军事化的训练和管理的，一百多个人而已。这新多出来的一百多个青壮年的民兵，并没有解决王书辉的人力紧缺问题。
王书辉现在看着管的人力物力不多，连个后世的乡长都算不上。可是，就目前的阶段来说，搞教育，办工业，练部队的事情，就已经让王书辉觉得手忙脚乱了。
即使掌握了几十个村子，间接控制了上万人口，可是王书辉却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都做不起来。他发现，根本的原因也不是别的，居然是王书辉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人力资源紧张。
王书辉需不需要人口。实际上，他太需要人口了。无论是农业上，工业上还是军事上，为了实现控制整个湖广地区这个目标，他都需要大量的人口。
就农业上而言，虽然将土地按照每人五亩的规格，给无地和少地农户进行了土地分配。但是，王书辉目前的土地占有量还是相当巨大的。就目前的情况看，分给农民的土地，只占王书辉名下土地的三分之二。
还有近五万亩的土地，目前处于抛荒状态之中。抛荒的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对这些土地进行耕种。
从工业上讲，王书辉从现代重新运回的小高炉，正式的运营了起来。在王书辉的全方位的培训下，二十多个明代的“工人”，终于初步的掌握了小高炉的基本操作。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受过几天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加上七八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力工，就能操作这种小高炉了。
后世的小铁厂，小铸造厂是遍地开花的。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小高炉设备，做到最大限度的推广。这些安装简单，操作容易的小高炉，实际上已经被制造这些设备的厂家，进行了操作的傻瓜化了。
这些明末的，王书辉亲手培养出来的工人们，不过是缺乏实践而已。在搞爆了一个小高炉，炸死了两个佛山炼铁师傅之后。工人们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没有了有经验的炼铁工匠的帮助。他们就不得不按照手册，一点一点的进行摸索。
这种按部就班的办法，反倒让他们的工作更快的走上轨道。就目前而言，如果不是铁矿石的供应时断时续，日产生铁一千斤到一千两百斤，还是能够做到的。
日产生铁一千斤，听起来好像挺多。但是，一千斤生铁，也不过是打造两三百把锄头而已。可是，仅仅王书辉控制的地区，就需要锄头近万把，耙子近万把。而农业工具，可不仅仅只是锄头和耙子两种就足够了的。
所以说，王书辉需要的是培训更多的工人，建立更多更大更规范的钢铁工坊和工厂。可是，没有充足的人力，这些都是白说。
而从军事上讲，即使把新组建的各个村的民兵部队算在一起，加上大营里一百多个专门的脱产武装人员，王书辉能够掌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三四百人。
更何况，在实际上各村的民兵武装，还不能够承担跨区域作战的任务。王书辉的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不过还是原来大营里的那两百多将近三百的流民们。
虽然从质量上讲，王书辉武装部队的水平，在整个湖广地区，甚至全天下都是最高的。但是，质量再高的部队，在占绝对多数优势的敌人面前，也是抗不下来的。至少从荆州府来说，荆州府的一个卫所，纸面上的部队人数，就是王书辉这三百人所不能抗衡的。
因为，按照明朝规制，一个卫所应该有士兵五千六百人。即使这个字数打个对折，只有两千人的话。这两千人如果在卫所军官的驱使下，前来进攻王书辉的话。虽然不至于失败，但是王书辉的这三百个精兵，恐怕也要报销一半左右。
所以说，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军事，王书辉都处于一种人力瓶颈的状况之中。
在古代社会里，人力问题真的是个不小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爆发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各种起义的原因。没有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量的无法生存的民众，造反起义的工作也开展不起来。
王书辉是不缺钱的，他也不缺乏物资。棉布倾销和食盐倾销，每天都能给王书辉带来巨量的白银收入。王书辉除了花少部分的白银购买古董宝石之外，剩下的开销就是给手下人发工钱。而他本人，在明朝末年的时空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项的花销了。
可是，有钱并不能解决人力问题。
王书辉想要招纳人手，也要考虑这个时空的社会条件。一个皇室宗亲，动不动的就购买大量人口，这本身也是一个很犯忌讳的事情。更主要的是，虽然最近几年，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连年发生特大旱灾，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可是，要把这些流民，从河南，陕西，陕西等地迁往湖广地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古代社会里搞人口迁移，可不是像在现代社会那样，把人往火车上一塞，一天一夜过去，到地方了。
在古代，想要把成千上万的人口从河南，陕西，山西这些地方迁到上千里地之外的湖北地区，本身没有个上百人去做这件事情，都是做不成的。
至少在王书辉看来，像自己现在手下的这批流民这样，独自从陕西一路流浪到湖北的。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即使王书辉把相关人手派到山西，陕西。在迁移人口的路上，也不会有各地官府的刁难。这些流民本身愿不愿意迁到湖北来，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古代人的安土重迁，可不仅仅是朝廷律法的限制。这种观点本身，也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心理情绪和民族习惯。
即使陕西，山西的流民们愿意迁移到湖北来，几千人，上千里的路程，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饮食供应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现在的王书辉，都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来。
距离太遥远，组织太困难，供应无法维持。即使王书辉有的是钱，有的是粮食，有的是土地，从陕西山西转运人口，他也是做不到的。
好在在小冰河时代，整个中国的各个地区，都不缺乏自然灾害。王书辉准备派出人手，对湖广境内的受灾地区和周边省份，特别是河南地区的流民，进行招纳。
王书辉这回是准备下真功夫了，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要亲自带队的准备。
就在王书辉正在对家丁营进行适应性训练的时候，他的合作伙伴司马峰，给他带来了好消息。王书辉委托他在全国各地区招纳的矿工近千人，即将到达枝江县。




时空之门1619 第72章 人力不足大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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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作为文科喵出身的王书辉，在很小的时候通过读《史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他眼中，上古时代的列位帝王们，大部分是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出身。他们在对生产力进步的贡献上，远远比他们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做出的贡献更大，更多，也更重要。
就以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老祖先来说，这位老爷子首先是个军事家不假。但是，史书上记载他“播百谷、制衣冠、建舟车、创医学”。从这些记载上看，黄帝老爷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很显然不是他统一了中国当时的各个部落。而是他作为农业科学家，大力发展了种植业的发展；作为纺织行业的专家，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作为工程专家，推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为生理学家，推动了医疗行业的发展。
从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而言，黄帝老祖先在对生产力的进步上的贡献，明显比统一当时的中国这个贡献更大些。
实际上，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基本上都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出身。
像伏羲，是个动物学家。他教会中国人家畜的养殖。
像神农，是个工程师。他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极大的促进了上古中国人的农业生产。同时他还发明了陶器和弓箭，对于粮食的保存和人身安全的防护做出巨大的贡献。
像燧人氏，更是不得了。他发明了让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关键，完全依靠人工手段实现的取火方法，钻木取火。
不过这些都不是王书辉现在正在想的问题，他现在想的是关于中国人的纪律性问题。
说起来挺可笑，关于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想法，也是他的发散思维，从这个问题上引申出来的。
王书辉最早想的是关于古代农民的组织意识问题。
倒不是王书辉瞧不起农民，或者说他瞧不起古代中国人。而是他从工业化社会的角度认识明朝末年的中国农民，这种视角，加上他最近培养这些明末农民成为近代工人的实践工作，让他发现，相比较工业化社会里的产业工人，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相当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在培训这几十个工人的过程中，王书辉经常性的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原因就是，即使他用严刑峻法，在工人的培训过程中，采用了他十分反感的棍棒教育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经常性的忽视操作流程和生产纪律。一个多月下来，死于和重伤于工业事故的人手，已经达到两位数了。
这些古代人的那种散漫和无力，让王书辉产生了一种现代中国人，面对中国足球的那种无语和绝望。他发散性的思维，在艰苦的培训过程中，想到了一首流传自上古时代的歌谣，《击壤歌》。
传说，上古时代的帝王，发明和总结了四季运行规律的气候学家帝尧，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老农。帝尧的官员向帝尧介绍本地农业工作的繁荣。并且，像一切官僚阶级出身的官僚一样，他在工作汇报中，把这种本地区农业工作的繁荣，归功到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帝尧身上。
在帝尧附近，完整的听到官员拍马屁的老农，立即进行了反驳。他用一首歌谣反击了这个官员的马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书辉觉得，古代中国人缺乏纪律性，散漫的生活作风，在这首歌谣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排除官僚的马屁因素，官员和老农的冲突，实际上是政府对民众的行政管理和民众对这种管理的反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反问，实际上是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对国民动员能力的无能的一种表现。
政府没有组织和管理民众的能力，这就让中国人，实际上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的几千里，始终处于一种粗放式的管理之中。而这种粗放式的管理，一方面给各种利益集团大肆掠夺国家利益，为自身谋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大部分中国人缺乏国家和民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