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

这一年，王孟英五十一岁。
一个五十一岁的人，在江湖上混了几乎一辈子，最后家当却只有一个砚台，从我们现在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角度看，他活得太失败，几乎可以作为成功学励志讲座的反面典型了。
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的中医著作，救治了那么多的濒于死亡的患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成功的。
至少，他实现了对父亲的承诺：做个对世界有用的人。
【在家乡行医】
从此，王孟英开始了在海昌的行医生涯，但是，由于杭州等地的人都知道他治病治得好，所以还常请他过去，于是我们再看这个时期王孟英的医案，经常可以见到他“游”这儿、“游”那儿的，其实什么游啊，您以为王孟英穷得只剩个砚台了还旅游呢？就是去看病，古代人特文雅，喜欢用个体面的词儿。
汇报一下这个时期王孟英的诊疗工作吧。
有位姓吕的女士病了二十多天了，请王孟英来诊病，王孟英来到患者的家里，一进屋，吓了一跳，原来这位女士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呢（l衣而卧），虽然神志不清，但还知道来了人，自己拉个被盖在了胸口。
有的朋友问古代诊病如果患者是妇女，是不是就不能诊脉，隔着帘儿，还需要拉根丝线啊？从这则医案来看，似乎民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这还有一脱光的呢。
王孟英于是就诊了脉，脉象是细而无神，再看这位患者，最突出的症状就是浑身大汗，似乎是热的，但是身体的肌肤很凉，咽喉痛，不能喝下水，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还心烦。
王孟英分析，这是外假热，内真寒啊，是肾阳极亏，虚阳外越，所以才在外面表现得像是热证似的，其实不是啊。
于是开了熟地一两、r桂、附子各一钱，菊花三钱，药熬好后，等到晾凉了再给患者服用下去，一付药以后，患者的症状就消失了（诸病如失），当天就可以喝粥。
继续服用药物十天后，就痊愈了。
各位，我为什么要从众多的医案中拿出这个来呢？因为这个医案王孟英使用的是傅青主的治疗方法，熟地一两、桂附一钱，这是傅青主开方的典型特征，对于需要补的，加大分量集中火力，有的时候傅青主熟地开到三两（如我经常使用的傅青主引火汤），对于引火下行的桂附等药，经常是一钱就可以了，这种方子对证后，常在一二付间大效。
王孟英是带头不承认《傅青主女科》是傅青主写的，他认为该书文笔不好，玷污了傅青主的名声，但他认可陈士铎，认为陈士铎的方子好，可为什么陈要假托神仙呢？王孟英说他也不懂，其实他哪里知道清朝初年微妙的政治形势啊？
再汇报一位，这次是王孟英去梅泾的时候，王孟英的朋友吕慎庵请他去诊的病，患者是沈则甫的夫人，这位妇女两年前患了带下病，从那以后，就开始总是泻肚子，这一年夏天尤其严重，症状是每天早晨泻的严重（注意，这样的患者现在也很多），肠鸣，胸闷，有时呕，夜里睡眠不好，形色消瘦，月经渐少。
王孟英诊脉后，认为是脾胃虚，肝木来侮，生化无权（中医术语，意思是脾胃虚，吸收的营养不够，人体就没有生长的物质基础了），气血将要枯竭啊。
于是开了寒热并调，攻补兼施的方子：党参、山药、赤石脂、禹余粮、茯苓、白芍、煨诃子、橘皮、牡蛎、乌梅r炭、酒炒黄柏、熟附子、炙甘草，米汤煎药，细细呷服。
开完了方子，王孟英就回海昌了，后来在曹霭山茂才处听说，患者喝了四付药，病就好了。
再后来，患者家属还以诗什、芽茶为赠。
其实，现在这种慢性腹泻的人也特别的多，西医对这个病基本是没有办法，我在g肠医院的朋友经常抱怨，说很棘手，而王孟英的这个方子是张仲景乌梅丸的思路，按照这个乌梅丸方的思路来调治，效果非常的好，我曾经治疗了许多这样的患者，很快就痊愈了。
【医道，什么是医道】
就在王孟英给各处的患者看病的时候，洪秀全可就打过来了，公元1860年，杭州失守，王孟英的弟弟是在半夜从城墙搥根绳子跑出来的，最后也跑回了海昌。
我不知道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是如何评价，似乎他们的政治纲领里也有给老百姓分田地这一说，按说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我从王孟英医案里看到的却是，从此物价飞涨，饥荒遍地，老百姓在逃亡中死去无数。
这个时候，海昌也数次预警，王孟英就带着家眷跑到了濮院的朋友那里居住，濮院这个地方在嘉兴、桐乡之间。从此，王孟英开始了他长期的动荡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不再有家的概念，他将到处流浪，随处安家，他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叫“随息居”，很多读王孟英书的人特奇怪，这个随息居到底在哪儿啊？怎么一会儿在濮院，一会儿在上海的？其实，哪里还有书斋啊，就是睡觉的地方，“随息”的意思就是随处休息，也就是说，王孟英的铺盖卷放在哪里，哪里就是随息居。
从今以后，王孟英的生活状态是十分悲惨的，在动荡的生活中，一面要考虑妻子孩子的生活，一面要给人看病，但是，看病的患者也都是贫苦的老百姓，哪里还有多少诊费收呢？
所以王孟英是经常饿着肚子从患者家里出来的。
此时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米要八千钱，一斤咸菜要四十钱，王孟英在书中写到：“茫茫浩劫，呼吁无门！”
以王孟英家里一贫如洗的状态，哪里买得起米呢？
当他饿着肚子给患者诊病的时候，难道就不知道为自己发愁吗！
这是怎样的一种医生呢？难道他们的心中，除了生存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
记得我在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回到家里，有一天饭后，我坐在母亲的对面，问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怎样行医的呢？
在以前，我从来没有问过此类问题，在我的心里，一直认为他是乡村老中医，所受的教育不多，医学知识绝对赶不上我们。
在我到了这么大的年龄的时候，才突然很想知道他的细节，我让母亲告诉我她能回忆起来的细节。
于是母亲就开始给我讲。
她说外祖父那时治病，要翻山越岭，到患者的家里，那时候人都很穷，有时候给患者治完了病，看到患者家里一贫如洗，就不收钱，也不吃饭，收起针灸的包，就往回走。
母亲说，有一次外祖父走在山梁上，实在饿得不能支持了，就饿昏了过去，在那里不知道昏迷了多久，等到太阳慢慢地升高，照到他的身上，暖了过来，就又醒了，然后爬起来再往回走，回到家时，饿得几乎要虚脱了。
“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要去治呢？”
“因为人家有病，而你是医生啊。”
那天，就在那天的傍晚，在吃完饭的饭桌旁边，我流着眼泪听着一件件外祖父的故事，心中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医道，医道，是一种境界，一种悲天悯人、一心赴救的境界，一种即使你的生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你却仍然毫不顾忌地去拯救别人的境界。
王孟英此时已经没有粮食吃了，他吃的是什么呢？文献中为我们留下了记载，他吃的是麸子。
麸子，就是米剥下来的那个壳，有时也吃些糠，我们通常用来做枕头的填充物。
有的时候，粮食剥得不干净，会在里面剩下些碎米屑。
王孟英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充饥，同时还给别人看着病。
在看病的同时，晚上却“闭户忍饥”，还写着书，他说晚上“悠悠长夜，枵腹无聊”于是就写了一本书。
什么书呢？就是中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本食疗的书籍，叫《随息居饮食谱》。
书中参考各种古代文献，结合自己以往生活小康时的经验，列举了三百三十多种食物在养生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养生食疗书籍。
比如在果食类中，他就论述了梅、杏、桃、李、栗、枣、梨、木瓜、石榴、橘、金橘、橙皮、柑、柚、佛手柑、枇杷、山楂、杨梅、樱桃、银杏、胡桃、榛、梧桐子、桑椹、荔枝、橄榄、龙眼、槟榔、无花果、蒲桃、西瓜、甜瓜、藕、芡实、百合、甘蔗等五十四种食物的食疗养生作用。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样的书是在面前摆满山珍海味的情况下写的，当我看到原来王孟英是在吃着糠，饿着肚子写的这本书的时候，心中真的非常不是滋味。
王孟英自己说自己是：“画饼思梅，纂成此稿”。
我心中能够想象得到这样的情景，在惨淡的月光下，孩子们都饿着肚子睡了。
瘦弱的王孟英望着摆在桌子上吃剩下的糠，心中一阵发酸。
但是，他仍然拿起笔，来写下那些美味的食物的药用价值。
这本书，他显然不是写给自己的。
而是写给后世，能够吃到各种山珍海味的，我们。
【大上海】
这个时候，王孟英已经无法负担家里人的吃饭问题了，于是就把三女儿、四女儿嫁了出去，而四女儿嫁给的姚家，是在嘉兴边上比较僻静的地方，当年的四月份，太平军打到了王孟英居住的梅泾，“阖镇皆逃”，就是说老百姓都跑没了（太平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吗），于是王孟英没办法，就带着老婆，和剩下的五、六两个女儿，一起跑到了嘉兴的亲家姚氏家里，住了下来。
这时，上海那边的朋友多次请他去看病，于是王孟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了姚姓亲家，来到了上海。
公元1862年，在y历五月初三那天，五十多岁的王孟英一人来到了上海，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繁华都市，他在自己的书里记载到：“不但沧海渐变桑田，中原宛如外国”，“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弹丸小邑，居然成一大都会矣”。
刚到上海，王孟英先是住在一个叫周采山的朋友开的“德泰纸号”内，这个周采山的四弟曾经患病，想请王孟英来上海诊病，但是当时王孟英没能来，等到现在来了，这个患者已经去世了。
但是王孟英本着走到哪里，诊病到哪里的精神，在周家还是诊了大量的患者，当然，其中也包括周采山和他剩下的兄弟姐妹。
周采山这个人喜欢喝酒，总觉得心下（胃那个部位）有块地方坚硬得像有个盘子，吃饭很少，这两天忽然大泻，不想吃饭，王孟英诊脉后，开了补气涤痰、通阳化湿的方子，几付药就痊愈了。
王孟英治疗周采山弟弟妹妹的病案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也都是药到病除，所以周家兄弟都特佩服王孟英。
这里，有一个人要说一下，这个人叫陈春泉，这位陈同志的小女儿才三岁，患了病，症状是身上忽冷忽热，肚子胀，泻肚子，医生给治疗了很多天，小孩子的脖子都已经软了，四肢开始抽搐，涕泪全无，大家这个时候开始害怕了，有医生试着给服用了温补的药物，结果变得神智都不清了，这帮医生心里也没谱，又怀疑是邪气内闭，于是又用了犀角等药试试，结果病还是一天天严重，家里人已经急得要疯了，这么试着治病哪成啊？东试验一下，西试验一下，您当我们家孩子是实验室的小白鼠啊？您几位都回去吧。但是送走了医生，陈同志却仍然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说王孟英来上海了，于是陈同志就找到了周采山，求他让王孟英来给看看，于是王孟英来到了陈家，一诊断，就很轻松地说：这个孩子是饮食不节，脾胃不和罢了。
啊？这么简单？不可能吧，看这个病情可是严重得要死掉啦。
王孟英告诉陈同志，怎么不可能，你仔细想想，她病前是不是吃什么过量了？
陈同志仔细回忆，噢，对啊，那时候“因失恃无r，常啖龙眼、枣脯等物以滋补也”。
这就对了，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王孟英就开了一些消食导滞、清热利湿的药物。
只喝了一付，就见到了效果，几付药以后，就痊愈了。
天哪，这可真是高手啊！我们的陈同志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眼泪都流出来了，前面的那些医生和眼前的这位怎么比啊？
感激之余，陈同志真够意思，立刻提出，自己在黄歇浦西（估计就是现在的浦西，房价特高）有三间房子，王先生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那里住下吧。
就这样，王孟英在上海解决了住房问题，没多久，他就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给接来了。
这三间房子开始热闹了起来，患者不断登门，各类朋友纷至沓来，好多人都是原来看过王孟英的书，这回原版真人来到了这里，于是一时间“虚室生白，人皆羡之”。
在上海，王孟英遇到了西方医学。
其实王孟英很早就遇到了西医，到了上海以后，则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西医了，那么王孟英对西方的医学是什么看法呢？
历来大家认为中西医是两门不同的学说，两者格格不入，不大好互相交流。
但是，我们从清末民初的中医学人的态度来看，大多数中医对西医是非常的包容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从文献中看，王孟英就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西医的解剖学，他认为西医的解剖做得非常的好，比如传统中医认为思考问题的地方主要在心，而王孟英在《重庆堂随笔》中就论述了西医在这方面是对的，“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
终其一生，王孟英都在和霍乱作斗争，但却只能做到拯救半数偏强的患者，如果他知道日后西医有补充体y和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手段，能够为治疗抢得时间、降低死亡率，他又怎么能够不接受呢？
在他的心里，只有救治患者是第一位的，并没有中西医的分别，只要是对救治有利的，就是他要学习的。
这就是个正确的态度。
【霍乱阻击战】
霍乱，是王孟英在上海遇到的最大的敌人。
其实王孟英住在濮院的时候，霍乱就又开始流行了，等到他来到上海，“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死者日以千人”。
上海那时候也乱着呢，不像现在这么繁花似锦的，那时虽然也有很多洋人，但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还是一个字儿，“脏”。垃圾成堆，王孟英曾经评价上海“臭毒”最厉害，垃圾都酿成毒气了，您说这该脏到个什么程度吧。
王孟英刚到上海，住在周采山家的时候，就开始挽起袖子治疗霍乱了，当时有家住了南浔的两个客人，都患了霍乱，一个姓韩的，“须臾而死”，没给王孟英匀出下手的机会；另外一个叫纪运翔，才十七岁，病情也特重，这位周采山也是个热心的人，就拉着王孟英去给诊治。
王孟英一看这位患者，此时是手和脸都黑了，眼睛也陷下去了，四肢冷，嗓子哑，n也没有了，脉也摸不着了，大汗淋漓，舌紫苔腻，完全处于病危状态。
那也得治啊，王孟英判断，此时还没有到芒种，“暑湿之令未行”，不是暑湿的病证（各位注意，这就是中医的时间辨证，根据节气和当时的天气状况来判断病因），这是个伏邪晚发的病例（伏邪，是温病理论中的特殊概念，认为有些外邪可以潜藏在人体内部，等到机会适合，会自里向外而发，这个理论在现代治疗肝病、肾病等方面都有特殊的意义），于是就急忙在患者的曲池、委中两个x位刺血，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然后开方：黄芩、栀子、豆豉、黄连、竹茹、薏苡仁、半夏、蚕矢、芦根、丝瓜络、吴茱萸，熬好冷服，等到药服下去了，患者就不吐了。
第二天的时候患者的脉象稍微明显了一些，又喝了两剂后，身上的黑色淡了些，但是开始烦躁了，眼睛也红了，王孟英认为，这是伏邪从里面发到外面了，就于前方去掉吴茱萸、蚕矢，加上连翘、益母草、滑石，服下以后，患者就开始全身发斑（这也是伏邪外发的表现），但是四肢开始温暖了，小便也通畅。
然后王孟英又开了些清热化毒的药物，患者就痊愈了。
这个病例的确是从死亡的边缘把患者给抢了回来，周采山同志看了以后很高兴，反正自己是开“纸号”的，纸有的是，就拿来把王孟英的这个治疗方法印了好多，当传单给发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从治疗了这个纪运翔患者以后，王孟英的名声就开始传开了，于是有很多人，患了霍乱，立刻就跑到这里来请王孟英出诊。
王孟英说一开始效果还不错，可是到了夏至以后，天气也热了，内外合邪，这病情可就一个比一个重了，“非比往年之霍乱”。这使得王孟英必须小心谨慎地随证而变，“甚费经营”，最后治疗好了很多重症患者。
但是，在王孟英的书里，也列举了很多最后功败垂成的失败病例。
比如王孟英的亲家褚子耘茂才家里的使女，患了霍乱，王孟英去诊病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发硬了，王孟英赶快用夺命丹给灌入口中，然后开了解毒活血的药物，几付药以后就活过来了。
但是，后来，王孟英听说她仍然是“淹缠不健而亡”，可见治疗并未成功。
这个时候，有位叫做金簠斋的同志找到了王孟英。
一见到王孟英就说：“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原来，这位金簠斋同志是个心肠慈悲的人，看到上海霍乱流行，可是清政府却“罔知所措”，每天都要死亡那么多的人，就伤心不已，就到处收集王孟英三十多岁时在杭州写的那个《霍乱论》，但是当时的版都不好了，就没有找到个合适刊行的。
现在，居然听说王孟英这个人的原版正身居然来到了上海，天啊，这种机会能够错过吗？于是就四处寻访，最后终于给他找到了。
就这样，他们两人促膝长谈，原来王孟英写的书这位金簠斋居然都读过，追星已久，现在居然能够相见，实在是缘分啊！
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从此成为好友。
金簠斋同志来见王孟英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请王孟英把《霍乱论》重新勘定，再出版一次，给各地的医生一个指导。
但是，王孟英由于太忙，并没有立刻做这件事。
直到两个月后。
两个月后的一天，是八月二十八日晚，这位热心帮助霍乱患者的金簠斋突然开始泻肚子，人也感觉精神疲惫，等到第二天天亮，把王孟英请来的时候，已经无药可救了，在二十九日当天去世。
金簠斋应该说是王孟英在上海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了，也是在抗击瘟疫中的重要战友，他的去世，让王孟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愤。
然而，上天仿佛是觉得这样的打击还不够，就又给王孟英一记惊雷。
在九月初，王孟英接到了老家女婿来的信，信中告诉他，他的二女儿定宜，在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患霍乱去世。
就在那同一天，王孟英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女儿，因为同样的霍乱。
王孟英的二女儿定宜嫁给了一户姓戴的人家，这个戴家是个家风非常好的医生之家，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时候，定宜突然开始泻肚子，然后四肢冰冷，脉伏，请来个崔姓的医生，认为是寒证，用了附子理中汤加减，但是泄泻仍未停止，舌苔却变得干黑，嘴唇也焦了（这都是热证的表现），于是就开始用犀角、石斛等药，仍没有控制住，最后用的是温补的桂附八味汤，二十九日舌焦如炭去世。
在女儿去世前的最后时刻，她对丈夫说：“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
王孟英听到这个消息后，曾经哭得昏倒在地。
他甚至有些责怪亲家：你们也是医生，我写的医书你们家都有，怎么也不至于让我王孟英的女儿被温热药害死啊！
在凄凉的秋风中，这位老人写下了一副给女儿的挽联：
垂老别儿行，只因膳养无人，吾岂好游，说不尽忧勤惕厉地苦衷。指望异日归来，或藉汝曹娱暮景；
濒危思父疗，虽曰死生有命，尔如铸错，试遍了燥热寒凉诸谬药，回忆昔年鞠育，徒倾我泪洒秋风。
其满腔悲愤，尽露笔端。
擦干眼泪后，王孟英开始回到书房，整理纸笔。
别人都奇怪，这个时候整理纸笔要干什么？
王孟英：我要写书，我要重新写《霍乱论》！
至此，王孟英开始向霍乱全面宣战！
【力战至死】
在经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日夜后，王孟英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一书。
在书中，王孟英提出了许多与现代防疫概念相同的理论，比如他提出预防的重要性，认为水源、空气等的污染是导致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他说上海“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一定要“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洌”，应该“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饮浊”，并提出了要在水里放置药物，进行消毒的概念。
他还提出了房屋要通风，改善居住条件等预先防疫的观念。
这些措施，绝对是防止霍乱的最重要的条件，当时的清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王孟英等医生只能退而采取自己的诊疗手段，从死神的手中抢救生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60年代霍乱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大爆发，曾于1961年和1963年两次近我国南方，但都没能进入，只因为新中国政府的防疫措施得力。
但是那个时候，王孟英这样的医生是没有政府支持的，他们只能凭着自己心中的信念，独自去救治一个个生命。
彼时，医生的风险非常大，比如王孟英就记载了一个医生，叫余小坡，是个进士，擅长医药，当时也投入了救人的队伍，一天，在给人看病回来后，饿了，就随手吃了一小盅的莲子，吃完后，就开始感到不舒服，随即就吐泻转筋，马上让人来找王孟英，王孟英还没到呢，人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