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在行动

办案人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什么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等等。向平不像杨晓宇那样装横，他对纪委干部讯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且十分礼貌。不管你要不要，倒水递烟接连不断，一双手总在胸前两裆中间规规矩矩地放着，给人一种腼腆、羞涩（当然也含胆怯）、可怜的感觉。最后一再道歉，由于自己工作不周和失误，给领导添了麻烦，还一口气送到大门外，并再三申明：欢迎再来，尤其是个人有事，千万不要客气；只要能办到又不违反原则的，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弄得宁长有一会儿都糊涂了：他是把我们当成查案的呢，还是当成探亲访友的呢？王祥也连连摇头，这样的人出问题，真不可思议。
下次照旧。
宁长仍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先清外围，最后攻坚，半个月后向平挺不住了。在一个夜色胺陇的晚上，他轻轻地敲开了宁长的家门。一进屋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实他比宁长还大五六岁呢；但现在的人都怪，平时气宇轩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国家元首的派头，一到求人办事或希望对方咋样的时候，立时就矮下七分；笔者就曾见过一个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尴尬场面）……”宁长伸手把他拉起来，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别人帮不了忙的。”最后他们几乎是膝碰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宁长因不会吸烟就忘了给向平拿烟，茶水还是倒了好几次的。
临走向平硬是扔下一个纸包，说是对“侄儿”的一点小意思。宁长家里确实不宽裕，两口子一个孩子，媳妇小红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郊区胡寡妇的女儿。他们是怎样成的夫妻，他们自己很少讲，外人当时议论猜测了一番之后，渐渐也就时过境迁，无人过问了，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意，又有原先那个熟识的基础，小红又高中毕业后到了成婚的年龄，双方接触多了，感情厚了，一来二去地就成了亲。说白了也实在没啥好说的，只是这家庭生活，儿子醒龙正上幼儿班，每月都得花个三百二百的，过一年两年再一上学哪天不得花钱？小红又没有工作，天天蹲市卖菜，能挣几个钱吧。宁长（我们无意褒奖）又不会接受“表示”，要不日子哪能过得这样紧巴。你就看看他的家，除了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住房，家具仍是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立柜，一对箱子（该商品现在连一般职工家里都很少见了），再像样的就是儿子醒龙刚上幼儿班时买的一个一百多元的电子琴，别无他物。他媳妇卖菜，有兴趣你挨着个儿数一数，现在县里有几个副局级的家属蹲市场卖菜？所以这一次也一样，他不可能接，还将纸包往沙发上一摔，“你不拿着，只能加重你的处罚！”向平却如释重负地溜出门。他以为宁长和别的领导一样，收钱时总要谦虚一番，甚至气得什么似的，待“表示”人一走，马上点钱，然后根据钱多少来琢磨事情给办到什么程度，然后琢磨这笔钱的用场，然后……宁长没有然后，然而也没有上交领导，只和王祥串连一下，便将钱锁进办公桌里了，因为这笔钱没有这个用场，还有那个用场呢。
查案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案子十分紧要的一天晚上，向平的老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到宁长的家里。老太太双腿颤抖，老眼昏花，一脸愁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个儿子不孝心，你们也许不知道，可他要进去我连个不孝心的儿子也没有了……”说着满脸的皱纹哆啧啧地颤抖，忽然就吟吟地哭起来，无牙的瘪嘴显得有些难看，更叫人可怜。
宁长早听说了，向平虽然手头很富裕，花钱如水，上酒楼一伸手可以千儿八百地甩给服务小姐却很少给母亲零花钱，对老人也是冷言冷语斥斥搭搭，有时不高兴训斥母亲比训斥儿女都随便，可这年愈古稀的老母亲真是……虎毒不食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宁长平日是极不喜欢动感情的，看到这种情景就嘴唇紧紧地抿着，脸上不停地抽搐，终于掉下几颗很大的泪来。说真的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母亲，他一有空就要回家看看，或寄钱给她，对父亲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听说老爸正在城里做工，有时也想过去看看，一想起爸爸当时的样子，就有些泄气，当然爸爸要是有事找他，或有一天有了难处，他还是要管的。宁长在大娘大娘的叫了半个小时之后，茶水、瓜果地请过让过之后，现打电话把王祥叫来，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向平那天晚上塞给他的那包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老太太，并说这是向平送钱之后他就想好的主意，按理这钱是应上缴公家的，可他知道老人家太可怜了，错也可他一个人错吧。还一再申明：事件真相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你可能暂时失去一个不孝的儿子，可经过政府的改造教育，你可能再得到一个孝顺儿子，从长远看，对向平本人或老太太都是件好事。而这段时间，他甘愿代替向平做老太太的儿子，吃穿用他都将竭尽全力，生活将不会低于过去的水平。最后这一老一少，还有一直守候在一边的王祥和媳妇小红眼里都江满了泪水。
向平最终因受贿贪污罪给判处了五年徒刑。
这五年宁长果然言而有信，从未间断对老太太的关照和看望。连向平出狱后都说：“匡书记我服了，起码教会我怎样孝敬老人了。”
第十二章　“庙小”神通大一连环案a
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进行“指导”和“建议”，玉香的木匠丈夫背着家什回来了，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斧头来棒子往，锤子飞木板挡，最后都精疲力竭，玉香还给“兔子”和“王八”各倒一杯茶水，木匠将水杯打飞，临走时说：“姓孙的，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脑袋！”
县纪检委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乡下。
红柳乡的民政助理老王，在乡民政助理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经他的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出生的孩子有的都当上了乡党委书记，老王还是个民政助理。有人就戏称他是铁助理，椅子下边生根了。人们对他都很尊重，对他办理的事情深信不疑，老王也很看重这种信誉，大事小事谨小慎微，既热情宽厚，又一丝不苟。如办理一桩结婚登记手续，男女双方总要递过一支握手牌香烟，或捧过一把带喜字的硬糖。老王盈着笑的脸上就要皱出垄沟来，“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够年龄，手续全，双方又都愿意，扯这个干啥！留下钱还能买两盒火柴，都是拿身子当地种的勾当，手续不全给座金山也不敢办呢。”最后只将硬糖含上一块，权作对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后来青年人办理登记手续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烟，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惊心跳：“这是咋了，你家里开银行了还是开金矿了，咋这样破费？”青年人却不屑一顾：“一点小小的意思，结婚时还要请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可青年人将烟、糖往他抽屉里一塞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跳上半天。日子久了，每对青年都是这样，像每天早上必须洗脸吃饭一样地习惯、自然。渐渐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乱了，偶而有空着手来办手续的，老王还会感到吃惊：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绝不让人犯难：只要手续齐全，年龄够格，给不给烟只是一点情感问题。
渐渐地有的小青年对当今的法定婚龄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岁——还得各是周岁方可登记结婚，这让他们感到时间过于缓慢，日于过于久远，一狠心就来个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或奏已先斩。而计划生育对其关卡把守得又十分严格，什么结婚证，准生证，户日本。要证证俱全并严丝合缝方可怀孕生育，否则将视为非婚生育并罚得一败涂地。于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着脸皮让老王高抬贵手，他们好开闸放水！老王别看一包香烟，一包喜糖已司空见惯，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决不手软。就板着一张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脸说：“先把村介绍信和户口本递给我看看。”要村介绍信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盘，只要给村会计两盒好烟，供一顿好酒，别说一张介绍信，可像开p股纸似地随便撕扯。户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乡派出所里通融，那是乡村干部或门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办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异想天开么？而老王又将这道关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错，就一直金口不开。于是有人就想到了钱，三十，五十，百儿八十地变魔术似地来回倒动，起先老王坚决不允许，并认为这是赎职，是受贿，一辈子清清白白，眼看临近退休了犯点毛病不值个儿。
小青年们却前仆后继，苦战不休，有的甚至论今喻古，百般规劝。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见一些领导和别的站所凡有权柄的人都使尽浑身解数，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眼花镜乱，溜溜溜地风转，惟恐有点滴的闲置或浪费，小日子就一个个都过得有滋有味，甜甜润润。而他，作为一个老民政助理，要是不为那个空有虚名的所谓“清白”，也许早干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如今人们为捞钱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父子爷们儿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让，朋友哥们儿更是反目相仇，誓不两立，多少领导干部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夺，寸利必争，他还“死看死守”地为哪般呢？于是就胆胆怯怯地收一点儿，但心很怯，手很软，如人家给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还要紧鼻子紧眼地说啥：“权当我买包烟抽了，只你这一件，只你、我两个人知道，对外跟你老太爷也不能说，要么丢死人——你我都完了。”
渐渐地觉得也不算啥事，别人都这样干，我老王咋了？脑袋上长包了还是让大头鞋端了？为稳妥起见，有一次还到邻乡管民政的同行那里观摩观摩，探讨探讨，见也都大同小异，表面上都说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摆设就一目了然了，没外块哪来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档家具？就你能干，别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觉，蹲在门口喝西北风？于是就胆子壮起来。你给，我就推推让让地收下来，不给我也不强求索要。后来连推让也不推让，你给，我就一声不响地揣进兜里。再后来，凡不到法定登记年龄的来求情登记结婚的，低于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给办了。况且现在不到法定年龄非法结婚的民政部门又有明文规定，罚款两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将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收费底线，由过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则是没人冒这个风险的。渐渐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凑足五百元的好处费也不来找老王办手续了，来办手续（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连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渐渐的老王已不满足于仅仅就非法结婚方面的服务了，就是够法定结婚年龄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轻易不给办理登记手续了。如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够吻合（一些农民常常将出生日期的公历和农历相互混肴颠倒），或村里戳子盖得不够清晰，这些都是不能办理登记手续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说要马上下村处理早婚罚款，今天没时间，改日再来吧。有明白的就拿个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码图个顺当吉利。老王才滞滞扭扭地给你办理登记手续，还说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给五百元也不好使呢。这样一来，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结婚日子的往往就错过了登记时间，有的甚至认为反正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一你不愿给办，我还不办了呢！这就出现了够法定结婚年龄又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这种生育视为计划外生育，非要罚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状，最后就牵扯到了老王。这就是宁长受理的另一件索贿案件。
当宁长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红柳乡民政助理办公室的沙发上时，老王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也一动没动。他不像杨晓宇那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熊样子，他像傻子似地闷不作声，间或用一根细细的竹签一下下地抠着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像电影里不断变换的镜头。
当王祥又按部就班地问着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时，他竟像一个刚会发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着。给人的感觉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憋出来的或肚子里闪出来的。当宁长问他是否有索贿行为时，他苦着脸，一声不吭，又一下下地抠着指甲，有几处已冒出了血丝，仍在专心抠挖，好像那并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爱的饰物，脸上就像给闪光灯晃过的一样，不时地变换着青、红、白、紫等各种颜色。
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腿和手都爽爽地抖着。然后拿手去身上摸索了三次，才从衣兜里摸索出一张两元钱的票子。他用力地拍了两下脑袋，就重新回到办公桌前翻找，到底找出一盒红塔山香烟。再蹒跚地走到宁长他们跟前，哆嗦着一人递给一支。当他们都说不吸时，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点上一支，慢慢地吸起来，他以前是从不吸烟的。有人从此得出结论：抽烟一半是闷着学会的，一半是闲着学会的，还有的一半（不知这一半应该加到前边的哪个一半才合适些）是着急上火学会的，老王的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学会的。
等人家再追问他索贿行为，他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直到宁长他们终止对老王的第一次谈话，他仍是一声接一声地喘着粗气，好像这是一种特长或爱好，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谈话一开始，宁长发现老王的嘴唇三角区鼓起一个红疙瘩。当他挠过两次之后，脸色就发白发灰，身上冷得直打哆嗦。宁长赶紧叫乡里派人送老王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传出老王生疔，发高烧的消息，又传他可能是血y感染，也许是败血病云云。
半个月后，宁长他们第二次来到红柳乡调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贿案时，听说他已出院，正在家里休息。宁长他们不好马上就去，两个人便在乡道上慢慢地溜达，思考着该案的进展和应对办法。突然迎面走过来老少五口人，为首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走到宁长跟前扑通一声将双腿跪下来，另两名年轻女子和两个孩子也齐刷刷跪在路旁。两个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妇女就一边流泪一边说道：“老王罪该万死，念他为党工作多年，一时糊涂，放他一马。我们这一家老小还靠他支撑门面，抬抬手吧……”说着递过一包钱和几页写满字的稿纸，“这里有老王的检讨，有他受人好处的钱财。这两个一个是我的姑娘，一个是我的儿媳，那两个是我孙子和外孙子。他一出事，我们全家都跟着抬不起头，没脸见人，看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着就痛哭不止，年轻女人及两个孩子也跟着低低地啜泣，一时间大路上悲声一片，场景十分凄凉。宁长也心里酸酸的，他最后说：“你们要好好劝劝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认清自己问题的性质，积极和我们配合，我们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老王的表现，适当处理的。”老妇人就带着一家三代五口人再三磕头致谢，才缓缓离去。
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对老王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一级，调离民政助理岗位。
此后老王见人就说，共产党的天下，挣钱要凭力气和本事，脏事不能做，赃钱不能花，花赃钱睡凉炕，早晚是病。两年后乡党委又安排老王做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坏不说，光锦旗就收了十几面，表扬信贴了一墙，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这些锦旗，退休后做衣服都不用买布了。
农村的“花花”案子多，孙村长就比较典型。
孙村长叫孙闯，原本也是个好人家的子弟。从小念书曾是五好学生，班级学习委员，老师曾视其为学校的骄傲，村子里的希望。十八岁那年穿军装当上了人民解放军，复员后在村里当民兵连长，各项工作都处处跑在头里，老百姓也都喜欢他，大事小事都愿找孙闯商量商量，让孙闯给拿拿主意。偶然一次和邻村青年的殴斗使他蹲了





反贪局在行动 第 8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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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工作仍像从前那样处处走在头里，样样冲在前边，尤其在发展商品经济上使许多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有的甚至发了横财，他也于两年后加入工中国共产党。他在钱的问题上又不像有的人见了钱像见了命一样的眼热，他对此往往显得很慷慨、淡薄，老百姓就对他愈加看重。不少党员甚至暗中串连，秋后要选举他做村书记呢。可惜他就是见了女人——也许天生是个多情种子（但入狱前未见任何异常），对女人特有感情，或者说对凡他认为感兴趣的女人都特有感情。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首先就吃窝边草。第一个先从村里下手，最先瞄上的就是他的邻居玉香。这女人在他的熏染下后来也成了罪犯，他看上玉香后，就天天去他家串门，帮她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或领导干部似地这指导指导，那建议建议。偏偏玉香的男人又是个木匠，成年在外边做活很少回家。玉香开始对他就无恶感或者说印象很好，这女人又感情十分丰富，见了男人总有些恋恋不舍的意思，又是村长，就巴不得他天天来这里指导、建议。结果三指导两建议两个人就指导建议到一块儿去了。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进行指导和建议，玉香的木匠丈夫背着家什回来了。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一定程度上讲，这场决斗不亚于世纪之战。斧头来棒子往，锤子飞木板挡，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如果不见现场只听声音，有点像打制家具或重体力装卸。两个人由手持家伙到徒手搏斗，最后都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地各自躺在地上（玉香还给每个人各倒了一杯茶水，木匠啪地将水杯打飞，孙闯也摇摇头没动一口），临走时木匠说：“姓孙的，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脑袋！”孙闯就回说，“我奉陪到底！”
结果木匠在对玉香一顿饱打之后，背着家什连夜出走，至今音讯皆无。从此两个人干脆明铺暗盖，如胶似漆，宛如一对生死的夫妻。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孙闯又看上了下街的一个远房侄女。这女人的丈夫除了百病缠身这惟一的特长，男人的其他特征只是一个摆设，再有一个本事就是知道生闷气，再不就配合自己的特长给你气喘。气喘的水平确实有一定的高度和难度，一口一口，忽大忽小，偶尔意想不到的还给你来个突然骤停，眼睛也一翻一翻地显出要玩完的样子，可就是不完，先后气喘了十几个年头至今“涛声依旧”。女人可能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才不得不另有所恋。孙闯更是不管这些，任别人怎样说，怎样讲；对侄女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用他的话说就是：只要不是qg，大不了受点良心和道德谴责，老子就不伯道德谴责。用他常对别人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当然他也绝不差事儿，这两年侄女一家人的吃穿零用他几乎包了，直至后来又泡上了别的女人，过年过节总要买些东西过来看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喜新不厌旧；用那些和他往来过的女人的话说叫：孙闯讲究！
后来就发展到去街里上酒楼泡小姐了。这种行为当然主要靠人民币开道了，用他的话就是男人活着就是为女人，钱花在别处都是浪费，花在女人身上花多少都值！所以两年多时间县城的酒店和桑那浴他几乎去遍了，小姐也追遍干遍了。他自己就说，他玩过、干过多少女人，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工作上，他除了给村里办了一个砖厂，一个木材加工厂（后来两个企业相继亏损倒闭），给老百姓联系一些项目，主要是自己办了一个核桃加工厂。具体做法是将收购来的核桃砸碎、抠仁、包装外销。而核桃砸碎、抠仁的过程是个累活，也是个细活，他自己是不会干的，这就需要雇人，这种工作又很适宜于女人。于是他雇佣了很多年轻女人，多数又是未婚女工。从此有事没事就把眼睛盯在这些女工身上。用他的话说叫“从头打，挨个干；推土机压路面，一码平推！”手段也极其简单原始，当他看上哪个女工了，就用手一指，“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女工还以为有什么好事或厂长要重用呢，现洗洗手，梳梳头，有的还换件新衣服。当你乐滋滋地一进屋，他回手把门一c，按倒就干。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干完了，那只手同时把钱刷地塞进你的裤兜里。用他的话说叫金钱加大棒，越干越像样。而女方碍于面子又不好声张，尤其未婚女孩，一考虑声张出去将来的对象都不好找，就哑巴吃黄莲，自己往肚子里咽吧。再说他在钱上又不亏待哪一位，就干遍了每一个女青年竟没有一个上告的，有的还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他就对那些将他缠得要死要活或怀了孕又不想做掉的女孩子干脆给一笔重金，打发你到别处去一笔勾销了事。一般怀孕的就叫上一个女工跟着去医院做掉了歇几天回来照样报你的核桃仁儿。有时候看看这批女工都干完了，就统一结账集体辞掉，再招下一批接着干。后来听说他基本上不去酒楼了，主要精力就用在了厂内，用他的话说叫将矛盾消化在内部，不能推向社会，自己的梦自己圆吧。
后来吕会计的事东窗事发，才把他贪污的事露了出来，让宁长将他们一块收拾了，要不现在很可能还当着村长，或已经提拔当了村书记……
第十三章　池浅“王八”多——连环案b
吕会计的论据雄辩有力：“我儿子长得像个小吕会计，我孙子长得像个小小吕会计，不正是种瓜得瓜，一脉相承么？”别说，遗传这东西真他妈厉害！
吕会计是红柳乡李树村的老会计，也是个精明细致的会计或者说是个很称职的会计。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世事变幻，几经沧桑，翻云覆雨，冷暖y晴，村里光支部书记就换了七八茬，更换的村组长不计其数，惟独吕会计的会计工作一成不变。他经手的账目别说近几年的，就是三十年前的往来账也能查到，尽管有的纸张已经发黄变黑，字迹也不甚清楚，但他那工整匀称的笔迹依稀可见。凡村里的钱款物件，不管进出盈亏，只要经过吕会计的手，账上都笔笔有宗，随处可查。村里人就对他非常敬重，深信不疑，说李树村虽说鬼穷，有些村干部也很混账，但吕会计的账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真真是个清清白白的铁算盘呀。据说不光村里的账目，他家里的各项收入支出，也都笔笔有账，项项归档。他家孩子即使多买一块硬糖，也休想躲过他的账目。所以村里村外，凡认识他的，没有不佩服他认真、细致、清白、严谨的，一些人对他就有一种无名的恐慌和惧怕。说在吕会计面前，好像浑身都给剥光甚至处处都给透视拍了片子似的，凡事休想逃过他的眼睛，漏过他的笔端，滑过他的脑袋瓜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