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

不错，王小波仅用一部30万字的《黄金时代》就昭示出了他涉足文坛的实力——这种实力当然是由于他写了性。然而，更为要紧的是，他不同寻常地写了性。粗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大致有着这样两种情形：一为浪漫写实，一为自然写实。浪漫写实者如英国的大卫·劳伦斯，自然写实者如国产的贾平凹。这两种对于性的文字呈献状态孰优孰劣姑且不论，就《黄金时代》而言，至少它使我们看到了有关性描写的另一种呈献方式。说王小波涉足文坛的实力即指此，说王小波写性的不同寻常，亦即指此。
劳伦斯书写性事的浪漫高招是一个个近似童话的诗意的畅想，有着太多的英伦雾水，当诗去读，在感人至深的同时难免误人不浅——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之中，我们无法阻止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将其当作《新婚须知》一类的小册子去读；而贾平凹呈献情欲的良谋较之查太莱夫妇的缔造者来说，则要逊色许多——贾平凹殚精竭虑所企图攀登上的，仅只是古已有之有案可稽的“脱到不留一点余地”那样一级台阶。港地称这类专事官能描绘的作家称为“咸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除去够“咸”够“湿”而外，另又奉献了一道够“脏”。你不能说贾平凹所谓不是写实，你也不能不说他鸿篇巨制记录下来的刚好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国人所拥有的既“脏兮兮”又“软兮兮”的性状态，可是，就呈献者自身的性态度而言，就显然令人失望——健康不说，恐怕连自然也一点儿没有。而王小波则全然不是这样的——无论有意无意，王小波用他“性”象纷纭的《黄金时代》，试图在拥有浪漫的同时超越浪漫，在搞定咸湿之后超越咸湿——他将诸多性命题中原本就有的元素一一捡了回来，力求让性成为那枚达·芬奇笔下的生动自然的素描j蛋。
劳伦斯于性的浪漫写实，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而贾平凹于性的扭捏作态，则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如此背景的映衬之下，王小波既超越了“离经叛道”，也抛弃了文化传统，王小波的聪明才智，也恰恰在这样双重的躲闪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因为，就算是“离经叛道”，也并不保险，那类积重难返式的离叛就更是如此：它容易带来走火式的夸大，入魔式的煽情，而这些与性的事实其实是并无瓜葛的。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2）
王小波写性，第一是稳得住劲儿——他不放纵，不以为所谓真实地写性，就一定是交代器官的位置及其名称如同为人体百科词典写词条儿；第二是拿得准调儿——他不遮掩，不在紧要关头掉链子，不在焦点时刻语焉不详，也不动辄上下五千年地抒情，把琴棋书画诗酒花一古脑地往敏感带上招呼；第三是收得住气——他不奢望，不把性升华成事关国计民生，不把性蔓延为危及民族生存，也不宣示性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切的幸福和温馨……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映衬王小波笔下人物性行为的背景（多为“文革”十年###时期）的不健康，又刚好展示出了人类性行为超越意识形态的一层，并且，它有可能越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越是生机盎然。王小波笔下的人和人的性，在不免或多或少地呈献着五颜六色的环境的、种族的、时代的颜色的同时，更为重要地呈献出了一种自然健康的肤色。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谈性的口吻，甚为稀松平常。这种在描述性、记录性、谈论性时趋向于零度的口吻，显露出作者有意将性还原为平常，还原为衣食住行、酒足饭饱。这样的性，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它当然是一种被民族文化、民族传统过于青睐、过于宠爱的常识，也正是因为这两种“过于”，许久以来，性在我们的生活中，由常识变成了观念和言谈（当然不是举止）中的禁忌。因而，王小波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谈论原本也是稀松平常的性这一事实本身，在还原常识的同时也是在捍卫常识。当咸湿小说对于性的夸张、糟践、污染和浪漫几近将性全线逐出健康概念的时候，王小波以颇为个人化的方式将性拉回了常识的中心。
在《黄金时代》中，除了性，显然还有更多的、也更值得玩味的东西。从数学的角度说，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表达出来的“性本寻常”的理念，亦可由此窥其一斑——性充其量只是我们生活蛋糕上非常诱人的甜蜜一角。那些把性张扬成整整一大块儿蛋糕的人，如果不是存心想把读者噎死，就是如同个头矮小的建筑设计师最愿意设计摩天大楼以求心理补偿一样：要么是阳痿患者，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家，或者兼而有之。《黄金时代》中更为值得玩味的那一部分是值得另外撰文推敲的。尤其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字里行间所呈献出来的那种对于文化和生命的反思之慨、那种对于似水流年的伤逝之情，那种对于荒谬的人类生存现状的反讽之笔，都为现今所谓文坛大家们笔下少有——这大概与王小波同时又是一名学者有关。将王小波的学术论文与他的小说对比着去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有趣之事：不少可以放在论文中的话，王放在了小说中，反之亦然。这种自身的知识结构即可构成优势互补的情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尚不多见。尤其是性这桩无论怎样误解、曲解、渲染、污染都可能拥有读者市场的事情，对于它的呈献者的要求其实是宁高勿低的。考察一下目前敢于涉足性区域欲施展才华一展身手的中国作家的学历档案，就会发现，有关性事描写上的扭捏作态还算是好的，其他者流，除去把自己也脱得光光溜溜以外，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小波的出现值得鼓掌。
有关《黄金时代》文字“导读”顺应“潮流”，文首已经说过。可是，在一个细心而又认真的读者的价值判断中，《黄金时代》不会因此就等同或等值于了地摊文学。正如你不能说张大婶趁着天刚擦黑儿就跑到西直门地铁站门口兜售的茶叶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样。其实所有敢于将性事作为小说主题的作家都充满了风险意识和可资赞叹的奉献精神——而奉献搞不好就会成了出卖。作为读者，捧到手里的究竟是“奉献”还是“出卖”很难分清，可货色的味道他们自有品尝的经验——就算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次大胆的出卖吧！可我认为，他出卖的正是真诚和现今已不多见的对于生命的美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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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辈人曾十分热衷的词，“黄金时代”的词义正在淡化，如同我们的大好年华一样逐渐飘然远逝。那个黄金时代，正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它从“伤痕文学”开始，已经被讲过多遍，以至于快成为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过，假如我们同意故事学大师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论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个老故事，那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则是1994年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黄金时代》分为三辑，包括总题为《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这三个中篇，另外书中还收有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短篇《我的y阳两界》。这个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叙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没正经，在年轻时，时而是“流氓”，时而是画y画的嫌疑犯；岁数大一点，又是个阳痿、“小神经”，按某种文化社会学的意见，属于次文化或边缘文化一类。总之，在人群中是异类。而王二们，还要算是异类中的异类。比方说，同是受到迫害，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还是《资本论》的信徒，王二们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一点不错是搞了男女关系，犯了打人错误或者婚前同居、婚后搞婚外恋。在这一点上，他们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当回事的一群，或者说是混沌的一群。这群人，在性a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区域里，他们放浪形骸，挑衅成规和传统。性a，并且不合社会成规之性a，正是王小波这个集子中反复分析的题材论域。《黄金时代》开篇便挑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j。这种直言不讳是王小波叙事的基调，基本的风格。岂止是直言不讳，他还要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把人们历来耻于言说的性、性意识、性的感觉、性在人的r身上的表现形态、性的惶惑、困境与奇妙情趣说个透彻，令其摆脱混沌而被d悉、澄明。无论是否赞赏作者的手段，它产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惊异。
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这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离了人群到深山里野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节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与人物供认不讳的荒谬关系，以自供状的叙述，言说了性a惊人的力量和美丽。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做a（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性a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偷情者的对话，也充满戏谑风格：“我把小和尚拔出来，把jys到地里。她在一边看着，面带惊恐之状。我告诉她：这样地会更肥。她说：我知道。后来又说：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对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联系着人的内在资质，他们的性格、行为方式。《黄金时代》中反复出现两类人，李先生一类，王二们一类，前者是穷困潦倒但执迷不悟的成年人，后者是无法无天、捣蛋闯祸的顽劣少年。不过这两类又可以说是一类，一群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无论他们是书呆子还是小神经。李先生感到情人的茹头凉冰冰，就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问一个“对头吗”？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另一个李先生（耽读西夏文，以致丢了饭碗）的破内k、内k里露出的p股（“像个风干的苹果”）一样，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内心恶习与抽狗p烟、喝狗n茶、听狗屎收音机的物质享受极不般配又自然浑成，使得中国李先生们在日瓦戈医生等同类中决不会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们性成熟过程中重要的青春体验。王小波在描写叙述者——小说家王二的精神成长时，一些优美独特的语言意象依然与性a相依存、并由此引向人对自我的追问。他写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松动，落叶遍地，王二仿佛顶着落叶的黄金雨。他念诗给女友听：“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还有，他这样描写恋人的夜：“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黄金时代》开始于搞破鞋的交代回忆，中间由《三十而立》过渡——这个过渡包含杂耍性的现实生活片断，又包含关于精神与r体各种欲望故事的c曲——最后终结于对似水流年、生命的终极价值的体认。性a、历史、生命与艺术在此融为一体，敞开了王小波所用强光投s出的一个价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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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2）
二、自由叙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国内引起专业批评家关注与喝彩的小说集，这一反响实则姗姗来迟。在此之前，集中的《黄金时代》单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说《未来世界》也先后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16届中篇小说大奖。此外，王小波还曾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长篇传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以及《我的舅舅》等计算在内，那么他实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说新人，最起码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传故事》已经透露了王小波与众不同的创作路径，这就是对老故事的重说、重新讲述。所谓“秘传故事”，作者何以得之？显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虚的标题下乘虚而入，尝试移花接木、故事新编。他将现代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或将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
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满足过仅仅是说故事，对说的兴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其形式自由的热爱，而他的热爱自由更见之于通过这种自由发挥的叙事游戏，表达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达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俯瞰。这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见出。我说俯瞰，是因为王小波在这些作品中发展出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事。如他改写唐传奇的《红拂夜奔》，其中数学家王二的故事与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对话，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有各自对爱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们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写实与幻想寓言两种体裁的穿c中，王小波做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限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创造、爱情这些生命的永恒价值与极权、昏庸、世俗之间长久的对峙。
自由叙事，一个关键是对时间的处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一张多重时间的网络覆盖于性a之上。有现在时间（我现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过去时间（我和妻子留学、旅行欧洲时），有过去进行时（我对x海鹰交代问题，接受帮教），有过去完成时（我交代1967年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时间跨度繁复阔大，空间遥远的事物发生奇特的组合。例如，达利画的塔楼与大炼钢铁的标语，小孩爬高楼摔断胳膊，胳膊里流出的筋膜与“湿被套”的感觉，还有高炉残骸里的屎与避孕套，这些不相干的图景，由“塔”这中心意象生发出来。穿过弯曲的时间隧道，超现实的画风、稚拙的性体验与乌托邦实际景象相遇，光怪陆离。
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性j；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qg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qg。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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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g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g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g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p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性a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x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p股）里，放s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ym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j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茹房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s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r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p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y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y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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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茹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