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的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三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
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一场“棒子战”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十九　张天师可以歇歇了！
六月十四号的台北《征信新闻》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延续道教传统·张天师请立嗣
〔本报讯〕由江西来到台湾现在台湾设立天师府的张天师六十三代孙，近曾向内政部申请立嗣，以便延续道教的命脉与张天师的烟火。
据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说：张天师第六十二代孙，系大陆撤退来台后，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自主管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二万四千元的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五年以前，增加为每年三万六千元，去岁再增加为四万人千元——月支四千元所台币。
但由于张天师六十二代孙迄今尚乏子嗣，而其本人年事已高，为延续道教命脉及继承天师烟火计，势须立嗣，故天师六十二代孙，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内政部对其所请，已做慎重考虑。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必须要说：张天师可以歇歇了！不但张天师可以歇歇了，其他一切拿百姓钱、吃祖宗饭的人——不管他是孔子之裔也好。曾子之后也罢——都可以歇歇了！
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因为张天师六十三代以来，一直是老子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生生不息的，很少“及身而绝”的前例，故向历朝各代的政府讨便宜，政府慎于传统，没有话说；但是这回就说不过去了，过继别人的儿子，照我们现代的法理，显然已经没有“血缘”的关系，显然已失掉了他们血y里的“道性”，显然不该再拿政府每月四千块的干薪，显然不值得内政部“慎重考虑”了！
张天师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申请”。引起我一点探源的兴趣，我翻开历史书，一下子便查到三个张天师：
一、张鲁——《后汉书）刘焉传：“（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
二、张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张）修为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y妄……”
三、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
由此可见，一开始，道教的老祖宗就出了双胞案或三胞案，也许是四胞案，反正不管是几胞案，杀杀砍砍做做密医以后，最后总算定于一尊了。
张天师既然逐渐确定，自然要附会出个体面的祖宗来。首先他们抬出来老子，可是老子姓“李”，是我们本家，只适合做祖师爷，不适合做祖宗。于是他们向上追，直追到历史上第一个姓“张”的大名人——张良（子房），算是认了亲。所以宋人陈元静在《汉天师家传》里指出：
真人讳道陵，……留侯子房八世孙也。光彩的祖宗既然发掘出来，泽及子孙的局面自然就此宏开。宏开的场面起初并不太好，因为闹了派系。马端临《文献通拷》经籍考中就谈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策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这些派系林立的分歧，最后总算好转，慢慢的，他们洗掉了“黄巾贼”的于系，偷来了周易老庄的心法，形成了“丹鼎派”和“符箓派”。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势力逐渐膨胀，开始朝上流社会里钻。赵翼《陔余丛考》记“张真人”中说：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
过了不久，所谓“嵩山道士”寇谦之出来了，他居然打动了北魏太武帝和大臣崔浩，君臣二人乃如赵翼所说：
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
这下子老道们可抖了！他们一下子得君行“道”，浩浩荡荡，打垮了所有的佛教，烧光了所有的寺庙，活埋了百分之八十的和尚，为张天师奠定了空前的威严（四四六）。这种威严在三百年后笼罩在一个皇帝身上，那就是杨贵妃的负心郎唐明皇。
唐明皇在中国文化上送了两个划时代的礼物：第一、他弘扬了平剧，给梨园子弟开创了先河；第二、他册赠了张天师，使“汉天师子孙嗣真教”，明定了道教教主的世袭，称他们为“太师”。在这里，张家的天师们又占了我们李家老子的便宜，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老子又被道教抬来做祖师爷，所以，李家的皇帝对张家的教主自然另眼看待。果然，一世纪后，唐武宗补足了“三武之祸”（八四五）。让张天师的师徒们来了一次绝后的表演——拆淖了四万个佛庙，强迫二十六万个和尚和尼姑还俗。三十九年后（八八四），唐值宗封张天师为“三天扶教大法师”。于是，张天师名至实归地迈进了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一○一六），找到了信州道士张正随，比唐朝进一步的予以优待——开始封号了，赐为“真静先生”，不但给他立授箓院及上清观，并且还不必纳税。随着又来了一个“老道迷”的皇帝——宋徽宗，他在崇宁二年（一一○三）赐了张天师的后人张继先为“虚静先生”，不但宋徽宗对这位“虚静先生”很着迷，连后宫的仕女们对他也迷透了。这位“虚静先生”是第三十代的张天师，他唯一对不起他祖宗的是他竟没结婚，使三十代的嫡派传统及身而绝！所以只好找个族人来接香火。当然了，他当时并没像今天的六十三张天师一样的“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他大概也不敢这样做，因为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有些特立独行的好汉们，挺身出来，指斥张天师“袭封”的不对，使张天师们有所畏惧。例如在清人王棠《知新录》中，就提到宋朝的一位林太守，曾把张天师关在牢里，然后向皇帝上奏说：“其祖乃汉（黄中）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熹还特别称道这件事，可见在民智未开的古代，毕竟还有明白人！
接着又到了元朝，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赐第三十六代张宗演为“灵应冲和真人”。最初只给三品，再升到一品，冠盖京华，非常神气。美中不足的是，“张天师”
的称呼，还只限于民间俗称，并未法定。历来的帝王只肯用“真人”、“太师”、“先生”
等名称，甚至到了明朝，朱元璋还曾公开责问民间俗称“天师”的不当，认为“至尊者‘天’，岂有”师“也？”所以只肯给第四十二代的张正常一个二品，称做“正一嗣教真人”。从此张天师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是常到京师来走动。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北京闹了旱灾，皇上叫张天师作法求雨，求了一阵，可是雨还是不来，张天师非常难为情，皇上也不开心，只好把他请回江西龙虎山老家去。到了清朝，张天师的声望便不行了，高宗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索性改二品为五品，削减预算啦！不但削减预算，皇帝也不许张天师朝觐了，也不赐宴了，最后还把给张天师的银图章要了回去，对张天师小气透了！幸亏在十九年后，张天师又表演了一次求雨，算他造化，居然下雨了，皇帝一高兴，又把他升到了三品。
可是到了仁宗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又降回到五品，打入冷宫，听任他们去搞符箓祈禳了！
于是，可怜的张天师，开始潦倒了！他们的服食导引、斋醮科仪……一切一切都引不起皇帝的兴趣和重视了！到了民国成立，张天师更是被遗忘了！天师所享的特权，也愈来愈少了！他似乎颇为怀念那帝王时代的日子，所以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的消息一传来，张天师便赶紧兼程就道，“晋京讨封”。倒霉的是，他还未得到好处，复辟就失败了。七月十号，在丰台地方，跟封建余孽雷震春、梁敦彦、张镇芳等一起被讨逆军抓起来，饱受一阵虚惊。
流年不利的张天师，只好又回到了民间，被民间奉为祈雨大师。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二十号的上海《新闻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年上海天旱时，沪上名流王一亭等的奉请张天师来“登坛斋祷”。那时的张天师，若回想到当年他的列祖列宗们披黄巾的流风和烧佛殿的余韵，他真要感慨系之了！
大陆撤退来台的张天师是第六十三代的张天师，他到台湾后，据前面《徽信新闻》的报道：“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由主管全国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月支四千元新台币。”
内政部主管单位这个举动，是我最不能了解的。因为我丝毫不认为国库里的钱，有这样“月支”的必要，这个举动明明是开时代的倒车：第一、所谓“张天师”，是连专制帝王都不屑承认的名目，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糊里糊涂的承认了；第二、所谓“天师府”，是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准设立的“府”，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莫名其妙的设立了；第三、所谓“体恤其忠贞”，试问大陆来台的同胞谁的“忠贞”不值得“体恤”？拿另外的“忠贞”的同胞的税捐来。“体恤”另外“忠贞”的教主，这是什么逻辑？
第四、所谓“预算”、“津贴”，不管是占总预算里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乱编乱给。在开明的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里。没有理由用国库的钱来养一个宗教偶像，“宪法”第十三条中明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却没有明定“人民有赡养教主的义务”。
第五、张天师“天”生其材，必有其用，他也有独立的人格，他该有自力谋生的能力与职业。自力谋生之余，登坛作法，炼汞烧丹，克绍祖裘，广被群生，都随他的便。总之，他不该打着祖传的招牌，四体不勤，白吃白喝。
上面五个理由之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内政部“月支四千元”的举动是一个愚昧的、落伍的、开时代倒车的举动。并且，这也不是爱护天师保障宗教的好法子！这种“津贴法”，是藐视六十三代天师的人格，是看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
并且，更值得考虑的是，内政部主管单位这种举动，乃是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主管单位的先生们何不读读历史，查查民国十六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到江西后革去张天师位号的那一进步措施，那是何等开明、何等现代化的气象？那时候谁会想到，二十年下来，内政部竟跑到台湾，在同一“天师问题”上，开了这么大的倒车！这不是违背“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
这个“天师问题”乍看起来，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问题，是个每年四万八千块预算的小问题，但是它所引伸出来的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在模式上，它是与“孔圣问题”、“孟子问题”、“曾子问题”、“活佛问题”等完完全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一个花公家钱、吃祖宗饭的问题。
试看“孔圣问题”。试问孔德成的“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每年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钱？试问孔夫子可敬，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道还要敬他的子孙不成？敬他的子孙也罢，可是一敬要敬到他的七十六代重重重重孙子的孙子，这就未免有点那个吧？敬也可以，可是没有理由不让他自食其力，没有理由让他白吃祖宗饭，没有理由让老百姓们来分担他祖宗牌位的重量和牌位下的这位又白又胖的重孙子！在某些职务上（保管四库全书除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的能力，他何苦来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衷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的？他又何苦来再沾祖宗的光？
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生荫庇也委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他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该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穿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
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s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乃乃、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