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r、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朝的不死药（4）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l伦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y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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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5）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y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
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
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
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
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j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唐朝的不死药（6）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末食人考（1）
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r。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r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r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r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r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y，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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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食人考（2）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r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j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r。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r。”（元？陶宗仪《南？##肌肪砭牛？/p》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y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r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模u百菰兀骸八迥┗穆遥裨糁祠悠鹩谙濉5思洌昙3柞蚯辔薜么Γ嗣裣嗍场t幽饲信〈笱鲆淮笸樱啥偈笕巳庖责＇贼。生灵歼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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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食人考（3）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r，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