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宋

“还有。”赵玖再度怒极失笑起来。“这下面为何又写着，‘臣月夜披秋风而出，行至固城湖畔小桥，登桥而望，湖中光影流转，虽不及二十四桥明月夜，却也别有一番滋味’……你去数个桥，还要想着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你想让谁给你吹箫？”
非但是吕本中，整个侧院都安静的只有秋风摇树之声。
“罢了！”赵玖怒极之下，反而懒得计较。“朕之前便想过这种情形，但若其余人都如这两位内制这般风花雪月，这次朕就算是白白浪费一月时光了！”
言罢，这位官家便要折身回去继续去看，但行到侧院门前，却又蹙眉回顾：“吕本中，你既然暴露了身份，又整日‘夜披秋风而出’，那前面这些最大的地主是谁，有多少田，缴纳多少税赋，乃至于几家店铺，作何经营，却又如何这般精确的……你又是问的谁？”
“臣问的是和尚。”吕本中赶紧解释。“固城湖畔有个鸣泉寺……臣也是只是对寺中和尚透露了身份，并着他们去帮臣调查询问。”
赵玖面色稍缓……这其实是个法子，甚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子，和尚们在搞地方调查上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也怪不得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外，很多地方吕本中查的都还不错。
然而，赵官家刚要点头回身，却又想起一事，然后正色再问：“那这个明泉寺本身呢？有多少地？可曾参与当地商贸？又有多少和尚？多少僧房？”
吕本中张口欲言，却无言以对。
江南方寸之地，赵官家见状只是仰头长叹一声，却终于还是折身回去了，只留下满院不安。
当然了，他们的不安其实也是多虑了，就好像赵官家不会真的让李纲不得好下场一般，这位官家也不可能真为这事惩罚这些近臣的。
毕竟，赵玖心里非常清楚，在这年头，指望着这些人搞出《寻乌调查》出来那是瞎扯淡，就侧院那些人，包括杨沂中、仁保忠，谁也不可能亲身去跟农民交谈，他们能去寻读书人、和尚、道士问一问，然后做到这份上就已经足够好了。
赵玖自己也有心理准备。
再说了，赵玖也没资格为这个惩罚这些人，不说别的，这一个月他整日在扬州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何曾自己去做过调查？
无外乎是耍起官家威风，将活摊派下去，然后弄个表格，强迫他们填上罢了……古往今来，不好好当上司的不过是这些手段。
甚至再说透点，他赵玖身为一个皇帝，根本没法子白龙鱼服去亲自查探实情，如果信不过这些人，也没谁可以信了。
至于他刚刚起的那股子邪火，本质上还是跟李纲生气所致，而这几份报告，其实并没有那么荒诞……很多东西、很多问题，都能从字缝中体现出来。
何况，身为一个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大学生，赵玖一开始便大约知道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与其说是根据报告来寻找问题，倒不如说是在报告中寻找相应的证据：
范宗尹提到的，不仅是福建，而是整个东南都广泛存在的杀婴恶俗；
吕本中提到的，江河湖泊旁的淫祀泛滥，食菜魔教在地方上的死灰复燃；
梅栎提到的，豪商与地主、寺观与地主的普遍一体化；
虞允文提到的，火葬、水葬习俗在乡野普遍存在；
杨沂中提到的，从士大夫到民间普遍性对吕颐浩、赵鼎、张浚几位相关执政强烈不满；
宗颍提到的，有部分乡野百姓抛荒入城；
当然，也免不了所有人共同提到的，收租五百石以上超级大地主，在东南城镇乡野中普遍存在，以及东南老百姓确实负担极重的问题。
一连三日，赵玖就留在州府院中，既不去出席什么宴会，也不去与李纲和解，只是不停的研究报告，并对相关近臣进行召唤、问询、讨论。
而三日之后，赵玖终于将那些表面上的东西给抹去，将问题归根结底式的纳入了东南赋税这个核心问题周边……这是当然的，不光是赵玖早就从历史书上看到过答案，而是说所有的社会问题，终究会切实的归入这个基本问题。
真的是所有的一切，杀婴、淫祀泛滥、食菜魔教的趁虚而入，地主的普遍性存在，水葬火葬的流行，说到最后，就是这个土地与人口与赋税的问题。
故此，三日自后，看完报告的赵官家将这些报告彻底抛下，重新在自己的总结笔记上列举了几个词汇：
一者，租庸制度；
二者，两税法；
三者，不限兼并；
四者，田皮田骨；
五者，丁身钱；
六者，劳役。
其中，租庸制度的意思很简单，租是田租，庸则是指老百姓需要服徭役的时候，可以通过交丝绢，来完成自己的徭役义务。
这是从唐代开始便广泛施行的针对底层百姓的中国基本赋税制度，它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的进步意义却也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庸’，通过交丝绢而避免去服基本的徭役，可以让老百姓安心生产，不必担心会耽搁农忙，生产积极性也极大提高。
所以，租庸制度的问题再多，也抵消不了他的积极性。
接着是两税法，这也是唐代的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个良政。
说到两税法，就需要先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封建时代，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在面对政府时，都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那些衙役官差每一次下来与老百姓接触，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是来推行良政的，接触一次也会祸害一次。
上面来征税征粮，不要敲诈勒索的吗？不要杀一只鸡招待的吗？不要看上你家漂亮女儿的吗？地方跟官府有关系的无赖不会趁机想兼并你家那几亩上好菜园子的吗？
而两税法，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赋税进行统一计算，每年只有夏秋两季会各自进行一次征收工作，这就让老百姓大大减少了被官差骚扰的程度，也可以按年来进行生产物资的调配，不必日日月月紧张。
所以，当然是良政。
至于赵玖自己当日用寺观、商户来代替官府搞青苗贷，本质上也有类似的思路……再好的法子，让手握权力的官差与政府去执行，都会迅速沦为恶政，这在封建时代是没有任何意外的……和尚和豪商虽然也会败坏局面，但比封建政府依然是好很多的。
甚至，根据赤心队中的平清盛所言，在日本，数百年前也有类似的制度，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放贷给老百姓……结果呢？结果就是达官贵人趁机强迫老百姓收贷，然后用利息大面积掠夺、兼并。以至于日本特色的授田制度被破坏、庄园经济彻底崛起、武士阶层随即诞生。
那么，如果说租庸制度与两税法是经历过时间考验，必须要坚持的基本良政，剩下四条，可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了。
第三条不必多言……大宋朝是放任兼并的，兼并是合法合规的。
第四条，也就是田皮田骨的问题，是去年朝廷宣布对田产征收额外征税以后，大地主为了逃避这个税赋，进行的恶劣抵制措施。
简单来说，就是地主事实上兼并了周围老百姓的土地，也收了租子，但为了少交税，却用合同的方式将田产名义上留在老百姓那里，这样就把自己本该负担的朝廷赋税转移给了佃农。
第五条，也不必多说，丁身税，就是人口税，不管你家田多田少，你有成年丁口就要缴纳这玩意。
第六，则是另一种变相的人口税……租庸制度下当然可以不要大部分服役，但服役本身是转化为丝绢这种税务的，换言之，劳役依然存在，改成了交税而已。
而劳役又是根据什么来呢？还是丁口。
何况，除了传统劳役外，总有一些必须要人来做的其他门类劳役……比如宋代臭名昭著的衙前里正制度。
衙前是让你看管公物，实际上公物那个不被官吏掏空？所以衙前役就沦为事实上强迫百姓补足官物的抢劫行为。
里正类似……里正是为了收税时方便，指定一户为里正，充当某种类似包税人的工作。
然而，大户来做包税人，是可以趁机劫掠的，普通百姓当这个工作，却反而不敢去真正的权势家收税，何况还有贫民百姓真的交不起税，结果就是担任里正这个役作的老百姓家要掏出自己家产补足税收……也基本上相当于公开劫掠。
总而言之，饶了一圈，免不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但富人越富势力越大，越不会被盘剥，反而是穷人越穷，负担丝毫没有减轻。
譬如说杀婴那事，逻辑很简单，家里就那么多田产、家产，可只要孩子长大就要负担相应的人口税和劳役税（绢帛）……那么结果就是穷人养不起孩子，不敢养孩子，孩子一多就溺死。
人多地少的福建路尤其如此，那地方杀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习俗，胡寅差点被溺死就是这般来的，而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虽然少了一些，却也少不了类似的事情。
事情就在这里对上了，杀婴不是什么恶俗，福建人不是天生就是要担上恶名，而是人地矛盾和赋税的问题，火葬、水葬也是如此，是为了省点田地方便耕种，淫祀、食菜魔教还是这般，是基层对官府失去信心，是官府对基层治理失败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个问题……底层农民承担着一切，却无人正眼看他们一下。
这便是大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盛世所在，也是赵玖此行东南之前便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来这里，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让近臣们去做调查，自己分析完之后更加深刻而已。
就这样，又过了两日，根本没有踏出太平州府半步的赵官家将那六个词汇也抹去，重新写成了两个简单的词汇：
一曰兼并；
二曰丁负。
这便与跟那些年学过的教科书连到一起了。
而在写完这两个词后不久，赵玖只犹豫了片刻，便将这两个词也一并撕去，然后重新在小本本写下了两个来之前便盘旋于脑海的词：
一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二曰，摊丁入亩。
两个词，两张纸，赵官家重新陷入到了选择疑难之中。
不过，就在这位官家犹豫不决之时，李纲终于请见了——官家渡江后放了东南士大夫的鸽子，却在他州府内一声不吭呆了六七天，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包括两淮、江东、福建的都早已经渐渐云集两浙，他承受不住上下左右的压力。
所以，想请赵官家东行往两浙，去履行他的、相关‘政治座谈会’的承诺。
对此，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赵玖也情知拖不得了，却是一声感叹后，将两张纸一并收入，然后启程向东，却又下旨让李纲随行。
十月初二，御驾抵达金陵，汇集刘錡部兵马。
十月初八，御驾抵达苏州，苏州倾城而迎，赵官家旋即在此处正式下旨，将于本月底在杭州周边召东南士大夫论政，而且，除有品秩有待遇的在位、退休官吏，学生士人外，无论僧俗，无论商工百姓，无论两淮、两浙、两江、福建所属，但有言欲进者，不计文书口诉，皆可登御前一言……明旨传出，东南终于重新沸腾，各处士民奔走而告，纷纷往苏杭一带汇集，等到赵官家仪仗出苏州时，随行骑驴乘车的东南士人，就已经不下数百人。
十月十五，因为雨水不期而至，御驾稍晚抵达杭州，随即赵官家与吕颐浩吕相公相会密谈，接下来几日，汇集而来的士人已经充盈杭州城内外，不下千余。
十月十九，最后的旨意正式传出，赵官家、吕相公，联内制范吕二学士，将于十月廿五日开始，于西湖畔召开相应座谈会，一连五日，天子、宰执、内制将会现场办公，若有议成，即刻当场发诏，以成政令。
一时间，东南三度沸腾。
十月廿二，随着许景衡许相公的抵达，赵官家终于想起一事，却是带着吕、李、许三位相公一起去洞霄宫探望了太上渊圣皇帝……兄弟二人相见，据说是兄友弟恭，场面极度温馨，甚至两位皇帝、三位相公还一起在洞霄宫吃了一顿东坡肉。
以至于往后三日，杭州城内，东坡肉的价格，直接翻了一番。





绍宋 第三十三章 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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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三天的猪肉涨价之后，西湖问政大会正式开始了。
而因为杭州古称武林，当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所以这次大会早在长达三日的东坡肉涨价风潮中便已得了个诨名，唤做建炎武林大会。
但不管叫什么名了，都不耽误西湖一时人头攒动，士民百姓踊跃至极，以至于始作俑者赵官家都有些惊愕。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到不言自明，那就是虽然南方地区顶尖士大夫迭出，可那只是这些士大夫的个人成就，却不耽误自古以来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处于政治洼地，南方群体从地域上而言就天然处于政治劣势。
与之类似的，还有蜀地，而一江之隔的两淮，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
这种情况，从大宋建立开始就很明显，彼时作为被征服的南方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区域。等到了靖康之后，建炎天子首开问政风潮，大幅度让渡皇权，宰执与六部九卿实权大大增加，公阁、秘阁成员的政治地位渐渐竖立，太学问政也已经成为国之重事，而南方依然因为远离首都，跟这些事情无法搭边，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饥渴感。
与此同时，偏偏经历了靖康之变后，两河俱失，中原、关西、京东俱损，南方在国家内部的重要程度变相大幅度提升，而且国家还需要北伐，这就更需要南方的财力物力支持。
这种情况下，矛盾也自然就出来了。
而这个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体渐渐跟失意道学、赋闲下野官员合流的一个基本背景……按照大家的理解，赵官家此番南下，就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的。
所谓政治协商大会，就目前来看，无疑是仿照着太学问政这个成例搞出来的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方法，最起码形式走对了。反对派嘛，也是少数，大家本意上还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把江南抖一抖，团结起建制派，局面还是大好的。
话说，可能是因为江南十月小阳春的缘故，一场初冬小雨之后，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有些气候和煦的感觉，这种时候，随着大会正式召开，西湖畔的诸位热情不免更加一筹。
第一日的时候，很多都是集体上书，而这种集体上书却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来划分，通常是一个州郡内的宿老名士带头，而上书的形式也都文采飞扬的一整篇文章，但细细看内容，却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甚至于大同小异的东西。
第一条一定是要赵官家亲贤臣远小人，接下来一定是要厚德载物，一定崇俭去奢，一定要广开言路，一定要善待百姓，一定要兄友弟恭……
这当然都是很正确的建议，但每当赵官家当面认真问他们谁是贤臣谁是小人时，他们却往往表现的一塌糊涂……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场的，当面把文书交上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一开口就口吃语塞；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
开什么玩笑？
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他们也真不敢，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
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难道就行了？
说尚书也不行啊！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
不如不说。
至于崇俭去奢，赵官家细细去问，他们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们又没见过，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当面这么讲，又不免尴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那就更不好说啥了。
谈起宽刑仁恕，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刑统》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为了安抚老百姓，《刑统》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写的很棒，真问细则，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
不过，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以备咨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写得格外好的，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如果没有，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还要发出‘赤心骑’去征召，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
且说，一开始的时候，随行的三位相公里，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所以不好直接反对，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
但很快，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
下面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还是根据地域组团，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
这个时候，赵官家来到杭州，对他们展示出一个态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待遇，本身就能够达到拉拢和舒缓对立气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这种明显形式主义的问政，也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皇帝，也考不上进士，这次能代表一个州、一个军，领着一群家乡子弟见到赵官家，当面提出意见，哪怕话都说不利索，却依然还能从形式角度被接纳，并得到礼遇，恐怕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而既然借着赵官家这个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巅峰，那么自然要改变立场，成为标准的建制派，转过身去，谁当他的面说官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愤然辩驳的，谁要是说朝廷哪个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说出朝廷的难处，为朝廷大略进行辩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开始没有类似准备的地方州郡，也以及仓促聚集起来，推举名士，并连夜写好文书，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这样，一连两日，赵官家和三位相公几乎是见完了两浙路，大部分江南东路、福建路，少部分两淮路的‘提案团’，很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虚荣心，也让杭州城内的歌功颂德之声渐渐明显起来。
似乎一场团结的大会将会胜利闭幕。
不过，也就是如此了。
从第二日下午开始，就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像模像样的上书，很多真正想讨论实际问题的人也随之现身了。
比如说之前的江阴文士苏白、李韬二人就带着一群常州年轻士子单独上奏，写了十几条事情，全都是具体举措。
其中，建议集合东南海船，将‘御营十万众’从沧州登陆，直取燕云这种话，当然是典型的书生之见……真把御营十万大军送到那地方，就是一个丧失后勤被围歼的命运，蛙跳战术也不可能跳这么远，何况东南方向已经很疲敝了，再强行征船说不得就会把海商逼成海盗。
不过，关于在各地设立地方公阁，如三舍法那般层层传递，以广开言路的法子，却与赵玖来之前跟宰执们讨论的条款不谋而合。
故此，赵官家当即赐予二人同进士出身，并授予秘书郎职衔，要求二人联合那些‘以备咨询’的地方士大夫首领们，一起从东南开始，筹措此事。
这件事情，进一步引爆了西湖畔的热情。
可就在大家准备继续踊跃发言之时，当晚却又有旨意传出，官家已经连续两日召见士大夫了，其余商贾僧道，以及市井农工一直都没有机会觐见，故此第三日、第四日，官家将暂停士大夫的觐见，转而召见那些人……第五日再恢复问政。
这个旨意，堂而皇之，也不好反对。
然而，退休的许景衡许相公此时却表达了一定的忧虑……他害怕仅仅再留下一天给士大夫，还空出两天的闲期，再加上赵官家和气的态度，很可能会使得一部分真正有怨气的士大夫们趁机完成串联的最后一步，在最后一天搞出真正的大新闻来。
许相公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可李、吕二位，外加赵官家似乎全然不在乎，那就没办法了。
暂且不提许相公的忧虑，只说接下来两日，轮到僧道、商贾以及寻常百姓参与这次武林大会了，而他们的参与方式就与士大夫彻底不同了……僧道、商贾多是来花钱求皇家庇护的，所谓扬州那边的成例嘛……而赵官家也乐的卖官鬻职，明码交易。
什么东南禅宗五寺，什么福建海商，或者家里开窑厂的、做丝绸转运的，甭管你是话头禅还是闭口禅，甭管你是走南洋还是想走东洋，只要给钱，万事好商量。
顺带着，这些来说话的豪商、僧道，也成为了‘以备咨询’的人物，准备被纳入地方公阁系统，成为光荣的体制人。
至于前来觐见的寻常百姓，说实话，数量相对于那些士大夫、富商、僧道而言，就显得格外稀少了，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来告御状……谁和谁离婚，谁和谁争产，谁觉得自家的谁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还有人来密告哪里有食菜魔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