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巧妙的袭击，威力巨大的炸弹，惊人的成功率，以及复兴会杀气腾腾的宣告，立时打乱了广东官府正在筹划准备的剿杀琼州“贼匪”的计划。原定向琼州调动的中路所五个巡防营有三个调至广州城内外，加强警备，保护城内各位官员的安全。
而李准的四面合击计划也出师不利，西路据点感恩县被革命军袭取，三个巡防营被击败溃散，大批物资为革命军所缴获，网未织成，已经破了洞，鱼却气势更盛。
再者，复兴会的这波刺杀浪潮，也让李准犯起了嘀咕。炸弹加冷枪，策划周密，行动专业，防不胜防啊！况且，如果真与复兴会结上怨仇，接连不断的刺杀谁吃得消，搞不好就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李准心中害怕，便开始注意有关复兴会的消息，研究复兴会的情况。
“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李准只是得出自己的笼统判断，却一语道出了在暗杀这种恐怖行为对满清高官所造成的普遍心态。
这并不是李准在盲目恐惧，而是他在分析了最近几年刺杀事件后得出的结论。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王汉刺杀铁良，史坚如谋刺广东巡抚德寿，这固然是比较轰动的事件，但结果却显然不如计划那样成功。勇气可嘉而技艺不熟，鲁莽坏事或临阵失惊，这是李准的结论。
反观复兴会的几次刺杀，从铁良开始，诚勋、景澧两位广州将军，再加上名声不太大、官位不太高的几个牺牲品，不仅成功率极高，而且是全身而退。从策划到实施，从炸弹到狙击，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专业素质和狠辣风格。如果再加上革命党人在刺杀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精神意志，在李准眼中那就简直太可怕了。
怎么办呢？李准不想成为复兴会必欲除之的目标，前仆后继的刺杀令人胆寒，谁也没有千日防贼的心理承受力。可琼州现属广东，镇压起义是他份内之事。虽然因为要加强广州治安、保护众多官员而使三个巡防营暂时无法增兵琼州，但总得使琼州形势不能再进一步恶化，也总有他出兵作战，结怨复兴会的那一天吧？
“大人——”卫队长敲门而入，打断了李准在室内徘徊的脚步，卫队长的神态有些犹豫，手中拿着一封信，象是要递给李准，又迟疑不决。
“什么事？”李准皱起了眉头，将目光移到卫队长手上。
“门房收到给大人的一封信——”卫队长停顿了一下，嗫嚅着说道：“这信卑职不敢擅阅，但信封里面另有异物……”
“异物？”李准眉头皱得更紧，疑惑地说道：“信封这么小，若说是炸弹，本官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
“不是炸弹。”卫队长苦笑了一下，用手捏了捏信中的异物，说道：“卑职觉得应该是一枚子弹。”
李准悚然动容，复兴会要对自己下手了？等等，这似乎还留有余地，警告、恐吓？如果真是复兴会的投书，且先看过，看复兴会将要如何，再做打算吧！
思虑已定，李准让卫队长打开信封，果然倒出了一颗子弹。李准轻轻摇了摇头，伸手接过信柬，展开阅读。
果然是复兴会送来的恐吓信，警告李准不要替满清这个腐败到极点的政权卖命，继续镇压琼州革命军，做遗臭万年的好奴才。否则，复兴会将以炸弹、子弹奉上，绝不留情，不死不休。
李准脸色变幻，忽惊忽怒。信中不仅措辞严厉，更在后面附有其家眷的详细资料，连他送到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国庆也在其列，并且用红线标注醒目。
底线和原则，这是陈文强一直坚持的信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你不择手段，那敌人对付你也会无所不用其极。谁没有家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为了不牵连他们，陈文强定下的底线便是不株连，不对其家人下手。
刺杀虽然是一种非常态的革命方式，是一种恐怖主义，但其行动的目的不在于造成直接受害者，而在于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或是振奋民心，予人一种“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印象，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或是通过舆论宣传，使暗杀成为“心理影响的工具”。
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警告信中没加阐述，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毫无顾忌，狠辣无情。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腐败、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呐喊助威，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
……………





重生一九零二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专访，闭塞的改变
既干革命，又推动宪政，陈文强左右逢源，干得是风生水起。
因为他始终相信，由于最终目标的相同，立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终究能够在政治上达成谅解。起码在他看来，复兴会与立宪派是完全能够联合，完全能够共建国家的。
革命领袖已经打造出来，宋复华正在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吸引着更多的革命者，指导着革命的方向；立宪派的风向标也正在形成，凭陈文强的实力、名望，舍他其谁？
“宪政有何难哉？一曰保障公民之基本权利、自由；二曰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之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专访，还是专访，一定还是要专访。一定要通过专访的形式，让广大的国人和世界人民都知道，有一位中国的改革家陈文强，他不仅有着辉煌的个人经历，还有着先进的宪政理念，更有着强大的自信，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得热泪盈眶，哦，不，应该是热血沸腾，或者是……
管他呢！反正陈文强此时正襟危坐，正在接受香港《中国邮报》首席记者端纳的专访。
无论是从政治学或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与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醒目。
一九零三年，端纳采访了两广总督岑春煊，并成为了他的洋顾问，从一个新闻记者开始参与到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此时正是满清后期，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保皇派、维新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派别都希望走到权力的中心，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究竟谁才是这座古老国度的未来？
所有这一切都在端纳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五年前他的朋友沃森对他说，中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但需要人去唤醒，这股力量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端纳投身于中国政治，信念和动机很简单：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人物，将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国。然而，他最后是深深地失望了。他拯救中国的宏图和构想没有在他所倚重的政治家的身上得以实现。他的美好愿望像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粉碎。
但现在，端纳还没有这种经历和失落，他同情着中国民主主义者，赞赏着中国的革命者，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而就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对西方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重大举措来影响中国社会。
虽然端纳很希望早日拯救中国，但陈文强的大话却让他很有顾虑，觉得对宪政的推进和实施，陈文强是过于乐观了。
“陈先生，宪政固然可以简而化之，但实施起来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便说英国，从大宪章到真正的宪政，可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从目前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民主习惯和意识等方面来看，要实现宪政，似乎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容易。”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走南闯北。而且，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
陈文强完全听得懂端纳的英语，但他还是找了个临时翻译——阿萱。尽管阿萱翻译得有些慢，甚至有些谬误，但陈文强宁愿重说，宁愿不断地给阿萱更正。
“是的，你的担心很有道理。要考虑到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等问题，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确实不可行。但推行宪政并不意味着各个方面、各项条件都完全具备，而是可以循序渐进，边实施边进行宪政启蒙，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陈文强伸出一根手指，强调道：“这第一步便是制定宪法并颁布天下，不完善没关系，各国宪法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增有改，不断调整的吗！”
“当然，宪法并不代表宪政，有了宪法，并不表明就必然会有制度化、具体化的宪法体制。并不排除一个国家的宪法答应给人民权利，却无法在现实中去寻找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开端，以法治国——以真正的法律意识治理国家的逻辑力量是不可逆转的。”
端纳仔细品味，冠冕堂皇，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这些都是在书中能够找到的，尽管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是新鲜和独创。
“制定并颁布宪法，陈先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对吧？”端纳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停顿了一下，继续问道：“从目前看，大清国的官僚和民众从本质上似乎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便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您对此怎么看？”
“先进的、文明的，终归是要胜过落后的、野蛮的，这是世界潮流，这是历史大势。”陈文强说得不快，差不多是边想边说，“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我们应该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那陈先生对革命党怎么看？”端纳说道：“我是个记者，为了新闻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接触过革命党。很多革命党人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有很好的职业，但是他们舍弃了这一切，投身于爱国，投身于革命，这确实很令人钦佩。”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表现出了端纳的坦率、固执和认真，也是陈文强不能回避的。因为，他要表明一定的态度，甚至要借此来为复兴会造势。
沉思了一会儿，陈文强缓缓开口说道：“我与革命党并没有什么接触，只能从报纸媒体上了解他们的思路和方法，有鉴于此，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观感。嗯，就说现在革命党的两大团体复兴会和同盟会吧，我的感觉是复兴会更强大。”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议的，实际的情况基本证明了这一点。”端纳点了点头，问道：“那对现在的孙、宋两位革命领袖，陈先生又作何评价？”
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孙是首倡革命的，但中国有句古话：后来者居上。宋最近风头很猛，思想理论似乎也比孙更深入，更比孙多了些理智和冷静。嗯，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另外，孙、宋二人出身不同，宋出身于国内，作为本土革命家，我觉得他对中国社会更加了解，推出的政策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孙出身于海外，对中国社会是一知半解。他又是西方文化的忠实信徒，革命方式是移植，这对于中国国情是不适合的，就我人个看来，这几乎是不会成功的。”
虽然说得貌似公允，但赞宋贬孙是很明显的。端纳若有所思地望着陈文强，咧嘴笑了笑，说道：“那宋呢，他会不会成功？”
“那只有天知道了。”陈文强笑容更盛，说道：“我又不是预言家，只是谈谈个人感觉而已。”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确实很难预测。”端纳点了点头，说道：“陈先生也是比较坦承，虽然您要说的肯定不止这些。另外——”别有意味地看着陈文强，端纳谨慎地问道：“除了为宪政鼓与呼以外，外界传闻您与抵美风潮很有关系，是您在幕后组织联合，并筹集大量资金，使抵制美货运动直到现在还未完全停息。”
“传闻不实，不要轻信。”陈文强摆了摆手，停顿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如果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希望抵制美货运动能持续下去。而且，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也不会仅仅只针对美国。任何触犯中国主权、有辱民族尊严的事件，我希望中国民众都能奋起予以还击，坚决的还击。”
“您有具体的指向吗？”
“英国，最是贪婪无耻的一个国家。表面上道貌岸然，象个绅士，实则是强盗，是吸血鬼。靠着掠夺和压榨殖民地而暴富，而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摧残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陈文强忿恨的情绪溢于言表，猛地挥了下手，“还有日本，强占台湾，盘踞东北，将是中国最危险，也是最凶恶的敌人。对了，这就又要说到同盟会，依靠日本人的财力和帮助，动机十分可疑。如果为了他们的革命而与日本人做政治交易，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不管他们的目的多么高尚，怕是也要被骂作卖国贼吧？”
端纳深表赞同地连连点头，对于英国的罪恶，他深以为然，与陈文强的观点十分接近。但对同盟会，他显然不认为陈文强的论断是正确的。
“很多日本人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特别是在野人士，这与官方是不大相同的。”端纳为同盟会做着辩解，“况且，革命若是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情和帮助，也会比较顺利。”
“天真。”陈文强撇了撇嘴，有些不屑地说道：“涉及到国家利益，都是以利相见。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懂——嘿嘿。”
端纳还想张嘴反驳，陈文强已经摆手示意专访结束，转而与端纳谈起了另外的事情。
“要办一份报纸，专门登载报导国际上的事件，最好还要有分析和判断。”端纳有些疑惑，便开口问道：“现在立宪风潮已起，陈先生怎么会转移视线，不专注于国内呢？”
“国内肯定是要关注的，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也要关心，最主要的是让国人，让朝廷睁开眼睛，知晓这世界形势的变化，知道各个国家发展和变化的情况，能更好地处理对外事务和关系。”陈文强解释道：“估计你不相信，很多朝廷官员甚至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对列强国家的情况也是知之极少。”
“这样啊——”端纳陷入了沉思，他觉得陈文强的目的恐怕不是这么简单，但又猜想不透，而且，陈文强的理由倒也说得过去。
陈文强是很想从德国获取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不只是眼前的，还应该是长远的。但对于朝廷那帮对国际形势睁眼瞎的官员，想早日推动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光靠他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是朝廷官员，连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对各国政治势力的变更，内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不关心，甚至是看不到的。如果开一扇更大、更广泛的对外的信息窗口，开阔中国最优秀的阶层的眼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大有好处的。
比如说英国，现在正值政党更替，政策也将有所变化，特别是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如果抓住时机，利用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烟害即便不能禁绝，也应该能大大减轻。
再比如抵美运动已经初获成功，利用罗斯福急于补救、急于挽回在中国的影响的心理，善加利用，完全能够获得比历史上更多的利益，绝不是只退回庚子赔款这么一点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