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李浑想于什么？目的何在？他如此“兴师动众”,目标到底是韩相国,还是颖汝贵族集团？
就在众人猜疑不定的时候,李浑拿出了东都和京畿防御部署的调整方案。
东都卫戍军分为五个镇戍区,一部守东都外郭,其余四部守京畿四方,因为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镇戍京畿东部的卫戍军大部分已进入荥阳境内严阵以待,这就造成京畿东部的虎牢、洛口、黑石和偃师四道要隘的防守力量过于单薄,不得不从京畿的南、北两个镇戍区调兵支援。现在李浑要把京畿南部镇戍区的所有兵力投到伊阙战场,并在夺回伊阙要隘后再遣主力南下豫州剿贼,那就必然要从其他地方抽调军队支援京畿东、南两个镇戍区,于是问题就来了,支援的军队从何而来？
目前能够调动的军队只有裴弘策所统的京畿地方军,所以说来说去,军方还是盯上了这支军队,还是要想方设法把它抢到手。
是可忍,孰不可忍,樊子盖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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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零七章 主动跳坑
前几日军方坚持消极防御,不愿出京剿贼,不愿在军事上配合越王和东都留守府所作出的出京剿贼之决策,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是错误的,现在伊阙丢了,军方为自己的消极防御付出了代价,为此他们马上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要以攻代守,要出京剿贼。
此举对军方来说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防御策略,在兵力部署上做出一些调整而已,但对越王和东都留守府来说,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为了配合军方出京剿贼,他们必须给予军方以全方位的支持,然而危机当前,东都各方势力都已焦头烂额,越王和樊子盖更是手忙脚乱疲于奔命,此刻他们巴不得军方积极配合自己应对危机,哪里还有精力支持军方去京剿贼？
形势变了,应对之策也要变,此刻叛贼韩相国已经突破了京畿防线,已经威胁到东都安全了,所以军方的首要之务是马上夺回伊阙口,迅速稳固京畿防线,然后再看形势发展,若形势允许就出京剿贼,而现在郑元寿和李浑却在防御策略上改弦易辙了,要积极防御了,要出京剿贼了,这纯属添乱,军方自己做错了事,不想着积极补救,亡羊补牢,却忙于推卸责任,不择手段地要把越王和樊子盖“拖下水”,这实在是令人愤怒到了极致。
樊子盖忍无可忍,也就不忍了,毫不客气,一丝情面不留,当场揭开了军方的“老底”,揭露了他们无耻的行径,把他们丑恶的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之前越王和樊子盖要出京剿贼,军方拒绝,现在形势变了,越王和樊子盖要坚守东都和京畿了,军方却要出京剿贼,如此肆无忌惮的“唱反调”,目的无非就是维护军方之私利。之前出京剿贼军方生怕自己吃了亏,落不到好处,现在出事了,要承担责任了,军方马上又转变立场,要积极出京剿贼。但越王和樊子盖迫于当前东都危机之严重,不会同意军方这一决策,如此一来,将来圣主追究下来,军方就有理由“倒打一耙”了,不是我们不配合,是他们蓄意挑起矛盾激化冲突。圣主为平息事端,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军方就把丢掉伊阙的责任推掉了一半。
此事看上去是军方要从越王和樊子盖手里抢走那支刚刚组建的地方军,实际上是军方以此为要挟,逼迫越王和樊子盖与他们一起承担丢失伊阙的责任,而越王和樊子盖一旦退让,首先就要失去京畿地方军的控制权,接着就再一次陷入被动,不得不被军方牵着鼻子走,处处受制于军方,如此下去,很快他们手上的东都控制权就名存实亡了,他们将变成军方的“傀儡”。这对越王和樊子盖来说太可怕了,如果他们失去了东都控制权,失去了可不仅是自己的前程,还极有可能葬送了东都,而东都是中土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一旦落入保守势力的手中,中土政局必然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不要说二次东征要功亏一篑,就连圣主和中枢都有可能在这场风暴中灰飞烟灭。
樊子盖“爆发”了,睚眦欲裂,连声咆哮,最后指着郑元寿李浑和韩世谔厉声质问,“圣主信任你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但你们如何报答圣主的？就这样报答吗？以伊阙的丢失,以东都危机的恶化,来报答圣主,来兑现对圣主的承诺,来表达对圣主的忠诚？”
李浑郑元寿和韩世谔没想到樊子盖如此“冲动”,关键时刻不但严词拒绝军方的合作“邀请”,还猛抽军方的脸,巴掌打得“啪啪”响,直接翻脸了。三人脸色铁青,怒视着暴跳如雷的樊子盖,一个个恨不得拿刀砍了他。这个老家伙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无是处,圣主到底看上他什么了,竟委其以重任。
韩世谔掉头就走。都撕破脸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东都危机骤然恶化就是源自伊阙失陷,而越王和樊子盖一气之下,不但不愿与军方共担责任,还拒绝与军方携手合作,尤其严重的是,樊子盖这个老家伙还反过来威胁军方,以东都的安危来胁迫军方“低头”,但军方不会“低头”,更不会对越王和樊子盖俯首听命,虽然军方会因此更加被动,不过军方并没有陷入绝境,军方还有逆转危局的办法,那就是马上夺回伊阙,所以韩世谔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飞一般离开东都赶赴伊阙去了。
看到樊子盖李浑和郑元寿三人怒发冲冠剑拔弩张的样子,崔赜暗自叹息,樊子盖这个改革派的中坚人物是“四面楚歌”,面对危局有心无力,李浑这个关陇人则居心叵测,背后下“黑手”,蓄意恶化东都危局,而郑元寿这个山东豪门因为地域关系,与河洛贵族颖汝贵族利益纠葛太深,他在兵变爆发后会持何种立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崔赜忍不住有一种心力交瘁,甚至是绝望之感。
越王杨侗看到崔赜冲着自己连使眼色,心领神会,当即把情绪失控的樊子盖拉进了偏堂,让他先冷静一下,同时也给崔赜一个劝和军方的机会,毕竟危机当前,军政双方撕破脸对着于于事无补,对双方都不利,所以樊子盖这个“红脸”唱完后,就轮到崔赜这个“白脸”上场了,想方设法也要利用伊阙失陷这件事逼着军方让步妥协,军方可以“不低头”不听命,但必须合作,合则两利嘛。
崔赜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后,就和颜悦色地问李浑,u公若南下豫州,京畿以东由谁卫戍？
李浑没有回答,而是望向了郑元寿。
在京畿卫戍上,李浑这位右骁卫将军主要负责东南方向,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主要负责西北方向,另外还有荥阳河阳柏谷和偃师四大都尉,这六个京畿卫戍统帅彼此没有隶属关系,不过防区却交叉重叠,之所以这样设置,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明面上的说法就是互相牵制监控,以防镇将拥兵作乱。
现在李浑要出京戡乱,要离开自己的防区,那么崔赜的疑问,当然最好由郑元寿来回答。
崔赜的心骤然悬了起来,眼里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慌乱。目前留镇东都的卫府最高长官就是李浑和郑元寿,所以军方的这个决策肯定出自两人之手,而两人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李浑这位关陇籍的将军在京畿东南方向防御山东人,而山东籍的郑元寿在京畿的西北方向防御关陇人,这种情形下,两人达成妥协,李浑出京戡乱,郑元寿全权负责京畿卫戍,这说明什么？如果李浑是有意推波助澜,有意恶化东都局势,给杨玄感黎阳举兵创造机会,那么郑元寿是不是在有意配合杨玄感黎阳举兵？换句话说,郑元寿极有可能是杨玄感的同党,是兵变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
崔赜被自己的推测震惊了,几欲窒息,冷汗唰地出来了,好在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衣服汗湿了也正常,没人在
郑元寿表情严肃,眼神冷漠地望着崔赜,沉默稍许,反问道,“你说由谁卫戍最为合适？”
崔赜立即从郑元寿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郑元寿显然不愿意代替李浑卫戍京畿东部,不想自找麻烦,那么联想到双方之前的争论,李浑和郑元寿的妥协之策便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把刚刚组建的京畿地方军部署在京畿东部,但他们的提议被樊子盖否决了,“如意算盘”落空了。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李浑要去夺回伊阙,要南下剿贼,他要带走一部分卫戍军,而郑元寿又不愿意代替李浑镇戍京畿东部,两人联手“算计”越王和樊子盖,最后结果肯定只有一个,如果越王和樊子盖不愿意把刚刚组建的京畿地方军交给军方,那么就必须主动承担起京畿东部的卫戍重任,二选一,必须选择一个,这也算是军方让步了。
崔赜的呼吸渐渐粗重。这是阴谋,肯定是阴谋,因为杨玄感一旦在黎阳举兵,南下攻打东都,不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要取道京畿的东部,也就是沿洛水西进,从洛口黑石偃师一线杀到东都,而以刚刚组建的这支京畿地方军的实力,根本阻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那么将来追究责任的时候,主动承担其京畿东部卫戍重任的越王樊子盖就“百口莫辩”了。明明知道被人算计了,但你睁着眼睛跳进了“坑”里,你不死谁死？
崔赜没有选择,他只能睁着眼睛跳进“坑”里。相比把京畿地方军交给军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倒不如自己舍命一搏,或许就能创造奇迹,毕竟自己手上还有白发李风云这个足以逆转东都危局的“暗棋”。
“在某看来,河南赞务裴弘策最为合适。”崔赜给出了答案,做出了妥协。
李浑“阴云密布”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阳光”,而郑元寿的眼神也变了,有些欣喜,也有些玩味。
气氛马上转好,考虑到形势紧张,时间有限,双方随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稍加磋商后便达成了一致。崔赜当堂拟写了奏章,李浑和郑元寿审阅后立即盖上了印鉴,越王和樊子盖也接受了事实,也审阅同意盖上印鉴,然后封印,十万火急送往辽东行宫。
两位将军离开后,樊子盖再也按捺不住,质问崔赜,“你既然知道这背后肯定有阴谋,为何还要妥协？如今计将何出？”
“某去拜见安昌公（元文都）。”崔赜叹道,“现在能拯救东都的,只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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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零八章 对症下药
樊子盖并不认同崔赜的办法,更不敢把拯救东都的希望寄托在以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身上。
这一政治集团在大一统改革中立场保守,与圣主和改革派冲突不断,大业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鲜卑勋贵贺若弼、宇文弼就与高颍一起被杀,其后八姓勋贵日渐衰落,以元氏为首的鲜卑豪门无奈之下,只能在政治上采取骑墙策略,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既不敢与风头强劲的改革派针锋相对,也不敢与保守势力携手结盟,而改革派则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保守势力则竭力拉拢。去年的政治风暴中,鲜卑勋贵于仲文倒了,刘士龙亦被斩杀,虏姓老贵族再遭重创,这使得汉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虏姓老贵族与圣主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盖有理由认定,以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的立场和手段,在今日东都危局下,他们必定冷眼旁观,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圣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京畿卫戍,还有荥阳、河阳、偃师和柏谷四大都尉。”樊子盖不好直接否决崔赜,只能旁敲侧击的予以提醒,“而这四大都尉中,荥阳都尉和河阳都尉都会倾尽全力支持越王,但你为何视而不见？”
荥阳都尉崔宝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壮中坚,理所当然支持越王,而河阳都尉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同样密切。
今日河阳都尉身份显赫,乃秦王杨浩,一位货真价实的亲王。
杨浩是前秦王杨俊之子,他的母亲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这位崔氏就是大权贵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寿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统大战,秦王杨俊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结果杨俊败了,死了,据查是被妒妇崔氏毒死的,于是崔氏被废,并处以死刑,其子杨浩连坐,取消世子资格,不能继嗣袭爵,而时为河南王妃的崔钰受到连累亦被废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饱受打击,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风雨飘零之中。圣主登基称帝后,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结盟山东贵族集团,于是博陵崔氏东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杨浩也因此得以恢复世子身份,继承了秦王爵位,并步入仕途,他的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卫府任职,平步青云,第一次东征之前被圣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为重要的河阳都尉。
河阳在大河以北,隔大河与邙山相望,距离东都不足百里,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御线,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圣主将这一举足轻重的位置托付于年轻的秦王杨浩,可见圣主对他其还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盖看来,圣主之所以把杨浩安排在河阳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面是利用他背后博陵崔氏和山东人的力量,确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尊崇的亲王身份,在东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杨侗又难以驾驭局势之际,由他这位秦王,还有荥阳的郇王杨庆,还有弘农的蔡王杨智积,一起出面合力辅佐,虽然这些亲王们都不愿介入新一轮皇统之争,都不愿在形势尚未明朗前主动“站队”,但事关国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关键时刻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毕竟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政治博弈中的摇摆所导致的后果完全不一样,一旦东都政局出现了不利于二次东征,甚至直接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那么在接下来的政治清算中,这些“不作为”的亲王必定首当其冲。
目前东都形势很不好,京畿局面也“风雨欲来”,越王杨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亲王们的帮助,但荥阳那边的郇王杨庆被通济渠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而弘农方向的蔡王杨智积则对西京保持着高度戒备,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两位亲王自顾不暇,根本顾及不到东都,最后只剩下秦王杨浩尚有余力帮助越王。
河阳都尉府位于河内郡,秦王杨浩这位河阳都尉有权调度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而河内的世家豪望们与河北豪门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面子上,也会尽心尽力支持秦王杨浩。
樊子盖据此认定,只要崔赜与东都的崔氏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做出决策,让越王杨侗向秦王杨浩“求助”,则杨浩必能调一部分河内军队进入京畿东部防区,如此一来还用得着向元文都“低声下气”,向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
樊子盖的不满,也是越王杨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赜为什么会把缓解东都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现在东都缺的不是钱,而是军队,是绝对忠诚于圣主并愿意为越王杨侗冲锋陷阵的军队,但以元文都之力,显然无法为越王杨侗从卫府中拉来一支俯首听命的军队。
虽然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始终是越王杨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杨侗的“左膀右臂”,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内史令元寿病逝,于仲文和刘士龙又在政治风暴中死去,紧跟着一大批虏姓将领又被逐出军队后,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政两界的实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实际上实力的恢复不过是时间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经此打击后,他们对汉姓贵族集团,对圣主和改革派充满了仇恨,双方之间的信任几乎崩溃,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恢复的。
面对樊子盖的疑问和杨侗的疑惑,崔赜不得不做出解释。
目前危局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秦王杨浩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实力十分有限,对拯救东都危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相比起来,虏姓老贵族集团的实力就非常庞大了,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底蕴深厚,在河洛地区苦心经营了两百余年,历史上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打击,甚至都有亡国的打击,但最终他们都挺过来了,至今还活得很滋润,所以去年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毛毛雨而已,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只是造成的政治后果很严重,直接损害了鲜卑老贵族与汉姓贵族之间的信任,一旦形势对汉姓贵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勋贵必然“推波助澜”,必然蓄意恶化东都危机,比如帮助激进保守力量发动兵变以摧毁东都政局,比如帮助日益猖獗的叛贼中断大运河以摧毁二次东征,以此来报复汉姓贵族,报复圣主和改革派对他们的打击。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这也是东都危机难以拯救的原因所在,为此必须“对症下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前只能向元氏和八姓勋贵最大程度的让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合作,而我们只要能重建与虏姓老贵族集团之间的信任,便拥有了拯救东都危机的可能,否则我们必将在未来局势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听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虑也更浓烈了,他感觉崔赜主动让度政治利益,主动缓和与鲜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动重建与元氏和八姓勋贵之间的信任,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东都危机,为了挽救越王杨侗的前途,其中可能还隐藏着更深的意图。
杨侗也听懂了,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一直以来他的背后都是元氏和八姓勋贵,关系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间,圣主把博陵崔氏强行“推进”了越王府,并命令杨侗必须对崔氏言听计从,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把元氏和八姓勋贵辛辛苦苦培养的“果实”直接抢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劳而获”,还“鸠占鹊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风暴过于强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勋贵“鲜血淋漓”,鲜卑人岂能忍下这口气？岂能让圣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实际上是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缩着脑袋都没能躲掉“池鱼之灾”,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圣主扔进了火“坑”里,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勋贵也不是一介蛮夫,鹬蚌相争的事坚决不于,坚决不上圣主的当,一不做二不休,于脆“远离”越王府,惹不起还躲不起？老子不掺合了,你一个人去玩吧,于是崔氏“有惊无险”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烦就来了,而且还是天大的麻烦,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时崔氏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赜匆匆离开王府,但他没有直接去拜访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
崔处直一听就明白了崔赜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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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零九章 崔氏的困局
崔赜的意图出人意料,他要借助这场危机,让崔氏离开越王府,尽一切可能逃离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皇统之争。
崔处直沉思良久,开口说道,“某即刻告之河北。”
事态危急,崔赜要“先斩后奏”,崔处直也无可奈何,但事关重大,他即便要以最快度告之远在河北的父亲崔弘升,也要先弄清楚崔赜的“底牌”是什么,为什么要向鲜卑人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另外,鲜卑人不是白痴,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是“馅饼”,也有可能是千斤巨石,鲜卑人未必会上当中计,而崔赜一旦弄巧成拙,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那麻烦就大了。
“某有些不解。”崔处直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为何突然做出此等惊人决策？”
“从目前形势来推断,白的预测极有可能变成现实。”崔赜苦叹道,“某拿什么守住东都？皇城和卫府中,某能信任谁？”
崔处直从崔赜的眼神里看到了绝望,暗自心惊,“你与莘公（郑元寿）谈过了？”
崔赜摇了摇手。
“在河南,在通济渠一线,我们合作颇具成效。”崔处直愈惊讶,“在今日危局下,荥阳更为艰难,若黎阳事,荥阳当其冲,更是难上加难,莘公应该有所预见,应该对我们之间的合作寄予更大期望。”
崔赜看了崔处直一眼,目露冷色,淡淡说道,“正因为他对未来局势的预见十分悲观,所以才选择了放弃合作。
“何解？”崔处直急切问道。
“我们困在了越王这条船上,而越王在皇统之争中明显就是个牺牲品,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崔赜摇摇头,语气悲伤,“东都出事了,影响或者导致二次东征中断,越王就是替罪羊,反之,若二次东征胜利,越王劳苦功高,看上去距离皇统更近了,实则成了众矢之的,成了靶子,在四面围攻之下,想不死都难。”
崔处直不假思索地说道,“这并不是我们逃离的理由,自古以来,凡艰难赢得皇统者都需要运气,需要奇迹。”
“我们已没有运气,更没有奇迹。”崔赜瞪了崔处直一眼,对他的盲目自信十分不满,“白的预测若全部应验,越王完了,我们也完了,所以此刻莘公（郑元寿）有意与我们保持距离乃理所当然。”
“既然如此,鲜卑人又岂会跳进火坑,给越王陪葬？”崔处直连连摇头,“若白的预测全部应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黎阳的背后必然有鲜卑人的影子,甚至,有一些鲜卑人就是黎阳的盟友,比如渔阳公（元弘嗣）,所以这场危机极有可能是黎阳和鲜卑人联手动,而这也可以解释当初我们入主越王府时,鲜卑人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因为他们知道越王府那个坑足以把我们吃得一于二净。”崔处直说到这里冲着崔赜摊开双手,做出“了然”之势,“既然如此,你认为安昌公（元文都）还会接受你的条件？”
“若白的预测全部应验,这场兵变就没有胜利者,大家自相残杀,最后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祚根基因此而动摇。”崔赜冷声说道,“实际上鲜卑人在布这个局的时候,必然会做这种最坏的打算,必然要做多手准备,以确保自己的核心利益,所以可以预见,有些鲜卑人会参加兵变,有些鲜卑人会忠诚于圣主,还有一部分鲜卑人则脚踏两条船,左右逢源,总之元氏和八姓勋贵绝不会赌上自己全部的家当。”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常识,崔处直当然知道,但问题是,“安昌公（元文都）是何立场？你认定他忠诚于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