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崔赜“得了便宜”就不能“卖乖”了,要拿出诚意来合作,要把杨恭仁的“站队”嫌疑落到实处,要让他真正变成越王杨侗的支持力量,为此崔赜竭尽全力配合杨恭仁,帮助杨恭仁实际控制东都大权,而杨恭仁也接受了崔氏的合作诚意,毕竟合作不是结盟,从坚守东都守护国祚这一目的出发,精诚合作还是必须的,但即便如此,杨恭仁也罢,崔赜也罢,依旧没有守住东都的把握和信心。
当崔赜把杨玄感于初三在黎阳举兵,并下令南下攻打东都的消息告诉杨恭仁之后,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就迅速占据了杨恭仁的全部身心,让他在愤怒之余更有一种大势已去的绝望,虽然他早有预料,早有猜测,但那毕竟是预料,是猜测,是想像中的假设,而不是无情残酷的事实。
杨恭仁在黎阳也有“眼线”,也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只是这一次他的“眼线”显然没有崔氏的“眼线”起作用,如此重大消息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传递过来,不过杨恭仁现在已无心追责,他迫切想知道的是河内军队是否会倒戈,河内豪门世家是否会背叛,杨玄感的大军是否会在河内畅通无阻,风驰电挚般直杀河阳,然后渡河而来,兵临东都,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屋内的气氛很沉闷,很压抑,本来就酷热难当,现在就更热了,杨恭仁汗流不止,崔赜亦是大汗淋漓。
杨恭仁率先打破了沉默,“某想知道……”杨恭仁神情严肃,目光锐利,口气更是冷厉,“河北是什么立场？”
崔赜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假思索地说道,“黄台公目前正在……”
“黄台公代表不了河北。”杨恭仁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崔赜的话,“如果黄台公的意志就是河北的意志,那这两年来河北贼为何屡剿不平,河北局势为何每况愈下？河北贼如此猖獗,杨玄感当然要善加利用,两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拍即合,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崔赜当即做出决断,以不用置疑的口气说道,“某可以代表黄台公,代表博陵崔氏做出承诺,河北绝对忠诚于圣主。”
杨恭仁顿时松了一口气,眼里悄然掠过一丝欣慰之色。河北的位置至关重要,一旦河北支持杨玄感,河北人全力阻截圣主回师平叛,则杨玄感就能在东都战场上赢得更为充足的时间,如此则给两京各大政治集团赢得了更多的攫利机会,如此则东都难以坚守,国祚难以保全,战乱和分裂必将接踵而至,黑暗再临中土。
“某知道黄台公目前正在河间剿贼。”杨恭仁说道,“如果黄台公接到杨玄感举兵叛乱,黎阳失陷,永济渠中断之噩耗,遂日夜兼程南下平叛,至少也要十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至少要在十五日前后才能抵达黎阳,向黎阳发动攻击。”
崔赜频频点头,同意杨恭仁所说。
但杨恭仁说到这里脸色就难看了,低沉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悲怆,“某可以肯定,未来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东都乃至京畿局势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杨玄感肯定能杀到东都城下,这一点毋庸置疑,某根本无力阻止,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忠诚于圣主的军队留在城内,与他们一起守住东都。另外齐王肯定能兵临通济渠,陈兵于天堑防线之外,而某同样无力阻止齐王进京,某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郇王和安阳公,寄希望于他们把齐王阻御于京畿之外。还有代王,他肯定要兵临潼关,西京的军队肯定要做出支援东都之态势,但你知道,西京的军队一旦进入东都战场,整个东都局势就失控了,东都在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中可能不战而溃,而东都一旦失陷,皇统就必然更迭,内战就必然爆发,生灵涂炭,到那时我们就万死莫赎其罪了。”
崔赜心领神会。杨恭仁提出了三个条件,迟滞杨玄感的进京速度,阻御齐王进京,想方设法阻止代王进京。这三个条件都很难办到,尤其阻止代王进京,阻止西京军队进潼关,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都公已经到了河阳,武牙郎将高毗也即将抵达临清关,而温城司马氏等河内豪门在东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尤其在河北人坚决忠诚于圣主的影响下,绝无可能冒着身死族灭之风险支持杨玄感,所以河内方向的防御还是相当坚固。”崔赜说道,“不过杨玄感为了以最快速度杀到东都,不会只选择河内一个攻击方向,一旦攻击受阻,必然就近渡河,然后由大河进入洛水。杨玄感手上有大量船只,可以轻而易举把军队送进京畿,所以某认为,洛水防线才是我们最大的软肋所在。”
洛水防线本来由右骁卫将军李浑负责卫戍,现在因为贼帅韩相国攻陷了伊阙口,突破了京畿防线,李浑及其主力鹰扬都去京畿南部的伊阙战场了,导致洛水防线的防守兵力数量大减。几天前杨恭仁调整京畿防御部署,为加强荥阳虎牢关的防守力量,再一次从洛水防线抽调兵力,而补充给洛水防线的都是刚刚建立的京畿地方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杨恭仁一言不发。他的防御重点是京畿东西两个方向,是阻止齐王和代王进京,是把东都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杨玄感肯定能杀到东都,肯定能与贼帅韩相国会合,但只要齐王和代王不进京,数万精锐卫府军不进入东都战场,仅凭杨玄感和贼帅韩相国的军队,根本就拿不下东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崔赜当然清楚,之所以抓住杨恭仁的“软肋”,就是明确告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迟滞杨玄感的进京速度。
“齐王到了通济渠,黄台公也到了黎阳,而黄台公只要收复了黎阳,就能渡河进入京畿,向东可以支援荥阳阻御齐王进京,向西则可以与东都内外呼应,夹击杨玄感。”崔赜继续说道,“另外不要忘了白发贼,若黎阳愿意以黎阳仓里的粮食,来换取白发贼对齐王的牵制攻击,那么黎阳不但可以避免陷入黄台公和齐王的南北夹击之中,还能给攻打东都的杨玄感争取到更多时间。”
杨恭仁的眼里难以遏制地掠过一丝杀气。河北人居心叵测啊,从崔赜的话里就能听得出来,白发贼是他们手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这颗棋子若利用好了,虽然可以牵制住齐王,但黎阳也难以收复,而黎阳久攻不下,就必然给那些从北方南下而来的各路平叛大军一个充足的迟滞于大河北岸的借口,如此一来东都战场上的变数就大了,形势必然日益恶化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代王何时进京,取决于西京政局的发展。”崔赜苦叹道,“东都阻止不了代王进京,莘公亦无力坚守潼关,而这正是我们的无奈之处。西京可以代替东都,东都却取代不了西京,当年迁都留下的隐患,今日终酿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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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三十九章 坑惨了
崔赜在关键时刻向杨恭仁表达了结盟合作的意愿,而杨恭仁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哪怕他将因此陷入崔氏所挖的逼迫其“站队”的陷阱,哪怕他将因此得罪圣主和一些庞大的政治集团,甚至因此把自己的大好前途彻底葬送,他也义无反顾了,原因无他,当东都局势失控,当东都陷入各方势力的四面围攻,当国祚岌岌可危之刻,他最有可能借助到的力量就是河北人,河北人若倾力相助,山东人就会积极“跟进”,这必然能帮助他坚守东都护卫国祚。
杨恭仁以自身利益乃至整个宗室集团利益为代价,向博陵崔氏乃至整个河北集团妥协了。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击败西京的阴谋,必须摧毁杨玄感的军事政变,否则不仅是他的未来没有了,就连圣主和整个皇族的未来都有可能丧失,如此巨大风险,杨恭仁根本不敢豪赌,不敢殊死一搏。
崔赜刚刚离开杨恭仁的府邸,右候卫将军、莘国公郑元寿就匆匆而来,他不但把杨玄感黎阳举兵叛乱的消息说了出来,还说这个消息来自博陵崔氏,其话里话外所透露出的复杂含义不禁让杨恭仁有一种颓丧之感,关键时刻荥阳郑氏竟然“无所适从”,这说明什么？说明郑氏至今没有做出选择,而没有选择代表着什么？代表荥阳郑氏有做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是把坚决忠诚于圣主这个选择放在了最后。这太可怕了,如果荥阳郑氏决心利用这场风暴攫利,那以荥阳郑氏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足以对这场风暴产生重大影响。
杨恭仁非常不满,很不高兴,很不客气的告诉郑元寿,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同样来自博陵崔氏,是崔赜亲自来告诉自己的,也就是说,崔氏正在谋求合作,想方设法把那些忠诚于圣主且愿意支持越王杨侗的政治势力联合到一起,共度难关。危急时刻,崔氏的这种做法,不仅在政治上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更成为一个忠诚于圣主的“标榜”,而这一“标榜”实际上代表着河北人在这场风暴中的态度,河北人态度明确了,必将给那些摇摆不定、冷眼旁观的山东人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向。
荥阳郑氏是山东五大超级豪门之一,因为其势力范围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东都这个中土京师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给荥阳郑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权力和财富,当然了,这也让它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东都的压制和关陇人的打击,但只要东都越来越繁华,大运河对中土国力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荥阳郑氏就始终受益,就能让它始终拥有与超级豪门相匹配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从荥阳郑氏的根本利益来说,它在这场风暴中首要之务是确保东都的安全,只要保全了东都的京师地位,也就保全了荥阳郑氏的未来权利。
从这一目标出发,荥阳郑氏不但要坚决忠诚于圣主,坚定不移地支持越王杨侗,更要积极主动的与其他政治势力结盟合作,而以杨恭仁为首的宗室集团、以博陵崔氏为首的河北人,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鲜卑人,还有以独孤氏为首的集中了汉虏两姓的武川系,都应该是其结盟合作的对象,但结果却让杨恭仁、崔赜等人大失所望,到目前为止荥阳郑氏还没有与他们结盟合作的意图,显然荥阳郑氏对当前局势的解读和对未来政局的判断与他们大不一样,换句话说,这场风暴的内幕太多了,荥阳郑氏所知道的内幕与他们所了解的讯息之间有相当大的偏差,由此导致双方的应对策略也不一样。
“局势危急,某要立即赶赴潼关,亲自镇戍潼关,确保潼关之安全。”郑元寿对杨恭仁的不满视而不见,马上说明了来意,而且语气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坚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恭仁勃然大怒,但他忍住了,隐忍不发。郑元寿是留守东都的卫府两大统帅之一,手握大军,直接关系到东都存亡,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其反目。
但是,郑元寿这一招太过凌厉,打了杨恭仁一个措手不及,直接掉“坑”里了。
如此关键时刻,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离开东都,再加上已经离开东都的右骁卫将军李浑,留守东都的两大卫府统帅都离开这场风暴的核心之地,说明什么？说明军方对这场风暴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确立了处置这场风暴的态度,以及军方在这场风暴中所要采取的政治立场。
从郑元寿和李浑的所作所为看得出来,军方在这场风暴中的政治立场很简单,在圣主没有诏令下达之前,卫府静观其变,绝不轻易介入其中,以免让风暴失控,当然了,如果风暴有失控之趋势,卫府也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于涉,以确保风暴在可控范围内。
这一立场、态度和对策,完全符合卫府的利益诉求。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圣主的意志就是卫府的意志,越王杨侗指挥不了卫府,东都留守府更不行,没有圣主的诏令,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凌驾于卫府之上,不能掌控卫府之军权,更不能统领卫府之大军。
杨恭仁给“坑”了,他复出后巧妙利用危机,联合东都几位政治大佬,借助越王杨侗之名义,以雷霆之势强行夺取了卫府军权,哪料到郑元寿和李浑根本就没安好心,给他挖了一个大大的“坑”,而那几位政治大佬显然也没安好心,也不愿意看到杨恭仁复出后独揽东都军政大权,于是非常默契地配合军方,联手给杨恭仁挖了个大大的“坑”。
杨恭仁当然知道自己的做法违背了律法,正常情况下形同谋反,但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又有越王杨侗这个“替罪羊”,另外他还“捆绑”了几位政治大佬和军方统帅,如果将来圣主追究下来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然而他终究还是太自信了,性格也过于温厚,而这种性格的人一旦以己度人,就有可能低估政治大佬们的狡诈和无耻,那结果就是现在这个结局,他被这帮大佬们给坑惨了。在这帮大佬们的眼里只有权力和利益,至于中土兴衰、国祚存亡、皇族生死,那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可以摆在一边回头再说。
郑元寿终于找了个借口“跑”了,虽然拱手把卫府扔给了杨恭仁,但卫府里空荡荡的,说话算数的都不在,杨恭仁指挥谁？当然了,杨恭仁还是能指挥一些军队,比如武贲郎将李公挺、费曜、周仲等人,但实际上他根本指挥不了,李公挺要照顾河北人的利益,费曜要为鲜卑人服务,周仲则是江左大将,为改革派保驾护航,至于京畿地方军,那是河南赞务裴弘策说了算,而裴弘策无论是出身地位、资历官职都足以与樊子盖、元文都等人比肩,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政治大佬,杨恭仁如何指挥？
现在杨恭仁已经坐实了“独揽东都军政大权”之名,已经掉进大“坑”里去了,已经被这帮军政大佬们奏报给圣主了,可以想像圣主闻讯之后的愤怒。如果东都兵变已经爆发了,东都已经支撑不住了,杨恭仁这么做是“力挽狂澜”,但反之,即便不是谋反,也有图谋不轨之嫌,再退一步说,最起码可以证明你杨恭仁事先已知道杨玄感要发动军事政变,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奏报圣主和中枢？为何不提前告之卫府,给卫府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你到底居心何在？总而言之,杨恭仁百口莫辩,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杨恭仁郁闷啊,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还没看到杨玄感的叛乱大军,还没有与叛贼浴血奋战,还不知道能否守住东都,就早早的把自己给葬送了。
但这是次要的,国祚危难之际,个人荣辱实在不算什么,就算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杨恭仁不过有些郁闷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郑元寿不去京畿东线阻御杨玄感,却去京畿西线镇戍潼关,为什么？如果说郑元寿是遵从自己的命令,坚守潼关,坚决不让代王和西京大军进入东都战场,那纯属笑话,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郑元寿要据潼关之险从中牟利,也就是说,潼关守不住了,自己根本就阻止不了西京军队进入东都战场,如此一来,自己也就掌控不了东都局势的发展了。
这就是豪门世家的天性,危难时刻只顾自己的私利,而荥阳郑氏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决策,也能理解,郑元寿把“赌注”押在西京,赢面的确很大,可见他对这场风暴的分析和推演还是相当精准,无论风暴如何变化,无论最后赢家是谁,西京凭借关陇这个中土最大最强的政治集团为后盾,最后终究是吃不了亏,即便不能大赚,也能小发一笔,绝不至于伤痕累累一败涂地。
杨恭仁稍加沉吟后,抚须而笑,语含双关地说道,“你今日离开东都,再回来恐怕就难了。”
杨恭仁直接威胁郑元寿,你扳倒我的代价绝对比你想象得严重,所以你到了潼关后最好三思而行,不要激怒了我,玉石俱焚,荥阳郑氏就危险了。
郑元寿心知肚明,微微一笑,也不废话,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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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四十章 放手一搏
杨恭仁目送郑元寿扬长而去,心情异常沉重。
郑元寿没有正面回应自己的威胁,实际上就是侧面向杨恭仁做出了暗示,荥阳郑氏在这场风暴中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在自身利益可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兼顾其他各方利益,而首要考虑的就是东都利益,因为东都利益与荥阳郑氏的利益休戚相关,东都利益严重受损,东都变成废墟,荥阳郑氏焉能独善其身？
没办法,荥阳郑氏就处在风暴中心位置,若想保全自己,只有明哲保身,否则不是给杨玄感灭了,就是给齐王灭了,再不就是给西京灭了,强大的对手太多,荥阳郑氏一个都惹不起。再退一步说,就算荥阳郑氏侥幸逃过了这场风暴的侵袭,接踵而至的还有圣主的清算,或者新皇帝的打击,总之只要荥阳郑氏过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是豪赌,而在赌博的过程中,荥阳郑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灰飞烟灭,所以从生存安全的角度考虑,荥阳郑氏在这场风暴中绝无可能拿全部的身家性命倾力豪赌,只会缩着脑袋当乌龟,任其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等到形势明朗了,可以看到这场风暴的结局了,再后知后觉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然了,此种投机之举为世人所不齿,有辱荥阳郑氏超级豪门之声名,但与荥阳郑氏的根本利益比起来,这点名誉上的损失算什么？
只是,荥阳郑氏的影响力太大了,危急关头,荥阳郑氏不是积极拯救危机,不是倾力卫戍东都,不是义无反顾地护卫国祚,而是以投机之举来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利用这场危机来攫取私利,置东都和国祚安危于不顾,表现得极度冷漠和自私,如此“榜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而这种恶劣影响肯定不利于坚守东都,只会让危机进一步扩大,只会有利于叛乱者和居心叵测者。
然而杨恭仁无力指责郑元寿,他的所思所为实际上与郑元寿如出一辙,只不过对他来说家和国、公和私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他的为国为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就是为家为私。既然杨恭仁为了皇族利益不惜代价,郑元寿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一个超级豪门绝无可能像皇室宗亲一样愿意与这个不断损害和侵蚀其利益的王国共存亡。
郑元寿的选择可能是东都大多数权贵在风暴疯狂肆虐时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没有态度实际上就是态度,没有立场实际上就是立场,只是这种冷漠作壁上观的选择、态度和立场,对在这场风暴中激烈对抗的双方来说,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为缺少足够的盟友和帮助,他们只能凭借自身力量角逐厮杀,当胜利者挺着鲜血淋漓的身躯振臂狂呼时,迎接他的未必就是英雄般的掌声,而有可能是冷漠且残忍的敌视目光,然后胜利者被他们无情吞噬,所有战果均被他们瓜分一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些笑到最后的“渔翁”太可怕了,可怕到让杨恭仁不寒而栗,可怕到即便强悍如圣主者,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杨恭仁考虑再三,毅然赶赴越王府,恳请越王杨侗下令,召集在京所有军政高层官员,全部进入皇城,于尚书都省议事。杨恭仁的目的很简单,首先确保越王杨侗和中央大员的安全,确保东都权力中枢的安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风暴肆虐东都之时,东都的指挥系统始终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作用,给东都军民以信心和勇气,否则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东都必然陷落。
越王杨侗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左右扈从下到了尚书都省,首先见到的便是民部尚书、东都留守樊子盖,还有太府卿元文都,还有左监门郎将独孤盛,正是在皇城说话算数的军政财三大长官。
这三人的神情都非常严肃,与平日相比似乎又多了一分沉重,不知是因为越王杨侗突然召集军政大员于尚书都省议事让他们有一种不详预感,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各自的私密渠道也接到了黎阳兵变的消息,抑或是因为坐镇卫府的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突然离开东都赶赴潼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总之气氛明显不正常,就连年少的杨侗都敏锐感觉到了,在步入大堂时忍不住悄悄询问杨恭仁,是不是出事了？杨恭仁面沉如水,一言不发,只是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杨侗心领神会,顿时紧张起来,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要召集在京的军政高层齐聚尚书都省议事？
在偏堂坐定后,樊子盖率先开口,“大王,莘公为何突然赶赴潼关？”
杨侗面露犹豫之色,看看杨恭仁和杨浩,又看看崔赜,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郑元寿去潼关,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越王说一下,寻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巡视关隘、抚慰官兵等等,上上下下都好有个交待,当然了,军方有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正常情况下郑元寿在自己的卫戍区内想去哪就去哪,根本无须报备越王杨侗和中枢留守宰执,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东都局势正日益恶化,东都危机越来越严重,贼帅韩相国甚至就在洛水以南的伊阙战场上与卫府军杀得难分难解,所以此刻做为留守卫府的郑元寿,其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不但要代表军方积极与中央诸府、东都留守府、河南内史府保持密切联系,以方便协调,还要向名义上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随时禀报最新军情和请奏重大军务,但是,郑元寿不知是故意还是别有内情,离京之前就向杨恭仁说了一下,然后就走了,不要说杨侗和樊子盖等人不知道郑元寿离京,甚至就连卫府里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官员和僚属都不知道郑元寿为何突然赶去潼关。
杨侗是在赶往皇城的路上,与杨浩、崔赜一起,听到杨恭仁说郑元寿离京了,去潼关了,至于郑元寿为何要突然离京,为何要突然去潼关,杨恭仁没有说,杨侗也没有问,在他看来这都是军方的内部事务,自己无权于涉,也不能于涉,诸如这种小事如果自己也要问个清楚,那就有伸手太长之嫌了。杨浩和崔赜却是一目了然,两人都很愤懑,很失望,很无奈,也很忧虑,担心郑元寿此举将对东都局势造成难以挽救的恶劣影响,甚至直接危及到东都安全。
“西京出事了？”樊子盖看到杨侗犹豫不语,当即追问道,“抑或是西北军出事了？或者是弘化留守府出事了？
杨侗马上意识到郑元寿突然离京的背后别有隐情,而且已经在皇城内引起了慌乱,某些居心叵测者正在借助此事蓄意惑乱人心,于是不假思索地正色说道,“莘公去潼关巡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孤已要求莘公,速去速回。”杨侗的目光从樊子盖、元文都和独孤盛的脸上缓缓扫过,不满之色溢于言表,“卿等不要胡乱猜疑,更不要妄议卫府事务以免引发矛盾。当前危机日重,军政双方要互相信任,齐心协力,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