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下午，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和水师副总管周法尚会师于太阳门广场，而东都卫戍军的武贲郎将李公挺和水师的武贲郎将费青奴亦会师于西苑，至此，被杨玄感的兵变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的东都终于“获救”。
越王杨侗率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骁卫将军李浑出太阳门“迎接”驰援将士，一时间鼓号震天，欢呼声直冲云霄。
黄昏时分，右翊卫大将军、水师总管来护儿抵达东都，进皇城拜见越王。
晚上，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绰、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亦赶至东都，先行拜见了越王，然后便在越王的主持下，于尚书都省连夜商讨平叛和维稳之策。
杨玄感的叛军要迅速平定，东都局势要迅速稳定，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进行，所以一番商讨后，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官员负责稳定东都局势，而卫府两位最高统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则负责围剿杨玄感。
在东都维稳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亲朋故旧如何处置？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因为立场不坚定而在被俘后主动或被动投敌者，以及他们因此受累的亲朋故旧，又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失职、渎职或不作为者，又如何处置？
赏罚要严明，处置要公正，违法者必惩，立功者必赏，这是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该杀的不杀，该惩的不惩，该赏的不赏，必然激起众怒，而更严重的则是律法的尊严会遭到亵渎，中央的威权会遭到打击，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践踏，中央威权直线下降，则违法乱纪者越来越多，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个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则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到那时朝廷即便动用武力强行镇制“众怒”，也于事无补了，也难以遏制叛乱大潮了，毕竟律法的尊严是立国之本，中央的威权是维稳之源，本源“坍塌”了，国祚的大厦焉能不倒？
然而，豪门世家互相维护，政治集团内部也互相维护，官官更是相护。当初卫文升在西京大开杀戒甚至掘人祖坟就已经激起了贵族官僚的“众怒”，而这也直接导致他在渑池一战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杨玄感临阵失策，卫文升就全军覆没了。东都的情况要好一些，樊子盖还保持着理智，就杀了一个裴弘策，这已经是彻底得罪了河东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结下了，如果杀得更多，得罪的豪门世家也就更多，这个后果樊子盖根本承担不起。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尚书都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决策，而宇文述虽然带来了圣主的诏令，但圣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同样慎重而保守，他只明确了一件事，该抓的统统抓起来，至于如何惩治，等待中枢审核之后再说。
圣的目的倒不是说要维护贵族官僚，而是要利用这场兵变，借诛杀杨玄感及其同党的机会，把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一扫而空，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没有违法，我就是凭空诬陷也要给你戴个有罪的帽子，把你赶出朝堂。
实际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
宇文述到了行省后，就与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具体商谈过。西京那边的底线是，杨玄感及其同党因为叛大逆，的确该杀，但受他们所连累的亲朋故旧，除了那些参与兵变者必须严惩外，余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政治风暴不断，而惨遭诛杀者大多为关陇人，但关陇人是统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国祚的根基所在，如果这个根基不行了，摇摇欲坠了，国祚还能持久？杨玄感发动兵变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圣主和所有支持圣主的关陇籍中枢大臣应该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而不应该继续自相残杀，让亲者痛、仇者快，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公开的威胁了，杨玄感及其同党用武力威胁圣主，而西京那边则用国祚的存亡来威胁圣主。宇文述束手无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直接后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夺回京师的地位，不能重新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都就必须给予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势力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换句话说，以杨玄感为首的激进保守势力虽然覆灭了，但在瓜分这一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西京方面必须拿到“大头”。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严惩了叛乱者，又安抚了无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确保关陇贵族集团不会遭受重创，又能迅速稳定局势，但这个要求却未能满足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亦没有弥补因杨玄感叛乱而导致二次东征失利对圣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损失。
换句话说，西京是这场风暴的获利者，圣主和改革派却是这场风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难估猜到，圣主和中枢实在是难以接受西京的条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后果是什么？短期内，风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圣主和改革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迫不得已还是要向西京“低头”。既然迟早都要向西京妥协让步，那倒不如当机立断，答应西京的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
宇文述急报圣主，而在圣主没有做出回复之前，宇文述行使了圣主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接受了西京方面提出的条件，以便争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时间内剿杀杨玄感，平息这场叛乱，迅速稳定两京局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在宇文述和韦云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维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叛逆的惩治问题无法形成决策，只能“搁置”，等待圣主和中枢的最终裁决。
越王杨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后表态，从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连累者，严禁诛杀，即便生擒了杨玄感，也不要即刻枭首，而是交给圣主裁决。
七月二十一，凌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阳门广场上的水师营地里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
从当前复杂的两京局势里可以看得出来，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对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太大了，东都政治中枢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西京的公开“挑战”，而圣主和中枢处境艰难，回旋余地太小，十分被动。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挠下，必定是“
声大雨点小”，而抱成一团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攻”会越来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为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战线”上连遭重挫，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无力，节节败退。
怎么办？如何逆转困境？宇文述开始认真思考圣主提出来的进行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若想发动第三次东征，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稳定两京，而这需要来护儿、周法尚和水师将士倾尽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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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六百零二章 创造条件
对来护儿和周法尚来说，为回报圣主的信任和恩宠，理所当然尽全力剿杀杨玄感，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稳定两京局势，但两京局势太复杂，仅从江左人的立场来考虑全局显得较为片面，圣主有何想法和目的，宇文述又持何种立场，两人并不清楚，所以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以免好心办坏事。【】
从宇文述在尚书都省议事上的表现来看，他为了以最快速度平息这场风暴，向西京方面做出了很大妥协，而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改革将停滞，保守势力将在最高决策层赢得更多话语权。
这出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预料，他们以为在水师已经赶至东都战场、基本控制东都战局的情况下，宇文述对西京方面的态度应该很强硬，在政治上对保守势力做出的让步也应该非常有限，哪料事实与他们的预测大相径庭，这让他们惊讶之余也有更多困惑，到底是关陇局势出现了不利变数，比如元弘嗣举兵叛乱响应杨玄感，或者关中有人举兵策应杨玄感，导致西京方面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继而迫使宇文述不得不以牺牲政治利益来换取两京政局的稳定，还是中外大势出现了不利变数，比如大漠北虏为声援高句丽而寇掠长城一线，比如远东诸虏纷纷结盟牙帐背叛中土，导致南北关系急转直下，继而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忍痛牺牲改革成果来换取朝堂上的团结一致对外。
两人满腹疑惑，但急切间无法向宇文述求得答案。宇文述是中枢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而来护儿是中枢里的军方重臣，周法尚仅仅是卫府里的高级统帅之一，两人与宇文述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正好又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所以除了正式场合外，大家私下里基本上没有“接触”。现在局势异常紧张，亦是政治上的敏感期，大家都很谨慎，即便有特殊情况，宁愿书信来往，也不愿坐在一起授人以柄。
结果再一次出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预料，宇文述竟然在凌晨时分亲自赶到水师大营拜会两人。
宇文述说了两件事，其一，他在离开行宫前，圣主提出了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建议；其二，从卫府的立场出发，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是否具备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何时发动为宜。
宇文述说的第一件事，实际上解答了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心中疑惑。宇文述之所以向西京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是因为圣主和中枢在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中土腹背受敌，内忧外困，也陷入了国防和外交上的危机。
这两大危机的叠加效应太厉害，严重打击了圣主的威权，动摇了改革派的执政地位，改革失去了继续前进下去的动力，改革必将停滞甚至不可遏止地开始倒退。这种局面下，与其与保守势力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进一步加重危机，倒不如向保守势力做出妥协，以缓和双方的矛盾，缓解当前危机，继而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逆转危局的时间。
如何逆转当前危局？这就是宇文述所说的第二件事，发动第三次东征。以迅速化解国防和外交危机，来缓解或拯救国内的政治危机，以第三次东征的战果，来弥补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
来护儿和周法尚喜出望外，他们正有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打算，为此积极平叛，竭尽全力创造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没想到圣主和他们想到一块了。但很显然，中枢的阻力太大，再加上国内局势十分糟糕，这只能是一个设想，然而圣主特意在宇文述赶赴东都平叛前把这一设想说了出来，足见圣主有强烈地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的愿望，因此寄希望于宇文述。
这就是宇文述纡尊降贵“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原因。若想迅速剿杀杨玄感，他需要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倾力支持，现在水师已是东都平叛的绝对主力；而若想创造更好的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他必须赢得卫府的支持，而卫府中最有可能支持他的就是忠诚于圣主的江左籍统帅们，其中来护儿和周法尚正是江左籍统帅们的“领袖”，只要说服了他们两人，则宇文述赢得卫支持的阻力将大大减小。
宇文述坦诚相告，来护儿和周法尚也坦诚以待，他们坚决支持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并愿意为第三次东征冲锋陷阵。
“但是……”来护儿正色说道，“能否发动第三次东征，不但要看国内条件是否具备，还要看塞外北虏是否会蓄意阻挠。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杜绝第二个杨玄感的出现，但我们无法确保大漠北虏不会在关键时刻南下寇边，一旦长城告急，则第三次东征必定再次功亏一篑，如此后果不堪设想，南北大战极有可能爆发。北虏势大，养精蓄锐，几万乃至十几万控弦呼啸而下，而我们连续三年东征，将士疲惫，国力耗尽，即便不惜代价守住了长城一线，付出的代价恐怕也十分惨重，而更可怕的是，一旦长城失守，代北沦陷，圣主和中枢的处境恐怕就更加艰难了。”
“某的担心也在如此。”宇文述神情沉重，低声叹道，“中枢阻力大，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风险太大。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实在难以具备。”
“许公，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如果不乘热打铁，不立即发动第三次东征摧毁高句丽，不给远东诸虏以强大威慑，那等于拱手把远东诸虏送给了大漠北虏，而大漠北虏的势力范围一旦拓展到远东，对我整个北部边陲形成了钳形包围，则我北疆的安全就难以保障了，南北大战同样会爆发，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周法尚立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某坚持认为，以第三次东征摧毁高句丽，征服远东诸虏，遏制大漠北虏的扩张，来彰显我中土强悍的武力和强大的国力，必能有效威慑北虏，缓解南北紧张关系，推迟南北大战的爆发。”
说到这里，周法尚有些激动，挥手说道，“我们必须发动第三次东征，这是逆转危局的唯一办法。如果没有条件上，我们就创造条件上，如果条件不具备，我们就竭尽所能去满足所有条件。”
宇文述喜忧参半，喜的是来护儿和周法尚立场激进，坚决支持发动第三次东征，而忧的是来护儿和周法尚同样看到目前并不具备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虽然他们表现得很有信心，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但如何创造条件？
宇文述沉吟少许，问道，“樵公可有具体计策？”
周法尚看了来护儿一眼，目露征询之色。来护儿微微颔首，示意机会难得，该进言的时候一定进言，不要犹豫错失良机。
周法尚抚须说道，“从积极防御来说，为确保中土安宁，就必须把大漠北虏对中土的威胁降到最低，为此南北大战肯定要打，北伐一定要进行，中土一定要抢在大漠北虏壮大之前予其以痛击。之前西征消灭吐谷浑，把疆土拓展到西域腹地，正是要把西土诸虏对我中土的威胁降到最低。这两年东征高句丽，把疆土拓展到远东，正是要遏制大漠北虏的发展，只待时机合适便北上征伐，越过阴山，横扫碛南，把大漠北虏全部驱赶到碛北深处，彻底铲除他们对我中土的威胁。”
周法尚这话说得很含蓄，但宇文述一听就明白。自圣主登基以来，激进改革派就占据了中枢，国防策略随即由消极防御改为积极防御，而积极防御对卫府来说就意味着征伐，意味着功勋，意味着荣华富贵，所以立即赢得了一大批卫府统帅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来护儿和周法尚。
积极防御策略在这些持激进立场的卫府统帅的眼里，消灭吐谷浑和高句丽，把疆土拓展到西域和远东，不过是小小的“前奏”，其“**”是大规模的北伐，是征服大漠北虏，“最终目标”是进行万里西征，把疆土拓展到葱岭以西，建下万世功业，建立远远超过汉武大帝的盖世武功。
从这一“宏伟蓝图”出发，两次东征失利对雄心勃勃者来说，不过是打造万世功业路上的小小挫折而已，不值一提，不足为虑，所以圣主越挫愈勇，立即提出了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则坚决支持圣主，义无反顾，甚至不惜行险一搏。
来护儿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三次东征的最大阻碍是大漠北虏，而周法尚虽然回答得很含蓄，但积极防御策略的核心是什么？是进攻，所以周法尚的计策很简单，主动攻击，主动攻击北虏，把北虏阻挠第三次东征的可能性彻底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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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六百零三章 宇文述的“声音”
宇文述沉默不语。
从军事角度来说h两线作战是大忌，第三次东征和北疆战事同时爆发，中土胜算有多大？这在政治上同样是冒险，是赌博，一旦输了，甚至两条战线都输了，后果很严重。所以宇文述的态度是保守的，他反对两线作战。
目前南北双方实力对比中，中土优势明显，大漠北虏处于劣势，虽然中土内忧外困，但大漠诸虏同样矛盾重重，再加上大漠北虏对中土有强烈的贸易需求，因此可以肯定，大漠北虏完全没有与中土反目成仇的意愿，更不敢轻启战端大打出手。
宇文述据此认定，即便大漠北虏对远东觊觎以久，甚至打算虎口夺食，但考虑到现实状况和现实利益，北虏明显底气不足，色厉荏苒，表面上看张牙舞爪，实际上就是恐吓，就是讹诈，以恶化南北关系来迫使中土妥协让步，以便从中土获得更多利益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壮大。
换句话说，南北关系看似紧张，战争阴云看似笼罩了长城内外，但在宇文述看来，南北双方实力上的不对称决定了南北关系短期内尚无破裂之可能，除非大漠有了天灾**，或者牙帐内部爆发了严重危机，北虏迫于生存考虑，不得不铤而走险，否则以外交和贸易手段肯定能维持南北关系的稳定，保证北疆边陲的安全。
来护儿和周法尚都是卫府主战派，有强烈的对外征伐意愿，而他们的这种激进立场，与他们所属的江左政治集团迫切需要以功勋来巩固和增加目前的政治话语权有直接关系。
宇文述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利益、政治理念和国防策略上的冲突，还因为关陇和江左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和仇怨。
宇文述不会信任他们，即便维持合作，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一旦共同利益没有了，双方之间的合作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宇文述对他们的建议有更多的思考，以便找到隐藏在这些建议背后的“东西”是否包藏祸心。
于是宇文述想到了齐王。
今春齐王在齐鲁戡乱，与周法尚联手剿贼，双方有过合作。之后杨玄感兵变，齐王驰援速度极快，而周法尚的驰援速度也是风驰电挚，这里面肯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齐王和周法尚会师于黎阳，召集五路援军拟制了一个救援东都之计。此计直接影响到了东都局势的发展，但也把行省直接甩开了，此后行省基本失去了对东都局势的掌控，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齐王和周法尚之间有特殊关系，毕竟齐王是政治“祸害”，正常情况周法尚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与其公开合作？然后来护儿带着水师浩浩荡荡而来，齐王随即离开黎阳，不但把黎阳交给了来护儿，还把大运河的控制权也交给了来护儿，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齐王惧怕来护儿，还是因为两者之间达成了什么利益交换？
宇文述因此有了一个推测。齐王知道甚至参与了杨玄感的兵变，但出于各种复杂原因，齐王打算以出卖杨玄感来赢得江左人的支持，以江左人的支持来重新赢得圣主的信任，光明正大的继承皇统。而来护儿和周法尚通过齐王这个秘密渠道获悉了杨玄感的兵变阴谋后，或许是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告发，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关陇人以沉重打击，乘机给江左人建下平叛功勋以谋取更多政治利益，于是蓄意隐瞒了。
如果真相果真如此，那么之后发生的事也就有了合理解释。而这正是来护儿和周法尚积极支持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们为了第三次东征的胜利甚至不惜进行两线作战的原因所在。他们提出两线作战的真正目的，不是在第三次东征期间主动攻击大漠北虏，而是以这种激进主战之计来迫使中枢里持保守立场者做出让步，保守者若想以外交和贸易手段来维持南北关系的正常化，就必须以齐王镇戍北疆来换取主战派对这一策略的支持。
宇文述心里“有谱”了。
以圣主为首的，以来护儿和周法尚为代表的，坚定支“积极防御”国策的一大批军政大臣们，根本就没有因为两次东征失利而暂时放弃开疆拓土、建下万世功业的宏大理想。在他们眼里，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兵变所导致的内忧外困的危局不过是实现宏大理想路上的一个小小挫折，而这点挫折根本阻碍不了他们开疆拓土的步伐，熄灭不了他们心中熊熊燃烧的激情，动摇他们无比坚定的信念。
正如周法尚所说，没有条件上，那就创造条件上。
现在首先要以最快速度剿杀杨玄感，稳定两京局势。然后政治清算，把杨玄感及其同党，还有已知的或者潜在的激进保守成员铲除干净，同时与西京的保守势力达成政治妥协，在稳定政局的同时，迫使他们支持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
一旦第三次东征在中枢最高决策层达成共识，那么对内是稳定局势，对外则是迅速处理好西疆危机，把吐谷浑复国、河西突厥人归国、西域诸国背叛以及西北军换帅所造成的震动全部处理好，另外展开一系列外交手段，对大漠北虏进行威逼利诱，想方设法缓和南北关系，确保第三次东征期间北疆无战事。
如此一来，齐王何去何从，能否北上戍边，圣主和中枢迫于严峻形势是否对其“网开一面”，目前无从推测，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是否有第三次东征，也不知道何时发动第三次东征。退一步说，即便万事俱备，即便明年春天就发动第三次东征，但齐王能否镇戍北疆，不仅取决于圣主和中枢的态度，还取决于东征前北疆局势和南北关系的最新状态，一旦齐王戍边事实上不利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东征的进行，他也就不可能北上戍边。
宇文顺着周法尚的话，就“积极防御”策略，与解决当前西、北两疆危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了一番深入探讨后，遂起身告辞。
送走宇文述，来护儿和周法尚心情沉重，相顾无言。
倒不是因为宇文述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齐王，没有就齐王北上戍边一事做出任何评价或承诺，而是因为宇文述最后一番话饱含深意。
齐王本身就是个“难题”，北上戍边更是“遥不可及”，宇文述即便想说也说不出任何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于来护儿和周法尚来说，他们已经“帮”了齐王，至于齐王能否如愿以偿，他们无能为力，宇文述也是无能为力，甚至就连圣主都未必能“帮”到他，毕竟齐王戍边影响太大，如果弊大于利，当然不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