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

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像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三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候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奸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辛苦”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串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串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串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儿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惟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淡，在心碎以后” 此文发表于中华散文，领到稿费之日，自行车就丢了。  
老刘家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识分子的秀雅是病态的秀雅。老百姓经常骂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几天之后，又好像忘记得干干净净，离老远招呼对方说：“我家包饺子啦，去端一盘子吧。”而知识分子受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嘲讽，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说没什么，实际上怀恨终生，一旦得到机会，便整得对方家破人亡。老刘家经常因为个子矮而遭受辱骂，但他们似乎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出来进去，照样顶天立地，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所说的什么“自卑感”。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们既然矬，那你们就骂我们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骂你们时，也自能找到你们的缺点。老刘家有时遇到以“小矬把子”为主题的辱骂时，就回骂对方是“电线杆子”什么的。老百姓骂人不管有多么恶毒，一般都是实有其事，不会凭空捏造。有根有据地骂，再厉害也不会彻底决裂。凭空捏造地骂，则可能会出人命。比如围绕老刘家的身高问题，你可以骂出1000种花样，他们全家照常吃得饱睡得香。但你假如说他们家是苏联特务，那不但他们全家要跟你拼命，我们全楼都会从此看不起你，因为这说明你骂人的水平已经低劣到可耻的地步，你的人格太“矬”了。 老刘家的第二个特点是，荫盛阳衰，乾纲不振，大事小情，均由妇女当家做主。男性总人数虽超过女性50，但平均身高并不占上风，更加上大儿子刘杰天生呆傻，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家就是母系社会。 老刘头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大人们叫他老刘，我当面叫他刘大爷。孩子们一般称呼各家的男女主人，不论其年纪多大，都叫“老某头”，“老某婆子”，或者叫“某某他爸”，“某某他妈”。我们经常跟老刘家的二儿子刘波一起玩，因此就叫他的父母为“刘二他爸”和“刘二他妈”。老刘头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家里的摆设，没有任何本事和特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短”，不好不坏，不俊不丑，每天上班下班，有时买菜做饭，有时不做，参与楼下的唠嗑，但说不出什么引人注意的话来。别人挖菜窖，他也挖菜窖，别人买秋菜，他也买秋菜，有时帮助别人干活，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也不添麻烦，有时和人下棋，棋艺很臭，但凑合能下。偶尔和人吵架，笨嘴拙舌的，又是个沙哑的“公鸭嗓”，不具备起码的观赏性，没什么人围观，所以也吵不下去。只有一次战绩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楼前卖废品时，因为排队问题跟“老财迷”他妈吵了起来，老刘头骂了一句粗话，那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直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没想到“老财迷”他妈对语言特别敏感，扑过来叫道：“来，来呀你他妈不脱裤子不是人，快来，让我尝尝你的耗子能耐，让我也给你生一窝小耗崽子”一边叫一边就解裤腰带，吓得老刘头掉头就跑，那姿态恰是一个词的绝妙解释：“鼠窜”。老刘头边跑边说：“快来人哪，耍流氓啦快来人哪，耍流氓啦”“老财迷”他妈已经抽出了半截裤腰带，像马鞭一样摇晃着追上去，可惜被闻声赶来的“老财迷”他爸给拽住了，说：“让你出来卖破烂儿，你他妈跑这儿卖屁股，你欺负老刘这么个老实人干啥要耍流氓，回家跟我耍去”而老刘头那边，也恰好被瘦小的老刘婆子迎头截住，老刘婆子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伸出枯瘦的胳膊，把老刘头往旁边一甩，面向老财迷的父母，凛然喝道：“别走，来呀，我要看看你咋给我生一窝小耗崽子生不出来不要紧，我现去抓一窝给你塞进去”于是，会战以老刘家反败为胜而告终。 这老刘婆子可非等闲之辈，她不但是老刘家的一把手，而且是我们街道居委会我们楼的小组长，是我们这些革命居民最直接的首长，相当于我们楼的武则天或是伊丽莎白女王。但她在家里家外都并没有什么特权，当组长纯粹是义务和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公仆”。偶尔年终时上级能发给一条毛巾之类的，算是对仆人的奖励，她就一路举着到处向人炫耀：“看，这是我发的，小组长一人一条，上边这个小猫多俊哪胖乎乎的。小猫的少，剩下都是南京长江大桥，六组的跃进他妈想要我这条，让我一把抢过来了，我才不给她哪”邻居们欣赏了一圈，把毛巾摸得乌黑，老刘婆子才喜滋滋地拿回家，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半个月内不许用，专供来客瞻仰。她在执行“公务”时，大家认她是组长，是“领导”，而平时似乎没有这么回事，不但可以打骂她的丈夫和孩子，连她本人也可以冒犯。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时代。我家有的邻居把厂长打伤了，把主任家的窗户砸了，也没受到什么报复。大家都很尊重领导，那是因为人家一天到晚很忙，又操心又没有报酬，有时还挨打受骂，家里的条件和别人一样甚至更穷，这样的“公仆”谁不拥护这样的执政党还不该喊“万岁”么 老刘婆子我当面叫她刘娘，她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长得瘦骨嶙峋，脸似骷髅，手如鸡爪，我第一次学到“木乃伊”和“芦柴棒”这两个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我爸则说她是“小鸡崽子”。她虽然自以为是领导，但劳动人民的缺点也不少。有一次她儿子刘波欺负我，打破了我的衣服，我向她告状，要求她赔我衣服。她以为我父母不在家，便凶狠地拿着一把菜刀威胁我，不许我再告状，还把我从楼上推到楼下。没想到我爸正好回家拿啤酒瓶子换啤酒，听见我的哭声，便在楼下骂她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老刘婆子恼羞成怒，跑下楼来，想冲进我家撒泼放赖。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酒徒，又是一脑子封建意识，不愿意跟女人纠缠，就堵在门口，一把抓住老刘婆子的衣领，用力一提，老刘婆子就两脚离了地。我爸提着她走到楼梯旁，喊了声：“去你妈的”奋力一甩，老刘婆子被扔出七八米，又打了两个滚，滚到了楼外。楼外的邻居们齐声喊好，有的说：“老孔，再扔一个”老刘婆子坐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哭嚷着：“好啊老孔，你一个老八路，打我这个革命干部，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爸在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骂我说：“你他妈没出息，跟她告什么状以后别去他们家”一会儿又说：“这老刘婆子也就是六七十斤，他们全家我一扔一个。” 过了几天，老刘婆子又上我家串门了，说她那天没了解实际情况，就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实在不应该，还说我的衣服破了，她可以给我补。我爸说他的态度也不好，希望她别生气。我妈在一旁也批评我爸是“臭法西斯主义”，打自己的老婆孩子还不够，还要打外人。老刘婆子一本正经地说打她也没啥，但是不应该那天打她，因为那天她来了例假，“你像杨子荣摔小炉匠那么摔我，要是把我摔出个好歹来，你我的革命工作不是都受影响么” “革命”是老刘婆子的常用词，一说到这一类词汇时，她就神采飞扬，颇有几分令人尊敬。老刘婆子最喜欢开会学习什么的，肚子里背了百十条毛主席语录，轮番引用。晚饭时经常听到她喊：“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吃完饭全体开会，传达最新指示。”开会时，老刘婆子先背诵一段语录，或者全楼百十号人齐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传达最新指示或上级精神，有时让我念一段报纸。每到这种场合，老刘婆子仿佛是什么东西附了体，满脸洋溢着高尚的光辉。比如有一次传达西哈努克来访，老刘婆子和派出所的小张共同主持。老刘婆子开口便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十八天大楼五栋的全体革命同志们，在此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柬埔寨人民的伟大领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即将光临我们美丽的哈尔滨市之际，为了进一步搞好市容市貌，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深入斗批改，气死帝修反，我们派出所的模范民警小张同志特来我们组传达上级有关指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张同志讲话”小张是破过许多要案的民警英雄，经常来我们这一带，人缘很好。他说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几天各家要大搞卫生，要达到铁器放光，木见本色，不许乱倒垃圾，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出门，人人要洗澡理发，女同志要化妆。商店里会有丰富的商品供应，但不许抢购，不许排大队。邻里之间要加强团结，打架吵架以“反革命”破坏罪论处。如果遭遇到外宾，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从容镇定，落落大方。不许议论西哈努克亲王的身高和宾努亲王的摇头。外宾如果要到家里看看，可以领到楼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不管到谁家，都要密切配合。外宾如果送礼，可以回送他们毛主席像章，然后把礼物上缴。外宾要看报，只给他们看“两报一刊”，参考消息绝对不能给他们看。外宾要和女同志拥抱接吻，一律谢绝，但不许生气骂人，可以改成握手。从明天起，呆傻残疾人员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都由有关部门暂时收容，这些家庭今晚要准备行李和粮票。讲到这里，小张看了看老刘婆子，说：“革命干部要以身作则。”老刘婆子本来激情满怀的样子，听了这句话，顿时一脸沮丧。 原来，小张的一句话，涉及到老刘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杰天生痴呆兼癫痫，发起病来就一头栽倒，浑身抽搐。有一次栽到炉子上，半个额头被灼伤，留下了苹果大的一片紫红色疤痕。他一栽倒，就必须用力按他的人中穴来急救，我们全楼的人几乎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一对情侣，一次女的患急病，突然抽搐起来，我说：“按人中，按人中”那男的马上就去按女的肚脐眼，他还以为“人中”就是人的正中间，是“肚脐眼”的雅称呢。刘杰因为这个病，他们家和我们全楼都叫他“大小子”“大傻子”或“大傻小子”，而“刘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刘杰个子矮，脑袋大，生理发育很正常，一头乱发，满嘴乱须。不发病的时候，能做些日常交谈，十句话以内，看不出精神不正常。每年春节，他都穿戴簇新，最早一个，到各家拜年。邻居们给他很多吃的，但他很懂事，只拿一点。他谈起话来，十句以外，就要进入“非人世界”，大人们就开始厌烦，说：“大傻子，快回家去吧，看看你爸你妈是不是在床上摔跤呢。”但我很喜欢听大傻子的“胡说”，他的话直接记下来，便是一篇优美的科幻或童话。比如有一次他和我谈电影列宁在1918，说瓦西里从楼上跳下来，敌人在楼上开枪扫射，杨子荣在楼下一个就地十八翻，一手接住瓦西里，另一手放出500条毒蛇，敌人跑到冬宫里，500条毒蛇变成500股蓝烟，从门缝里钻进去，座山雕只好说：“老九啊，你赶快跟我从这暗道里走吧”阿庆嫂说：“你走不了啦”胡传魁说：“你是”瓦西里说：“我一不是将军阁下，二不是少校先生，我是帝国的小军官。”说到高兴处，刘杰有时还粗着喉咙唱几句。他虽然常常把电影内容搞乱，但对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胡思乱想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我有时甚至很羡慕他的生活状态，假如他不抽风的话。 刘杰比我大六七岁，一直没有上学。我入小学的那年，他父母让他跟我一起去上学，我就领他到了教室坐下。老师进来，看到我旁边坐着一个满嘴胡子的人，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刘杰说：“我是傻子，我跟孔庆东一块来上学。”我说：“他妈让我帮助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他就犯了病，学校坚决不再要他。第二年他又试了一次，最后还是不行，他的父母只好绝了这个念。我很小的时候，刘杰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我上了高中，他还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下大雪，天地皆白，银片飞舞





口号万岁 第 3 部分阅读
。我很小的时候，刘杰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我上了高中，他还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下大雪，天地皆白，银片飞舞，我站在楼门口看雪。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旁边，也默默地看着。忽然，他说了一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我现在想到他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 刘杰的弟弟刘波，大家都叫他刘二，比我大3岁。他很小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到谁家都要偷点什么。我的玩具被他偷走无数，幸好他不偷书。长大一些，他不偷玩具了，改偷值钱的东西。慢慢地，他加入了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我们那一带有许多国家级的流氓大盗，以后我会专门描写。刘二在里面连三流角色也排不上。因为一等的大流氓首先要讲义气，为朋友排忧解难，两肋插刀。二等流氓要会打架，有一身好功夫。三等流氓也要做到不欺负弱小，不偷穷人，以及“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刘二打架没本事，只能欺负我这样的比他小三四岁的孩子，偷也只能偷他熟悉的人家的东西。因此他在黑白两道都被人看不起，只好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吹牛。有一个暑假，他教我们几个小孩偷东西，说先要练“二指禅”，拿一只盘子，边上抹了油，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去夹，什么时候夹起来了，功夫就练成了，百夹百中，在商店里，在汽车上，想夹谁的钱包，手到擒来。苦练了两个礼拜，我和另一个小孩都勉强夹起来了，可是发现刘二却根本夹不起来。从此他在我们心目中更没有任何地位。那之后很长时间，见到什么都想去夹一下，但就是不敢伸到别人兜里去夹。我终于明白，“偷”主要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心情，技术再好，不能进入那种心情，也是白搭。我自从练习夹盘子之后，字写得越来越差，因为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总是用不到一块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夹的技术仍然不错，字写得仍然难看，这就是我不学好的罪有应得的报应。 刘二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干活。在学校学习极差，在团伙中专业素质又低，因此人品越来越恶劣，撒谎不脸红，说话不算数，倒是越来越接近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刘二到了十四五岁以后，附近已经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他到谁家，谁家就全体出动盯着他。他只好到远处去作案，远处人生地不熟，常常失手，于是他成了拘留所的常客。他对我们吹牛时，便增加了一个重大题材。他的吹牛一是说他在拘留所里见到了某某大流氓，拜了某某为师，学了什么新本事。二是说他如何如何不怕酷刑，守口如瓶，决不出卖朋友。三是说他与某某过招，轻松获胜。他的话我是不信的，但觉得很有意思，便如同听他哥哥说疯话那样听下去。有一次在楼前，他说他因为聚众抢银行，被警察用铁丝捆住两个拇指吊起来，全身的重量坠在拇指上，皮都脱落了，他仍然一声不吭，保住了一个名叫侯三的哥们。我想起电影钢铁战士中监狱里的叛徒欺骗解放军说：“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都没吭。”刘二接着又说那个侯三如何不够哥们意思，出去以后骗了他家的钱，还把他的东西给卖了，他在拘留所里教警察“八步赶蟾”，警察才把他放了，等等。正说着，忽然楼那边有个瘦子喊“刘二”，刘二见了，站起就跑。跑了几十米，被那人追上掀翻便打，只见刘二跪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鸡叨碎米似的磕头不止。楼里一群人上前喝住那个瘦子，问他凭啥打人。瘦子说：“各位叔叔大爷，我侯三吃了熊胆也不敢跑到你们18天来撒野，我请叔叔大爷给评评这个理。他偷了纺织厂工人的100多条裤衩，在拘留所里，警察还没动他一手指头，他就诬赖是我偷的，结果他出来，我进去，他又到我家骗钱，还把我的车子和军大衣给卖了。各位叔叔大爷要是说我没理，我就在这儿让大伙打成肉饼。”有个叔叔说：“你有理，可你也把刘二打了，谁也不欠谁的，你走吧。”从那以后，刘二不再对我们吹牛了。 老刘婆子对刘二从小溺爱，看见别的孩子打我，她来干涉，但刘二打我，她视而不见。长大后想管教已经来不及了。老刘婆子也到我家来哭天抹泪过，说她自己家里的革命工作没有做好，养了这么个逆子，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1980年秋，我考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高中哈三中，刘二则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监狱哈三监。我想起刘二教我的一首监狱歌：“乌云笼罩着哈三监，这里的生活不一般。大碴cha子粥啊倭瓜头，吃得我们好胃酸。”我把它改成了：“阳光照耀着哈三中，这里的生活不虚空，数理化啊德智体，乐得我们好用功。”后来我家搬了家，就再没见过刘二。 老刘家的女儿叫树枝，是刘杰刘波的姐姐，我叫她树枝姐或大姐。矮墩墩，黑乎乎的，挺老实，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她爸厉害，比她妈懦弱，比大小子灵，比刘二傻。但老实人也有出名的时候。她长大后当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竟然贪污了240块钱，受到单位的公开批斗。因此她得了一个外号，叫“二百四”。但她依然活得很踏实，别人骂她“二百四”时，她回答道：“不要脸”这句回答真是莫名其妙，不知是说“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还是“骂人家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有的坏小子存心戏弄她，喊一句“二百四”，她就答一句“不要脸”，对方喊得快，她也答得快，听上去“二百四，不要脸，二百四，不要脸”，好似运动场上的加油声一般。她从来都没有悟出其中的语言陷阱，所以永不气馁。时间长了，对方反而觉得没趣。我们经常觉得“对牛弹琴”这个成语是讽刺牛的，其实该讽刺的是弹琴者，牛自有牛的精神世界，安知弹琴之际，牛不在心里美美地窃笑呢 老刘家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讲卫生。老刘婆子身为组长，经常号召居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背“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语录。但他们家的卫生都是表面的。干净的被子底下全是脏衣服，干净的锅盖下面全是没洗的碗筷。米不淘就煮，菜不洗就切，生冷不忌，到处蝇歌蚊舞。我爸虽然粗鲁，但在人民军队里养成了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常说他们家这样吃非吃出病来不可。我说“老头皮”他们家不也这么吃吗我爸说，“老头皮”他们家是干重体力活的，好比老虎和熊瞎子，什么都能消化，老刘家是不干活，又不念书，一窝病秧子，再不讲究点卫生，那不是作死吗 老刘家还抽烟，两个大人，加上个刘二，抽得烟雾从门窗直往外冒。我爸说：“这家人可真傻，有那个钱，还不如买酒喝呢，抽烟，可真傻” 我从小就觉得老刘婆子一身都是病，可她总是精神抖擞的，即使猛烈咳嗽时也不显得沮丧。她永远在忙碌着，上班，购物，做饭，开会，发言，宣传，串门，收钱，抽烟，打牌，吵架，道歉然而有一天，她去参加二单元的一家婚礼，酒席上还谈笑风生的，给新郎新娘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出来走到我们单元门口，一跤摔倒，抬回家就死了。她的生命已经耗尽了，死时还不到50岁。 老刘婆子死后，老刘头表面很沉着，照常下臭棋，干傻活。别人也开导他说，这回没人管你了，你自由自在欢度晚年吧。但他衰老得很快，好像有小鬼勾魂似的。有一天他说：“我就是舍不得大傻子啊。要没大傻子，我早让刘二气死了。”我上北大后的一个暑假，听说大傻子刘杰死了。再一个暑假，听说老刘头死了。树枝出了嫁，刘二在哈三监刑满出来，但不久又进去了。此后我每获得一个学位，就得知刘二又进去一回。我每次去访问老邻居时，都盼望能见到刘二，但他仿佛成心拒绝我走进他的世界，每次都在我回去前夕，被判刑或是加刑。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回哈尔滨参加妹妹的婚礼，听说刘二惹恼了一个流氓，那个流氓来找他说理，只打了他一拳，刘二倒地就死了。才30岁出头，不知为什么身体这么弱，我一直以为早夭的都是知识分子呢。 老刘家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树枝姐不知住在哪里，但她的孩子已不是老刘家的后代了。老刘家的死者不论善恶好坏，都已经远远地飘逝。我想他们死了也未必是悲痛的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恐怕不喜欢融入今天这个世界。我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但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仍然经常感到迷茫，感到自己很傻。我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那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 祝刘大爷刘娘刘大哥刘二哥，安息 本文特为白领刊物而作，希望翻身能够不忘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