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

情深意切十九札
认识朱青生老师也就是江湖上通称“老朱”的这位怪侠比较晚，虽然他的名头很早就在脑子里存了盘。好容易在一次会上认识了他，没想到他站起来发言第一个批评的就是我，以我的文章为例，批评中文系的文章文学性太强，不够理性。我当时心想，这位朱老师可真是书呆子，批评我们中文系的文章太文学性，这不是要砸俺们的饭碗吗你怎么不批评数学系的文章数字符号太多呢 后来几次与这位北大十佳教师的接触，加深了我对他的“书呆子”的印象。他长得清俊温和，微微透出一缕因勤奋博学而萌发的自负。操着一口文雅的南方普通话，一板一眼而又丝丝入扣地表述着他的独到见解。我注意到他特喜欢谈论“理性”问题，他以自己严谨的逻辑思维去评价那些逻辑性不够强的文字和理论。他非常善于梳理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比如你随便说一句：“我是色狼”，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色狼在古希腊文中意为彩色的狼，在拉丁文中意为红狼，在梵文中意为骗人的魔鬼，在爱斯基摩语中意为狐狸，在古代汉语中意为神色慌张，在现代汉语中意为在爱情上积极进取的勇士当他沉浸在这种种范畴的条分缕析中时，你会发现他焕发出一种职业的兴奋。也就是说，老朱是以高度的热情来积极宣扬当今学界所普遍欠缺的理性精神的。 读到老朱以通信方式写成的学术规范指导十九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相见恨晚。在我18年前走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没有这样细致入微的治学指导。我稍稍有点嫉妒老朱这19封信的收信者他的那些幸运的学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读书卡片，怎样清理学术概念，我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至今也仍然处于笨拙的低效率状态。当时若有老朱这样系统的指导，该省去多少宝贵的时光。所以我说老朱这本小册子可谓“功德无量”，它能够使多少莘莘学子摆脱“刀耕火种”的蒙昧治学方式，迅速站在前人的肩头，顺利走上学术正轨。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经地谈方法谈理性，我却读出了他冷静背后的一腔真情。他是怀着对学术的爱，对学生的爱，带着他那点书呆子气，用他全部的治学经验和生命体验，来写这十九封长信的。十九札使我想到许多该如何治学如何为师的问题。北大不乏各领风骚的优秀教师，但能够将自己成功的经验以可传授可操作的方法这样教给学生的，朱青生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之一。不才我在北大也算是十多年来小有微名之辈，比起朱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功，不禁汗颜。这并非仅仅因为朱青生学兼中与西打通术与艺，更因为他对整个北大对整个中国学术恫瘝在抱的那份情深意切。十九札的口气虽是对学生的，但我以为对大多数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具有极好的补课意义。 十九札中某些细部的具体主张和规范，我以为不一定对各个专业都具有普遍性，学术和教育也不是单凭理性就能够健康发展的。但十九札所显露的这种对学者和教师岗位的敬业精神，却穿越体制和专业，是治学者和为人师者普遍应该具备的。 发表于青年报  
孤行影自迷
信息时代的降临，是否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古人云：“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虽然夜夜思君不见君，但是日日同饮一江水，因此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讲的孤独，大抵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心造的幻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不以客观事物的演变进化和客观环境的新旧好坏为转移，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一直处在“信息时代”。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硬盘”，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客”行动，焚书坑儒则是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发作。我们目前所惊叹的这个“信息时代”，不过是早晚要来并早晚要过去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无非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什么“虚拟现实”，于是人们担心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会进一步减少，阿q不再去赵太爷家舂米，而是坐在电脑前彻夜搜索着“吴妈”。然而冷静地想想，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不虚拟的现实里过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虚拟文明，想象文明，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源于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动物”。要说孤独，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被女娲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周口店的河岸上相互撕咬的时候就是孤独的。要说不孤独，伊甸园里有恩爱，巴别塔下有合作，我们一起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我们一起在周口店的河岸上打渔杀家。孤独不孤独，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而在于人自己所选择的感情方式。 孤独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比高贵的，易卜生的一句“最孤独的人是最强有力的人”，坑害了多少中国好汉。孤独仿佛就是不俗，仿佛就是有思想，仿佛就是缺少知音，仿佛就是遭受迫害，仿佛就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如果说这种对孤独的崇拜在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思想的敬仰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堕落成一种矫情的作秀。记得一部叫柳河的故事的电视剧中，一个老农民也无比深沉地呼喊道：“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矫情的惩罚，出现了一首歌，名字叫孤独是可耻的。 正如萨特说自由是在监狱里也不能被剥夺的一样，孤独也是不能被制造和剥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洋般的鲜花中，你可能感到孤独，而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于旗杆顶上八个昼夜，你也可能毫不孤独。杨子荣唱得好：“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杨子荣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以不孤独为荣。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成为个人英雄，所以我们常常以孤独为荣。而那些真正的“千百万阶级弟兄”，却浑不知孤独为何物，他们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上网便上网。信息时代的降临，并不等于黄宗羲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电脑里长不出庄稼，网络上也不能做爱，一切生命问题，最后还要靠肉体来解决。在网上寻觅孤独的人，在网下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生活中两肋插刀的人，在bbs上也见义勇为。所谓信息时代，改变不了我们生活的本质。迷信技术革命的神话，才会使我们陷入预设的文化圈套。 十多年前，全世界都在鼓吹“第三次浪潮”，好似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一般。我当时写下一首将进酒：“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寒夜无眠非不困，晴天欲雨有何奇。愿闻金鼓飞黄鹤，岂爱玉笼锁碧鸡。温酒一杯且稍候，凤凰台上唱虹霓。”今天，面对更加汹涌的种种“科技邪教”，我还是这个态度，孤独是孤行的结果。如果你热爱孤独，那你就勇敢地孤行下去，不必担心你的身影被黑暗吞噬。如果你不那么热爱它，那你就勇敢地飞出各种神话的象牙塔。正像北方评书里常常用来卖关子的一句话：“拆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本文被多家媒体转载，幸未更换作者姓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苦海中的孤灯
试解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 废名冯文炳的作品，以其出了名的生涩怪诞，在现代文学园林中独树一帜。就连对他最为推崇的周作人，也认为废名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尤其是他的诗歌，读来简直如同小猴吃核桃，不知从哪里剥皮。但是，任何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作者独特的思维逻辑，只要找到了作者那个独特的思维原点，顺藤摸瓜，那么，天下就只有尚未解开之作，而无绝不可解之诗了。 废名的诗作也是这样，我们通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笔下最常出现的几个意象是：海镜子宇宙树花灯鱼等。这几个意象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被直接描绘的对象，而是以固有的特定内涵而成为作者负载着固有思想感情的抒情工具，而且已组成了独特的意象系统。这样，就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佛家思想与废名的诗歌的关系。废名对佛经作过许多研究，深受熏陶。文学史上大凡潜心过佛理的作家，都免不了流露出“晨钟暮鼓”之气。他对同受佛学影响的许地山的作品也很感兴趣，颇予青睐。他在讲解自己的几首诗时，虽然是尽量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但仍可看出佛理在他心灵深处的投影。另一面，文人学佛，毕竟只是借佛以悟文，真正的佛门弟子是不应该有以诗成名的俗心的，就连严沧浪还因此受到讥讽，卞之琳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所以，以禅入诗并不是布道或者图解，而是二者结合后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否则诗佛就不是王维而是达摩了。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废名的作品，就能从思想内容上把握到其思维原点，再加上一些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敏锐捕捉和体会，就可以透过烟雾，参见真佛了。 废名作品的真味究竟何在，有人曾形容道，读废名的作品，犹如一个扶拐杖的老僧，迎着风，飘着袈裟，循着上山幽径，直向白云深处走去。这种说法到底确切与否，我想根据以上我对废名诗歌的基本认识，试解一首来稍作检验。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历来被认为不知所云，他本人也未尝解释过。下面我就试着解上一解。先看原诗： 十二月十九夜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 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1936年 题目是“十二月十九夜”。有人说，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纪念意义。其实，以日期作题目的诗并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意义，有时仅仅是标明写诗或产生诗兴的时间。这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往往还同时起到了小注的作用。尤其废名说过：“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他在讲到自己的几首诗时几乎都说是在一种偶然的环境中突然萌发出诗情。如理发店一诗就产生于他在理发店刮脸之时，街头一诗就产生于他在护国寺街头看汽车之时。所以，可以说废名的诗作是一种“顿悟”的产物，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这也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有别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人精心制作的诗歌之处。这样，我们再来看“十二月十九夜”这个题目，它不过是说明了该诗的写作时间或描述时间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而已由前后诗作写作顺序推知应该是公历。 题目弄清了，下面开头两行便是“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 “深夜”二字紧承题目，可作上述分析之旁证。“高山流水”是一个典故，就是俞伯牙演奏古琴，声如“高山流水”，而被钟子期听出，二人遂成知音的故事。以后，“高山流水”便成为千古知音的一个喻象。这样，前两行所表达的就是作者在深夜里对着一枝孤灯而不是一盏，把灯认作是惟一的知音，实际上也就是独对孤灯的一种寂寞的气氛。 第三行“有身外之海”。“海”在佛家的理论体系中指人世沧桑，有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常常比喻人生的艰难。作者这句是说，灯下独坐，思绪万千，想起了“自我”之外的无限广大无限辽远的茫茫人世，如大海一样，苦浪起伏，变幻不定。一个“有”字，点明了这人世感慨是自然而然地袭来，使人不得安宁。诗句从节奏到遣词散发出一种无处排遣的沉闷之感。实际上已然确定了全诗的基调是一个孤独的主旋律。 第四句突然一转，“星之空是鸟林”，好像电影镜头在苍茫喧嚣的海面久久徘徊之后，忽而一摇，展现出一个清新明远的星光灿烂的夜空。“鸟林”意即自由的所在。“星之空”明显是与“身外之海”相对立的意象，那么也就是“身内之海”，指自己的精神天地。结合上面几行和下两行“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意思是茫茫人海使人苦恼烦闷，而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灵魂才能如鸟归林一样地自由翱翔。内心世界如花一样纯洁美丽佛教中“花”的本义，像鱼一般自在逍遥也可解为暗示“爱情的自由”，然而这些不过是空中的梦幻而已，美丽但是虚无。 第七行，“海是夜的镜子”，表层意思是，大海能够映照出夜的影像。实际上，“夜”字由于在头两





口号万岁 第 4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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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1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20世纪的“五四”运动。 如果说“五四”是20世纪中国的黎明，那么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候；20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长，从未有人界定过。假如没有呼唤，没有呐喊，黎明会不会自动到来当人们呼喊过，撕裂过，冲锋过，仆跌过之后，这便成了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课题。 “五四”的意义，远非赵家楼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来近距离地回瞥“五四”，就会发现，刚刚过去的五六年，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国，开始呈现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气息。所谓“五四”，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灵童转世”，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文化时代的胎动期。 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 蔡元培说：“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实际上为新思潮新文化开拓了阵地。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比如辜鸿铭，他讲的是英国文学，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 事实上，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向性。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的“平等空间”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陈独兽”或“陈毒蝎”。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 当了解人生之真相。 当了解国家之意义。 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道”。 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