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我把衣服脱了，穿着短裤沿着河岸冲了下去，我不敢停下来，恐怕有人改主意。一到水边，我开始紧张：河水湍急，在岩石上激起一堆浪花。回头望去，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斯姑姑、爸爸妈妈正站在那注视着我，女士们穿得花枝招展，男士们着运动装。爸爸点燃烟斗，看起来漠不关心，妈妈像往常一样鼓励地微笑着。
我振作起来，跳进了水中，但是我立马开始下沉，水流推得我昏头转向，撕扯我的短裤，将我往下拽。我大口呛着水，无法呼吸，只能双腿不住地踩水；我试图浮出水面，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我乱踢一气，手舞足蹈，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赶紧用力一蹬，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我稳定下来，放松了些我一定要赢得那10先令。
我慢慢地踢腿，张开双臂，发现自己在浮游，尽管时浮时沉，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会游泳了我一点也不怕河水带着我往下游，反而成功地游向河流中间。在水流的轰鸣声，我听见全家为我鼓掌欢呼。当我重新游回离他们约五十码的河岸边时，我看见乔伊斯姑姑正掏出钱包。我爬出水面，从一丛刺人的荨麻中钻出来，沿着河岸跑上去。虽然很冷，满身是泥，而且荨麻刺得很痛，但是我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斯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上10先令，这是一张大块的纸币，棕黄铯、易碎，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它就像笔巨额财富。
“好了，各位，”爸爸说，他过来紧紧地抱了我一下，“我们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也湿淋淋的，原来他刚才也很慌张，紧跟我下了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缺乏家庭的爱。我们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的家庭现在仍然一样。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很少吵架。我的母亲伊芙充满活力，父亲特德则相对沉默，喜欢抽烟斗和看报纸，但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他老爸，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想要他继承布兰森家的传统去学习法律，布兰森家族三代都是律师。所以特德无可奈何地报考了剑桥法律系，同时继续在自己的小“博物馆”里收集古代制品和化石。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时迟到了，一位名叫伊芙的金发女孩拿起一盘蜜香肠招呼他说：“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他的胃。来，吃吧”
伊芙从她妈妈桃乐西那里继承了一些耀眼的能量。桃乐西保持着两项英国纪录：已经89岁高龄的她是英国年纪最大的通过高级拉丁舞考试的人，90岁时她更成为能在高尔夫比赛中一杆进洞的最长者。
外婆活了99岁，去世前她写信告诉我过去的10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我从来没有读懂的一本书，她天天都在学习，她的人生态度是，既然你只能在世间活一次，那么好好享用它。
妈妈继承了外婆对体育和舞蹈的热爱，12岁时她便出演一部西伦敦区的滑稽剧，不久，妈妈应邀在西伦敦皇家大剧院上演的柯奇兰的戏剧中伴舞。
查尔斯柯奇兰的戏剧因为剧中有最华丽的脱衣舞表演而臭名远扬。因为战时工作很难找，而且剧中有许多乐趣，所以伊芙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可以想见，我的外祖父强烈反对，警告伊芙他会冲进皇家剧院，把她从舞台上拖出来。伊芙把这件事转告给查尔斯柯奇兰，他
同意伊芙在伴舞时不用脱衣，因此，她侥幸成功，得偿所愿。
伊芙白天的工作是照料别人，接着去赫斯顿，在那里的一个滑翔俱乐部中，有位飞行员新兵教她学滑翔。她申请当飞行员，可是这些工作只给男人，她不屈不挠，恳请教官私下同意只要自己装成男孩，就让她当飞行员。当伊芙成功地穿上皮夹克，用皮头盔藏住头发，压低声音说话后，她学会了如何滑翔，紧接着开始教新学员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加入了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作为一名信号兵驻扎在苏格兰的黑岛上。
战争结束后，伊芙当上了空姐，这是当时最迷人的职业。报考条件十分苛刻：你必须漂亮，未婚， 23到27岁，会说西班牙语，受过护士培训。
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聊天，发现自己可以参加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的空姐招募。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在伦敦和南美洲之间经营两种飞机：可载13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和可载21人的约克式飞机，空姐被叫做“星星女孩”。妈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应各种口香糖、大麦糖、被褥和便笺，并提醒旅客们必须在起飞和降落前擤鼻涕。
那时候的机舱没有密封，飞行时间很长：5小时到里斯本，8小时转到喀尔接着花14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圣地亚哥时，约克式飞机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每一位乘客在飞跃安第斯山脉时必须戴上氧气罩。
伊芙在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呆了一年后，英格兰国际航空公司收购了它，伊芙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都铎式飞机又称“星虎”，第一架飞往百慕大途中失事的飞机就是这一机型；伊芙所坐的第二架飞机起飞，安全抵达；但是接着起飞的又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因此所有的都铎式飞机停飞。后来研究发现，它们的机身过于脆弱，不能承受较大的增压幅度。
特德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不同伊芙结婚以阻止她再当空姐，她说不定会消失在大西洋某处。骑在轰鸣的摩托车上时我爸向我妈求婚，伊芙在猎猎风中竭尽全力大喊：“我愿意”
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铯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





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2部分阅读
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s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铯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