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嗳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丨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
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