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作品全集（共10册）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