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星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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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星外文明 [转]台爱国人士保钓事迹
郭松棻
先生就读的加大柏克莱校区在七十年代反越战期间，本来已经是一个沸沸腾腾的学运中心。运动虽然肇始于东岸和中西部，但柏克莱的校风和湾区老华侨的爱国热忱，对这一带地方的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援力量。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西岸的大本营。
当年运动各大学间学生搞的大串联活动，柏克莱因地形阻隔，多局限于西岸湾区来往而不及美东与中西区的畅旺；但他们的刊物‘战报’一出，一纸风行，每张售价一元，在全美各大学都有分发点。
战报文章和柏克莱活动，一直成为在美国民党监察钓运的重要黑点。当时柏克莱的头面人物，董叙霖、刘大任，加上郭松棻，都来自台湾。他们对台湾政府在捍卫钓鱼台态度上的官僚与无能，口诛笔伐。台湾官报扣上三条红毛虫的大帽子，使各人在台的亲友，都遭遇到不少白色的恐怖。
三人中，只有郭是本省人，台胞历年来受到蒋帮强权统治下衍生出来的疏离心态，幻变为对行动的消极，都使站出来的郭松棻承受更多的压力。然而，什么面前的障碍和困难，一点没减松棻对正义的执着。
统运紧接着钓运，形式和气势都化整为零。留学生的圈子集散隐离，都是自然的路向。此后，我们还在若干场合碰过头，最后一次似乎是在un，当时联合国的翻译部门是个聚脚地，美加各路的朋友不少都在这里谋了职。我从士丹福转到纽约卫生研究所做博士后，不时都到这城区去串门。乔冠华在联大的演说壮大了我们中国人的声威，新知旧识，大家都非常谈得来。我记忆中，他们的论点坚定，豪情不减……
如今，な年无声飘逝，遽悉郭松棻已作古，谨此写上零碎的几笔，以为悼念。我坚信，你仍可以听到我们将国家一统的好消息，不日奠告。
董叙霖
第一次运动
美国校园的“中国热”兴起后，台湾留学生开始积极了解中国。经人提议，他们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社会。
许多学生发现，台湾和大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价值观都是相反的，例如台湾认为太平天国、义和拳是无知的暴民，大陆则认为他们是英雄人物；台湾看不起工人农民，在大陆，他们是当家作主的主人……
大家通过研究还发现，大陆在过去的20多年，普及医疗卫生和扫除文盲，农村文盲率从1949年的90降到1970年代的30，人均寿命从40多岁延长到60多岁，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做得最成功的典范。
她和许多同学感到，中国能够不靠外国的援助站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让工人农民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她开始喜欢上大陆，并主动了解大陆社会。
第二次读书会中，一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政府向日本归还钓鱼台()……”大家一致认为，向国际社会声明的中国主权是国民责任，有人提议到街上游行请愿。
大家走上洛杉矶大街游行请愿。驻洛杉矶“总领事”出来对学生说：“学生就应好好念书，钓鱼台是政府的事情，政府会处理。”政府态度让许多学生感到失望，他们觉得台湾当局很无能，对争取自己的领土主权都不关心，学生关心了还要压制。
学生们提出了“外抗强权，内除”的口号。“强权”指日本；而“”是谁？当时有人认为是，但遭到另一部分人反对。
一次游行中，杨贵平认识了另一个团体的学生领袖、现在的丈夫董叙霖。当时，董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和一群台湾留学生出版了一份刊物《战报》，公开反对国民党。他在维斯康星州麦迪逊演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
表决活动口号时，赞同董叙霖观点的人居多，一举手，就通过了“是”的提案。董叙霖还在加州旧金山市组织华侨上街游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很快吊销了他的护照，为此他20年不能回台湾和亲人团聚。
运动改变了杨贵平。她开始关心社会，追求建立平等的社会。她和丈夫的想法越来越远，最后于1970年离婚。
志愿者谈3－24登岛：抢滩斗智斗勇
"我笃信中国的一句古训：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这是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殷敏鸿对自己行为的诠释。26岁的湖南株洲人殷敏鸿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他先后4次参加志愿行动，并于今年3月如愿以偿地成为成功登上的"七子"之一。近日，殷敏鸿在与记者的一席长谈中，回顾了令他终身难忘的"3．24"登岛行动。
出其不意的“奇袭”
"3月24日之前，所有关心行动的人们关注的焦点都在厦门。"殷敏鸿告诉记者，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民间协会大张旗鼓地对外宣称将从福建厦门出发，组织一次行动。"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对真实出发地点高度保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从哪儿出发，就连积极从事行动的王锦思等人与冯锦华测试通讯工具时也不知道有一支队伍将从浙江出发，不少志愿者其实已经订好了去厦门的机票。"
按照临时从网上接到的通知，殷敏鸿于21日赶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22日晚12时左右，我们16位人士，连同6名船员，携带自费购置的卫星电话、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登上了一艘租来的渔船，启航前往。"
"船开到距离30海里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因为渔船雷达上发现了几艘日本军舰在附近海区游弋。为了迷惑他们，我们决定向远离的方向航行。这样的战术机动我们重复了2次，期间则是数小时在海上漂浮。"殷敏鸿回忆道。这艘让日本人看来酷似一条起早贪黑、忙于捕捞的"渔船"24日凌晨离仅剩下几海里航程，日本军舰可能已经提不起监视的兴趣，竟然从雷达上消失了。
"这两天海上风浪达到5至6级，靠近时还开始下雨，长时间海上漂浮使许多人顶不住风浪的颠簸，开始出现严重的晕船症状，有的人甚至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我的体质好，没有什么反应，后来也就成功地登上了。"
抢滩斗志斗勇
24日凌晨，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中国民间人士梦寐以求的已经近在咫尺。这时他们发现，海域仅有一艘日本巡逻舰。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巡逻舰也发现了船，他们虽然屡屡靠近船试图驱赶，甚至用7至8艘军舰夹击、造浪、水枪喷射，但最终阻拦没有成功。
"我们开足马力冲锋，当船冲到离仅有300米左右距离时，冯锦华等人当即决定放下小艇，抢滩登陆。"殷敏鸿与其他3位人士一道，跳上了小艇，划着桨开始冲向。
见此情景，日军马上放下了两艘外挂发动机的小艇，企图拦截。"我们两人划桨，两人用竹竿将靠近的日军小艇奋力推开，日军始终拦不住我们。不久，我们在陡峭的海岸边找了一块较平缓的地方抢滩登陆。日军显得有些顾此失彼，想回头拦截随后出发的另外一艘橡皮艇时，也来不及了。就这样，我和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胡显峰、王喜强、方卫强等7人作为首批中国民间志愿者成功地登上了。这时是3月24日凌晨6时24分。"
日军舰拦截失败后，便对人士系留在岸边的两艘小艇实施破坏。"我们原计划登上后进行考察，举行相关仪式后仍乘小艇返回船，没想到日军竟然跑到岸边收走了我们的小艇，这样我们只好决定留在上静观其变。"殷敏鸿平静地说。
上的12小时
殷敏鸿等人登上后，怀着激动的心情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踏上了我们神圣的土地，大家恨不得马上把全岛都看个遍。"殷敏鸿等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祭奠96年在中国民间行动中英勇牺牲的一位烈士，随后志愿者开始对全岛考察。
"方卫强是最急迫的一个，他甩开了大部队，独自一人举着一面五星红旗，向制高点攀登。当时大家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花了很长时间找他，后来看见主峰上飘扬起五星红旗，才知道他抢先一步将五星红旗插上。"
对于印象，殷敏鸿做了这样一番描述："海岸陡峭，环岛的浅海区遍布礁石，基本上看不到大片常见的海岛沙滩，但全岛树木葱茏，植被异常丰富，真正称得上是一块大洋深处的翡翠。"
"上没有道路，最突出的建筑是日本右翼势力在岛上建立的一座三四米高的灯塔。这座灯塔采用太阳能系统供电，入夜时自动开启。考虑到这座建筑具有民间公益用途，我们没有对它进行破坏。"
但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在岛上建立的一块一尺见方的牌位，殷敏鸿等人当即予以捣毁。"日本人还在岛上建立了一座一米多高的黑色大理石碑位为主体的神社，在礁石上还用油漆喷了一面大太阳旗，由于我们手头缺乏必要的工具，没有办法加以破坏。"殷敏鸿显得有点遗憾地说。
在登上的12小时里，"七子"仅有的给养只是少量淡水和一点干粮。"大家早就忘记了饥渴和疲劳，都沉浸在登钓成功的兴奋与喜悦之中。"
人士被扣
24日下午5时许，日方开始调集人马对岛上的人士采取行动。"天空中出现了4架直升飞机。这些飞机飞到后，有的悬停，有的降落。飞机上先后跳下来18个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他们冲上来并包围了我们。"
由于寡不敌众，殷敏鸿等人很快就被日本警察"抓捕"并被戴上手铐，冲上山顶的方卫强也未能幸免，"七子"在反抗中都不同程度地与日本警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尹东明奋力反抗，日本警察在他头上猛击了两拳，他的头上被打出了一条口子。"
人士随后被日本警察用直升飞机送上了巡逻舰。"我们被关押在军舰上只有5至6平方米的狭小舱室里，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殷敏鸿回忆起在日本军舰上的"待遇"时说："我们被强行送往日本冲绳县首府那霸市，在10多个小时的航行中，日方只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食品和淡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竟然已经过了保质期后，拒绝食用。"
到达那霸市后，"七子"被分别关押在3个警察署里，曾在日本工作过的冯锦华因为有在2001年向日本靖国神社喷写抗议标语，而被日方以"器物损坏"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的"前科"，因此被作为骨干分子单独关押。殷敏鸿则与另外2人被关押在一间警察署里。
抗争非法审讯
被日本警察关押后，殷敏鸿等人就有了被长期关押的思想准备。"我当时预计自己将被长时间关押甚至有可能被日方判重刑，没想到会被迅速释放。"
在随后的时间里，殷敏鸿受到日本警察的4次"提审"。"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其中，他们对于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基本上拒绝回答。"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每次审讯结束后，殷敏鸿连讯问记录也拒不签字。
"我们从25日上午10时开始被关押到26日下午3至4时，日本警察从我们的嘴里一无所获。期间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国驻工作人员在我们被关押的第二天就与我们见了面，还给我们送来了御寒的衣服，使我们精神上备受鼓舞。"
26日下午，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殷敏鸿等人被迅速带到了日本冲绳县出入境管理局收容所。"日本人告诉我们，由于我国外交部施加了压力，他们决定放我们回国。"
在上飞机前，日本出入境当局的官员又找到殷敏鸿等人，要求办理一下所谓的"手续"。"我还是那个态度――拒绝签字。日方人员也完全是一幅例行公事的姿态，见我们严词拒绝也就不再勉强。晚7时左右，我们被送上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机场时，我们受到了民间人士的热烈欢迎。"
"我们一定要把行动坚持下去。"近日，殷敏鸿在湖南常德的一次报告中，赢得了数百名青年学生热烈的鼓掌。"义举的意义在于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今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争取参加，个人安危与荣辱得失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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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声东击西
22日晚上，家在北京的张惠芸突然接到丈夫冯锦华打来的电话，说还要到温州出差几天。张女士后来向记者回忆，一向和老冯很有默契的她，当时预感到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而且八成与相关。
妻子的判断是准确的，此时距离冯锦华和其他人士原定向出发的时间只有不到6个小时。
此次从浙江乐清出海，目的明确，就是实现国人再次登上的梦想（上一次登上该岛还是香港人士8年以前实现的，大陆人士还从未登上该岛——编者按）。筹划工作3个月之前就已开始。
23日凌晨1点，包括冯锦华在内的16名人士，加上6名船工，搭乘渔船出发。进入距离50海里范围以内，渔船的雷达上突然出现几艘不明船只的阴影。依据以往的经验推断，这是附近游荡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军舰正在跟踪。以前历次，一般进入50海里以内都会开始受到日舰拦截。也许是因为这次渔船不断变换航向骗过了日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艘日舰追了一会儿就从雷达上消失了”，冯锦华回忆。
从23日凌晨出发，到24日凌晨接近，船已经在海上徘徊了相当长时间，有些队员开始出现晕船现象。冯锦华回忆，为了不打草惊蛇，该船甚至往回走了一段时间。当日本军舰回过神来，该船距离已经只有3海里了。
日本保安厅大型军舰的探照灯光划破了黎明的暗灰色，“他们开始向我们喊话。”直到此时，冯锦华他们才将秘密出海的消息向外界正式公布。
船毫不理会，继续向进发。相形巨大的日本军舰因为吃水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灵巧的船甩在后面。“这明显看出当时日本方面准备不足，以往他们都是用小型军舰和我们纠缠。”
登岛“捉迷藏”
1000米、500米……船离越来越近，中国大陆人士从未如此近距离呼吸该岛附近的空气。
离岛300米时，人士开始准备登陆，事先预备好的玻璃钢艇被放到海里。据冯锦华回忆，由于操作不是很娴熟，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但即使在当时玻璃钢艇已经被撕裂、外挂发动机无法挂到船上的紧急请况下，首批4位登岛队员仍下到艇上，以手替带发动机，向岸边靠近。
此时，人士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的发生：日本军舰也放下4人快艇，而且每人手持一前方带钩的金属长竿。日方意图已经很明确，一场小艇之间的较量再所难免：
由于乘作玻璃艇的登岛队员也带着3米多长的毛竹，隔着一段距离，竟一度出现双方棍棒相交的场面。冯锦华当时在渔船上看到：“当日本小艇企图用金属长竿钩住我方小艇不让它前进时，我们队员就用毛竹挡开。”
就在玻璃艇与日本快艇周旋之迹，冯锦华和另外两名登岛队员下到另外一艘事先预备的橡皮艇上。
一直与玻璃艇周旋的日本快艇看到这边的动静，马上掉转船头朝冯锦华他们扑来。这一下子给玻璃艇一个难得的机会，头四名登陆队员奋力向岸边划去。
让日本快艇意想不到的是，眼看就要接近第二条“登陆艇”时，船突然将已经放到水中的快艇收了起来。“日本人扑了个空，等到他们再想掉转船头追赶第一艘‘登陆艇’，已经来不及了”。
看见“第一梯队”就要“得手”，冯锦华等三人再次放下橡皮艇，此时再次面临和第一艘小艇同样的问题：发动机无法挂上去。“扔两把铁锨下来！”冯锦华朝船老大喊了一嗓子，就这样“第二梯队”凭着手划+铁锨船桨出发了。
很不适应这种“捉迷藏”的日本快艇显然已无心恋战。当冯锦华等三人这次“真地”向进发时，并没有遇到日本方面的进一步阻拦。
就这样，公元2004年3月24日6点26分，来自中国大陆的七位人士，在全球范围内运动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以来，第一次登上这块“深海中的翡翠”。请记住这七个名字，他们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胡显峰、王喜强、方卫强和殷敏洪（排名顺序依据爱盟网——编者按）。
考察偏插国旗
“当时心情十分激动，脑子里一片空白。”七位登岛者上岛第一件事情就是展开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将仅带的一点食物——蛋黄派摆在地上，七人面向祖国大陆嗑了三个头，“以示对国土的尊敬”。冯锦华告诉记者，“仪式看起来虽然简短，但我们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