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兵魂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
ps：
今天周末，难得休息，写了一天，四更。继续写，晚些争取还传上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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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兵魂 第二百零五章 悲哉壮哉（三）
即使很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87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多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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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兵魂 第二百零六章 悲哉壮哉（四）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人的脑袋就一个，而散落在四处的手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战友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副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着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89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相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在突击队的临时驻地里还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相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相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和多数战友一样。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这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计划不大，但很艰巨。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连长、副连长，也就是“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副队长，他们一个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另一个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伤亡大半。之后的20多年，他们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他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相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们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毅雄儿
王毅雄和副连长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王毅雄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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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兵魂 第二零七章 悲哉壮哉（五）
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牺牲的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毅雄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若干份，后来联系了副连长孙兆群，得知他也是这么再做。
王毅雄和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们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两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和副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王毅雄和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王毅雄、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知道这事后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王毅雄得知消息后趁暑假叫上孙兆群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孙兆群当时气疯了：“我脑袋炸了，他娘的被别人愚弄了16年。”
王毅雄发威了，县里的领害怕了，向王毅雄保证立即解决，果然，不出激励，县领导专门跑到北京找到王毅雄，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看到这里，钟国龙哥几个终于明白了王毅雄为什么这次对他们拿回排长骨灰的事情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欣赏，因为身边的这位老兵前辈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王毅雄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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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兵魂 第二百零八章 悲哉壮哉（六）
公司筹建到公司解散经历了10年的风雨，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他的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不可怕。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在现在博客这个新事物刚出现的年月，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乡镇领导大肆公款吃喝……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