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

“钟瑞、陈升反正投诚，甚好。”朱永兴看到头一条情报，便心中欢喜，赞了一句后继续阅看，好半晌才抬起头来，笑着对叶虎说道：“施琅所部显然还有耳目，借此做势，即便不能坏了施琅的小命，也能绝了他的前程，使其不能再为我军威胁。”
“殿下英明，此计筹划已久，已经全面动，殿下可静候佳音。”叶虎在椅子中恭谨地弯了弯身。
朱永兴对这种随口而来的恭维已经习以为常，淡淡一笑，低头继续观看情报，脸上的表情不时变幻，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而若有思。
………………





逆流伐清 第一百九十四章 策反阴计，奏销案
清廷之八旗子弟长于骑射，在6地上强弓烈马、攻城掠地是其所长，而于水战，尤其是海上作战，则绝非其所能。特别是东南沿海郑家拥有的雄厚实力，以及数次海战的失利，使清廷不寒而栗，不惜代价地采取了切断义师同6地居民联系的暴政——沿海迁界。
而对于大规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影响，清廷也有所估计和预料，进而采取了更为短视而自大的政策，先将目标指向了郑家的降兵降将。
“次第催拨各投诚官兵，分配外省开垦。官兵及别镇兵，各给行粮，分驻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诸省，屯垦荒田，给其牛种，免其六年租税。将领或督垦，或拨在督、抚、提督衙门效劳，文官赴部候选。”
将投降的郑氏官兵遣往外省垦荒屯田，是担心他们再次叛逃，将他们安插于各省，则可分散其力量，以消除隐患。清廷既然欲以坚壁清野的封锁之策解决郑氏集团问题，本应善待已经归降的郑氏官兵，使降者安心，未降者动心，才有利于招抚。但清朝统治者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出于对汉人防范的心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必将导致已降者离心，未降者寒心。
清廷的这个决策，对于多为闽籍、留恋故土的广大海上投诚官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于是，有的铤而走险，策划叛归郑氏；有的潜逃四处藏匿；有的则千方百计地隐瞒眷属人口，希望能使部分家属逃脱移驻，有的投诚官兵为了争取留在福建，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百姓顶补。
对一般郑军官兵而言，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忍思乡之苦，谁也不希望在降清后连同家眷离乡背井，被押送异地垦荒。因此。清廷的错误举措将成为郑氏集团用以稳定军心的反面教材，这使得清廷的招抚策略表面看起来很优厚，但却很难再奏效了。
而施琅手下的水师提标游击钟瑞原为降清的郑军，清廷沿海迁界已招致其不满，又见要将投诚之官兵移驻于外省垦荒，遂与中军守备陈升密议，借出港巡哨之机。带着少数心腹逃出至广东向明军投诚。说起其中内幕，这也是情报局的大功一件，成功策反敌将投诚的第一例。
好马不吃回头草，钟瑞和陈升由郑家投降清朝，如果有选择，自然不想再回去。也就是说。随着西南明军的日益强大，对清朝将领来降的吸引力也在过原来东南的最大势力——郑家。毕竟西南是正朔，是正统，而郑氏集团的家族式经营往往不能给外姓的将领更大的施展空间。
策反钟瑞和陈升只是情报局计划中的第一步，朱永兴之前便已经做过提醒，只要从施琅手下挖出降兵降将便是胜利，不必要求他们做出什么刺杀施琅、献城而降的大事。
不熟悉海上情形的清廷统治者一向视海波为畏途。不敢轻言海战，且对郑氏降将组成的水师一直心存顾虑。尤其是重满轻汉的顾命四大臣主政时期，对武力剿灭郑氏集团的信心生了严重的动摇。对主要由郑家降兵降将组成的水师更是猜疑日重，历史上便有解散水师，并将收复金、厦有功的施琅留于京师闲居十余年之久。
所以，只要钟瑞和陈升成功反正归来，在随后的造势当中，假书信和谣言等手段将使清廷产生施琅乃郑氏旧属、心怀故旧之情、难逃纵贼之嫌的印象。甚至进一步可以有施琅正潜心隐忍。企图大计的想象。
依着清廷统治者对汉人的猜忌和防范，朱永兴认为施琅是难逃此劫，如果他为证清白至京师奏明，想再回来统领水师也不大可能。更何况，目前郑氏与明军水师正联合行动，施琅想用海上胜仗以证忠诚的机会也相当渺茫。
能在海战中击败施琅自然是一件好事，即便不成。用谣言和猜忌使其不得重用，甚至被囚禁杀害，则是另一个保险。软硬两个套路，无论哪个奏效。对于视清军福建水师为眼中钉的朱永兴来说，都足以大松一口气。
这是一件喜事，朱永兴已经决定厚待钟瑞、陈升二人，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活生生的事例，为降清的郑军官兵指明一条出路，并为日后郑氏内乱后大量吸收其武装力量而做好准备。
而让朱永兴心里备感复杂的则是江南奏销案的全面动。按理说，敌人做的便要坚决反对并努力制止，但朱永兴却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清入关后，在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要被参罚。但很多江南缙绅豪强依然凭借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
清廷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余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
打击江南乡绅势力，取消其特权地位，在朱永兴看来，清廷是在做自己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清廷未尝不是在收敛钱粮，增加军费，以支撑战争。
到底该如何反应呢？是声援遭到黜革、鞭扑纷纷、衣冠扫地的江南绅衿，等着光复江南后，让他们有理由拒交，使政府对钱粮的征收面临困难；还是坐视不理，让清廷沉重打击江南士人，并且征收到全部拖欠的钱粮。
朱永兴沉思良久，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同时，他心中还有疑问，不知道清政府是如何定义“乡绅”一词的，也就更不好随便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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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 第一百九十五章 无题
“清廷于顺治十八年七月严格训令：明朝废绅不许冒称乡绅。同年十二月又重申：本朝出仕者方准称为乡绅，其明朝废绅系即民人，不许仍称乡绅。奏销案全面发动后，清政府严格执行其标准，巡抚朱国治奏报徐时勉等续完绅户文册时，因未开明何时出仕，予令察明回奏。欠粮处分则将在籍乡绅革职提究，见任官员俱议降二级调用。”
朱永兴听着叶虎流利地解答着他的疑问，脸上露出赞许之色，轻轻颌首，说道：“清政府从法令上对‘乡绅’一词所做的严格界定，想是为了要建立稳固的统治，对与清朝不合作的明朝乡绅要彻底划清界线，取消他们的特权地位，以便建立起清朝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同时，对暂时投降而不真心归顺的原明朝官员，予以警示。”
“殿下睿智，一语中的。”叶虎一副不喜不怒的扑克脸，说话的声调也平得没有起伏，“正因如此，奏销案初发生时，清廷还没有对现任官员的处分规定。在最早发生的嘉定奏销案中，对现任官员的处分是非常轻的，只是对现任官员的家人予以处分。”
朱永兴若有所思，沉吟了半晌，象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明朝废绅系即民人，也就是说他们已无欠粮的特权和资格；现在又对重新定义的乡绅中拖欠钱粮者予以惩治，可以说是无遗类了。如此扫尽文人士子脸面，打击所有的豪强地主，是财政陷入困境？还是整顿统治阶层中不稳定因素，以警世风？”
叶虎等了一会儿，见朱永兴不再说话。便猜测着答道：“或许两者都有吧！清廷财政紧张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江南赋税又以苏州、松冮等府为最，以这些地方为重点，也在常理之中。而江南士人多心向皇明，借此予以打击。亦算是一石二鸟。”
“心向皇明嘛？”朱永兴冷笑一声，说道：“多数人是心向钱财才对。绅衿积欠钱粮，由来已久，以致国无御敌之资，无济民之粮；昔日乱民蜂起，女真作乱。一发而不可收拾，实乃财政崩溃之祸。那个时候，绅衿不是还死守着家财，还理所应当地拒缴钱粮？如今斯文扫地，倒也是咎由自取，私心贪鄙所致。嗯。斯文扫地的皆是清朝出仕者，有此一条，咱们更不能随便有动。这个，待孤细思后再作计较。”
“是，属下谨遵殿下吩咐。”叶虎躬身答应，他是锦衣卫出身，对文人士子并没有多少好感。只是觉得朱永兴可能会借此鸣呼，以收江南士子之心，没想到朱永兴的态度却是如此。
“京师情报机构的人员还要加强。”朱永兴暂时将奏销案放到一旁，重新拾起促使吴三桂反正投诚的计划，“吴应熊对吴三桂非常重要，如果能将这个家伙绑架出来，贵州也许可不战而取，即便是江南，或者也可传檄而定。”
“吴应熊庸碌无能之辈，只想着保全禄位。屡次书信规劝乃父谨守臣节，不可妄为，以免引起朝廷疑忌。”叶虎想了想，显然事情难办，但脸上却未显露出来。“他有儿子，还有满人之妻，必不肯轻舍而去。”
“所以说要绑架。”朱永兴对此也理解，也就并未用强硬的命令，“加强情报机构人员，并作好各项准备，切不可仓促而行。嗯，这个计划虽然困难，却也有成功之望。”
“属下明白。”叶虎暗地松了口气，只要朱永兴不急逼，便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也未必没有成功的希望。
“嗯，从京师走陆路肯定不行，十万八千里的路程，随时会被清兵拦截。”朱永兴突然想起了《鹿鼎记》中的一段情节，不由得摸着下巴仔细回忆，“若是先逃至天津，由塘沽出海，或许会平安很多。京师至天津不过数百里，沿途安排好马车，接力连跑的话——十几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到吧？”
叶虎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屋角的自鸣钟，对时辰和小时的概念他已经了解，所以能够接上话，“如果马好的话，还能更快些。”
朱永兴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如果是晚间行动，时间更为充裕，但京师有关闭城门的规定，恐怕不易出城；若是白天行动，风险自然是大上许多。呵呵——”他突然自失地一笑，对叶虎说道：“孤只是随口而说，具体计划还要由情报局制定实施。”
“殿下只言片语，已指出其中关键，待计划制定完毕，再请殿下指正改进。”叶虎拱了拱手，见朱永兴再无交代，便起身告辞。
“这个叶大人很厉害的样子。”门刚刚关上，一直乖巧坐着倾听的段婉儿便起身走过来收拾案上的文件，并有些不示弱地开口说道。
“他确实是很适合搞情报工作。”朱永兴知道段婉儿称赞的原因，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不是那种在敌后潜伏的工作，因为他的表情太单调，在人堆里很扎眼。但他的冷静分析，以及他的记忆力，做一个在后方指挥的情报官员还是非常称职的。嗯，他有这样的底子和素质，目前还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记忆力嘛，我也不差。”段婉儿挑了挑秀眉。
“没说你差呀！”朱永兴有些好笑，伸手将段婉儿搂过来，坐在自己的腿上，嗅着她的体香，在耳旁低声道：“来，再讲一段《资治通鉴》。”
若论古文功底，段婉儿、龙儿，甚至梦珠，都应该在朱永兴之上。而朱永兴也知道自己除了见识广博外，其他方面的学识与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相差甚远。读书，特别是读史，借鉴古今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史书中历代名人的事迹和言行，不仅是充实自己，更是了解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的绝好办法。
而段婉儿现在顶替了龙儿的角色，红袖添香伴读书，不仅增添许多情趣，且译成白话更让朱永兴少费了很多脑细胞。嗯，软玉在怀，嘤声在耳，说是享受也不为过。
……………




逆流伐清 第一百九十六章 鉴
认真读史，举一反三，吸取精华，反省自己，思考人生的真谛，研究这个时代治理国家的政策，能使朱永兴才学更博、智略更广。而阅读史书，不仅使他在学识上会有提高，其文学素养和思想水平亦有所长。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辨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在闲暇时的读史生活，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对朱永兴的影响巨大。当然，目前还不明显，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
在传授、教导，也在学习、吸收，朱永兴可不敢小瞧古人，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所以，他走的是改革之路，却并不急于求成，步子也迈得稳健，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
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能够获取胜利，便不会有什么反对。在政务上则要谨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朱永兴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
比如孙可望治理滇黔时提倡修路，提倡百姓家家种树，朱永兴便稍加改动推行如故。此举既改善了交通运输的状况，百姓院落中亦是树木葱绿、冠盖遮阳，成为一道悦目的风景线。
“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惩办，传示各府州县”。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大西军经营滇省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说明孙可望还是很有些才能的。朱永兴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谕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朱永兴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事实上，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
所以，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
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治国方略。
追根究底，人治与法制论证根源还是要从人的“性善”、“性恶”说谈起。就理论角度来说，法制更符合运动论，能够约束由于人思想的变化而做出的行为，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依赖法制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即便朱永兴是穿越者，也不敢自大到认为他剽窃的政策措施便一定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不同，生产力不同，人们的思想水平不同，道德观念不同……这些在政策制定和推出时，都是要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政策的先进与否，是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拿来就用，那不是睿智，而是愚蠢。
所以，朱永兴在形势稍微稳定之后，便一直表现得很谦虚、谨慎，尽量与智囊或属下商议后再作定夺。这样做，一方面是强调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是使他的思路和别人的时代特点相结合。同时，这也是在逐渐摆脱人治的弊病。
“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的“人治”主义，过于重视人的特殊化、思想道德高度与自觉性，这种“贤人”政治的条件和基础显然过于理想化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对于后世的朱永兴来说，似乎不是什么纠结的问题，毕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他见过了太多丑恶的东西。与其相信人的道德修养，倒不如用法律条文加以约束。
“立国之初，宜用宽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人人自危……”
“不然，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况地方新复，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
引经据典的文字朱永兴粗粗略过，沉吟了半晌，提笔在文件上写道：“法者，非为人亡政息，亦非为短期之措，之初、之后，皆当遵照执行，是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至于宽严之度，法未颁布前可认真研讨，颁布后则绝无宽贷，犯者虽亲信无赦，是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立法不同于推行政策，政策可依据情况不同加以废弃和修改，法律条文则是严肃的，长期的，绝不能朝令夕改。至于以后，金口玉言、出口成宪地高高在上时，朱永兴也不准备随意践踏。这不是什么高尚，而是他考虑得深远，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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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 第一百九十七章 先挫锐气
血腥味和火药味还在空气中飘荡，但清军已经退了下去，在壕沟、胸墙的工事前留下了遍地的尸体。
敌我双方瞩目的大战终于在龙岩东北的漳平拉开了帷幕。一方面是经过不断加强的明军，另一方面则是号称骑射无敌的满蒙八旗，以及一万多耿部藩兵。
尽管明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但清军却并不畏敌，信心满满攻击而来。曾几何时，满蒙八旗都是不可战胜的象征，创造了数不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两、三千铁骑便足以改变战场上的形势，将人多势众的明军击败。
现在，清军依然有着这样的自信。奉命抽调的耿藩部队也属精锐，还携带着近百门大小火炮，更让清军对胜利没有怀疑。
靖南将军都统穆里玛、定南将军副都统图海，皆是勋贵子弟，原在禁旅八旗中任职。今番出征，亦是踌躇满志，渴望着建功立业，不负祖上荣光。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满是八旗铁骑纵横无敌的光辉事迹，由辽东一隅之地席卷天下，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对这两个满洲将领来说，即便是晋王李定国阵斩亲王尼堪，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尼堪是轻敌中伏所致，而且他所带的八旗劲旅人数也不是很多，并不如此次雄壮。
路上走得不快，从山东衮州到南京，再到浙江，都有地方支应粮草，但一路上需要不断抽调驻防的八旗兵将，也在搜集着大小火炮和弹药，终于在福建汇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五千满蒙八旗，一万耿藩藩兵，再加上炮兵、辎重等兵丁，也是浩浩荡荡的近两万人马。
经过这一番抽兵南下，南京、杭州等地的驻防八旗数量大减，已经不具备出击作战的能力。如果不是郑家和明军水师联合进攻的势头很猛，耿藩镇守福州必须要留下足够兵力。此次清军南下进攻的兵力会更强大。
一战定胜负，一战扭转形势，从清廷到领军的清将，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而来的。如果失败。各地驻防的八旗兵力单薄，绿营兵又不堪战，便再难以抵挡明军的趁胜而进。
气势汹汹，却也是倾力一搏。江南之地，驻防的八旗兵将本就不多，且又分散，主要还是起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而且，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
色厉内荏。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席卷天下的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在顺治四年后便如昙花一现般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攻掠江南、统一全国，只不过是清廷以汉制汉策略的成功，以及南明太不争气的原因。
对此的认识，朱永兴恐怕是最清醒的一个，但他也知道。八旗凶悍、骑射无敌的印象是深植于人心的，必须通过一场酣畅的胜利予以打破。所以，他对此战异常重视，战场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使明军从此占据心理上的优势，则更重要。
晋王李定国衡阳一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保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南明之后的颓势，以及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的损失，到目前来讲，影响已经衰弱了很多。虽然出缅入滇之后，在朱永兴的领导下。明军取得了不少战绩，但对战八旗兵将却并不多，小胜利也含有水分，没有轰动性的效果。
特别是明军大规模换装之后，这一场对战也是检验。检验火枪、刺刀是否能在野战中抵挡住八旗的骑射冲击。当然，明军的各种火炮在数量和威力上，也要超清军很多。可以说，清军是精锐尽出，明军亦是主力迎战，人员、物资、装备等方面准备得也相当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