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

另外，北方集团在欧美金融市场赚钱主力不是靠股票，股票不但容量有限而且有很多限制，北方集团主要靠期货、外汇和黄金市场，这几个市场的容量大、流动性高而且限制性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一天000个亿的成交量算是很高了，而上海期货市场光螺纹钢期货一个品种交易量大的时候一天就有400万手（每手交易额算5万），约400亿的成交量。因为期货、外汇、黄金等都是t+0交易，一天理论上可以交易无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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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国三大考，当然是这几年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第一考是每年9月的公务员考试，中央各部、各省都要举行公务员考试，虽然取消科举很多年了，但鲤鱼跳龙门的念头从未在民间断绝，若说老百姓对政fu近几年施针最好的印象是什么，公务员考试绝对排的上前三。满清废除了科举，从内容来衡量自然是不错的，但因为阻止了士绅进入官僚的途径，遭到所有知识分子的摒弃，公务员考试却是结结实实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岂能不引起人们的趋之若鹜？说到底，大家追求的只是考试做官这个相对公平的方式与跻身官场的快速捷径，对于考什么内容大可以商榷。哪怕规定考甲骨文，用不了几年，中国就能形成甲骨文研究**。
第二考是每年6月的升学考试。初等小学升高等小学，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等各类升学考试全部安排在这个时节，哪怕在发达城区推广6年普及教育，也至少有40的学生会被考试刷下去。单纯的升学考试已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一旦升学与公务员考试挂起钩来，那就更不得了。没有中学文凭（或中等师范学堂文凭），是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教育部做过测算，青年学生一路从初等小学升上来，差不多000个里只有个才能升入大学，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能通过这座独木桥顺利前行的，自然是升学考试的功劳。好在中华民族应试能力之强是出了名的，对于从上到下的考试，所有人都认为公平、公正。
第三考不是国家机关正式组织的，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民国正式成立以后，每年月份北方集团各成员企业都会进行技术比武和招工。考试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北方集团体系内建立工人技术等级制度，每个工人都要按照工种进行评定。这是北方集团参照军队军衔制度以后精心定出来的，每个工种均分为-9级，级最低，9级最高，学徒则是预备级，级别与年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能力。在北方集团体系内，不但薪水、福利与等级直接挂钩，在社会地位、荣誉等方面，高级别也具有优势，级别多少通过工作服可以得清清楚楚，像有些车床九级工，可以在不借助精密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单凭眼力和感觉将零件加工误差控制在0毫米左右，端的是十分了得。在北方集团内部有句顺口溜，“做到九级工，给个县长也不换”，九级工的薪水是县长薪水的倍，集团按照技术专家的标准给予独栋2层小楼居住，外出时可以申请专车。自然，九级工的头衔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北方集团内数百万的工人队伍，拥有九级工的还不到000个，这还散布在全国各地。而全国县级以上的官员却有一万多个，从稀缺性的角度来说，还真是给个县长也不换。
除了内部定级以外，北方集团还面向外部招考，每年的招聘工作就是通过月份的招考来实现的。于是乎，如同学子赶考一样，凡是有点想法，有点追求的工人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赴北方集团的招考。 北方集团待遇之优渥、发展前景之好是出了名的。薪水待遇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以外的方方面面更是让人眼红心热，工作满年就可以进入工人专属住宅区，一般称某某新村，里面集中供电、供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不仅有自己的商店，还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活脱脱一个小社会，每到晚上或者周末，剧院还会放电影。活在这个新村里，所有人才明白什么是文明生活，体会到的是尊重、尊严与骄傲。
企业办社会在历史上是被否定的，但在眼下的民国，这套体系被所有人叫好，构成了秦时竹政权的坚实基础。为什么全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说沈麒昌、禹之谟等人的好话，都赞扬他们的功绩，原因就在于此这个企业办社会的套路。北方集团不是为了几个人或者一些人发家致富，而是真真切切为这个国家在考虑，将更多的利益反馈给工人阶层，当北方集团的工人下班后能电影、逛商场、洗热水澡的时候，别的企业的工友说不定还在继续干活，这种鲜明的反差只会激励他将工作做得更好——不好好干活，怎么对得起这份待遇？
一个人或许当不了官、成不了知识分子，因为这需要天赋，但当好一个工人却容易得多。在这样样板效应和对比之下，每年北方集团的工人招考就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门槛带来的是高效率。表面上北方集团在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投入了大量金钱，可也通过了效率提升获得了额外的发展空间，更融洽了劳资关系，在北方集团里，磨洋工、偷奸耍滑是没有市场的，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因为，每年北方集团招考，都是0个甚至20个工人竞争一个位置，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即便进入了集团体系，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集团还有末位淘汰制度，连续两次排名或者总计三次排名最后是要被毫不留情裁撤地，这也意味着被逐出工人新村。
通过招考挤压与人才流动，北方集团还形成了溢出效应，使得外部企业成为北方集团熟练工的培养基地。用时髦的段子来概括，每个工人，“要么是在北方集团上工，要么是在准备去北方集团上工的路上”，迫使北方集团以外的资本家也不敢过分压迫工人，原本租界里、开放口岸洋人办的血汗工厂难以为继，就连在香港工作的工人，都想方设法要回来。只有在这样的工厂里，才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像个人。
在社会保障法案正式通过以后，北方集团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精心遴选出0余家全资企业参与试点，并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惠及所有在职员工（指试点企业）的社保体系。一想到满脸油污的工人阶级也要和受人尊敬的政fu官员、教师一样享有医疗、养老保险时，所有人都是按耐不住的高兴——这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同样，当年的招工考试竞争就更激烈了，进去以后不仅意味着现在有了保障，将来都有了保障。
实际上，企业办社会也直接推动着北方集团自身的发展，住房、马路等市政建设需要水泥、钢材，水电需要设备，运行在新村内的当当车需要交通工具，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团体系内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发展。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消费还原为集团的自我市场，数百万的工人，几千万工人家属所形成的消费市场还是异常可观的，除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外，他们关于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升，毕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产权归于集团外，其他规划好的公用设施和消费中心都是商业化的。与后世单纯企业办社会还有点不一样，多少考虑了商业运作与资产升值。
其实，工人新村对城市而言，相当于又形成了一个“租界”，但这个租界与原城区不是畸形寄生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示范效应、惠及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与方式，同时又没有外国租界中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至于贫富差距带来阶级压迫，在没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阶级对立在这个区域内并不是重点，更何况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加以改造。
对工人新村的经营事实上如同对产业的经营一样，同样是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过程，用秦时竹的话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从第三考的盛况来，已经成功了，而且在向外传递。张謇的大生集团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开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设，周学熙、简家兄弟等一流资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纳入工人新村一体建设的要求。
也许，在秦时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设未尝不是一条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





国势 【第023章 】 远东新局
ps：这几天家里搬家有点忙，更新姑且欠着，下次一并补上，祝各位读者国庆节好。
欧洲的局面得益于《凡尔赛合约》和随后进行的德国资产大拍卖，终于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稳定了下来。德国国内巴伐利亚共和国的革命浪潮，也在兴登堡为首的德国国防军力量绞杀下最终失败，速度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快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苏维埃俄国没有那么景气的缘故。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协约国也没有兴趣过多干涉德国国内的事情，在国防军有效增压“革命”的情景里，终于明白维持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德国武装力量还是有用处的。
在中国方面大笔款子的挥舞下，英法方面也只能对德**事技术和人才流入远东的情况视而不见——如果不给这些人一条出路，德国再折腾起来只会更糟。事实上，英法国内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德国战争机器拆解前往远东未尝不是一个削弱德国战争潜力的好办法。起码在现在，德国丧失了全部重型装备制造能力，无论是飞机还是重炮、无论是潜艇还是大型水面战斗舰艇，德国在短期内根本不再具备制造能力。而中国即便得到了德国的生产装备与技术，能否全面吸收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将来中国真的进化到了那个地步，也不会比这些东西留着德国国内的威胁更大。
当然，国际政治还存在着两处显而易见的危机。其一是国联。国联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设想最终在92年年中正式成立了，按照原有设想，国联应该设立5个常任理事国，英、法、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常任。最后一个空缺原本是美国的，但作为发起国之一的美国因为国联被英法实际控制而拒绝批准有关条约内容，并没有加入，也就谈不上常任资格了。于是乎，争取最后一个常任资格变成了各国之间的香饽饽。比利时、波兰、西班牙都跃跃欲试，中国并不是大战的参战国，而且从传统的欧洲中心来说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实力也广泛增长。但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需求。而秦时竹等人，因为熟知国联将来的堕落，对此亦不热衷。五常的地位听着威风，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这等虚名不要也罢。
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中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积极立场，特别是中国在后来向各国开放了针对西班牙流感特效药专利授权的举动，中国的声誉在欧洲大为提高。英法的主流新闻舆论，特别是诸如《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重量级媒体不止一次地指出。在美国不加入国联的当下，应该想办法提高国联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提高“维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作为远东大国。已经证明了他们可以履行这样“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既然给了日本人五常的地位。应该考虑给予“中国人同样的地位”。留洋出身，与欧洲各国外交界颇为熟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居然在最后与英法协调了统一立场，为中国争取到了被美国放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自然，所有理由只是冠冕堂皇的外在借口。客观上说，随着欧洲局势落下帷幕，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中国与日本的传统矛盾自然被人所重视，英法既要借重中国的力量防止日本铤而走险，又要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的最终崛起。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自然是进一步搅混水的好棋。日本持反对态度自然不必多言，但英法意三国统一了口径，再加上欧洲票数占绝绝对优势，日本也无法阻挠中国获得此席位。
消息传回国内，国人的热情被煽动起来。自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一直签署着丧权辱国的条约，被人当做东亚病夫，好容易通过对日、对俄两次战争挽回了一点信心，现在居然能跻身世界六大国之一（五个常任+美国），让国内舆论兴奋不已，尽力推动此事并奔走斡旋的顾维钧名声大噪，俨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明星。就连唐绍仪也感觉脸上有光，一下子觉得干劲都鼓足了——从龙之说现在他也不出端倪来，但工作不能落后，女婿虽然在其他方面都是遵照总统的意志办理，唯独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争来出乎意料，总归还是事在人为。就连秦时竹在收到电报后，也是连连称赞顾维钧勇于任事，前途不可限量，五常这个名义，在国际上多少还有点威信，对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大义名分的国内来说，更不啻于极大的鼓舞。
当然，英法的好处也不是白拿的，英法就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参加远东地区的国际政策协调会，特别是务必在有关海军军备方面支持英法立场，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欧洲战争结束以后，远东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提出了“八八舰队”建设方案，美国提出了“大海军建设计划”，面对咄咄逼人的造舰竞赛，英国被迫放弃坚持了一个世纪的两强标准，但仍然坚持一强标准。想法倒是不错，问题是欧战造成英国政府大出血，虽然通过拍卖德国财产获取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但与战争损耗相比，只能说杯水车薪。更何况这笔钱更多地用来偿还美国债务，稳定英镑币值，根本就不能用于军备竞赛。
对英法的邀请，秦时竹心知肚明，这不就是华盛顿会议的背景么？只不过中国在欧洲问题上横插了一脚，再加上中国海军实力近几年的急剧扩充，使得中国居然也具备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这就像国联五常资格一样，成为历史走势变化后的新变数。对此，他一方面指示顾维钧代表中国方面接受英法的邀请，准备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又提出，希望能够加入中国议题的讨论，以便完成凡尔赛和会时没有完成的讨论。这当然是给英法出难题，你在凡尔赛和会时说中国话题不属于大会内容而拒绝，现在为了稳定远东局势而邀请中国参加，总不能再对中国议题视而不见了吧？
犹豫再三，在征得美国同意以后，英法意三国决定接受中国方面的请求，统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称为远东和平会议，主要讨论远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问题，除了国联五个常任和美国外，还包括在远东有利益涉及的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统称九国会议；还有一块重要内容则是海军军备会议，主要讨论英美日法意中6个国家的海军问题。虽然中国海军的规模还不算大，但在日本的坚持下，各国还是将这个话题放了进去。
从会议地点就可以出来，华盛顿会议显然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因为英法在欧洲问题上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在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上，英法就不能不对美国表示一些让步以表示安抚。对美国而言，停止海军竞赛并不是当务之急，因为美国有丰厚的战争红利和可靠的战略环境，根本不惧怕英国或者日本在军事上的压力，事实上，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7%的日本要想同美国拼海军，自然远远不是对手。对美国而言，在意的是英日同盟和中国问题。
如果在欧战以前，英日同盟的矛头指向还可以辩解的话，那么到了华盛顿会议时期，英日同盟的指向必然是美国。于是，在预备会议上，休斯国务卿毫不掩饰地指出了美国对英日同盟的厌恶，要求尽早解散这个同盟，并且威胁，“倘若英日同盟不解散，为了维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平衡，美国考虑与中国结成类似的排他性同盟。”反过来，如果英日同盟解散，美国可以在其他地方让步：一则是暂停海军竞赛，使美国海军保持与英国海军相等的实力——在会议召开的时候，英美日三国海军总吨位比例为27:0:47，这个比例较历史时空未改变的角度来说来说略微有点不同，主要是英国在欧战中损失增大，日本在山东战役中有所损失，如果加上已经开工的那部分，则三国主力舰比例为0:07:9，美国已经压倒了英国，而且英国主力舰老龄化的程度远高于美国，也逊色于日本，不要说美国，就是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也微乎其微，保持英美海军规模对等绝不是美国占英国的便宜，而是英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二则是在中国问题与列强保持一致，美国持中立立场——只要不妨碍门户开放政策，考虑到各国都在处心积虑地思考重返亚洲，美国的这个表态不啻于维持国际联合。
对美国人的小算盘，顾维钧心知肚明，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中国能反制美国的牌并不多。但是，单纯的抵制或者退出更不理想，只有借力使力，依托各国间的矛盾才能使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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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 【第024章 】 海军军备
ps：最近事多，不会二次进宫，拖欠的会想办法补上，请诸君海涵。
如果说，顾维钧因为给中国争取到了“五常”地位而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功的话，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一些。当然，顾维钧手里能打的牌也更多一些，比起历史时空来，他的处境就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那时候中国南北政府分裂，代表团连出国的经费都凑不齐，全部是靠了各省摊派才成行的。虽然中国的国力还弱于英法美等传统强国，但起码中国代表团不仅有了专门的邮船，而且还有海军护航。
自清末派遣程璧光率领军舰去英国参加乔治五世加冕典礼并赴中南美洲宣慰侨民后，中国海军再也没有开展环球航行，这次借了华盛顿会议的东风，海军派出了包括2艘三等巡洋舰，4艘一等驱逐舰，艘补给舰，艘训练舰在内一共艘军舰组成整整一支编队随同出访。自然，护航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海军近0年来飞速扩充，虽然各方面表现令人满意，但终究还限于一隅之地，拉出去遛遛对中国形象和海军凝聚力的塑造都是大有裨益。这次入选的巡洋舰是风号和雨号，本来沈鸿烈很想带队出访的，但因为航母训练实在吃紧而分身乏术，最后让陈绍宽和程耀垣两人联手带队。虽然都是上校军衔，但因为程耀垣资历较老，担任了编队司令。而他所在的雨号也成为整支舰队的旗舰所在。
由于邮船航速相对较慢，而军舰因为要保持续航力。也采取了5节的经济航速。出海以后，海军编队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训练，护航、反潜、炮术、阵型变换等等，得顾维钧等人是眼花缭乱，也为漫长的航行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很多海军官兵还是第一次出洋访问，同样亦是兴奋不已。
当然，外行热闹。内行门道，邮船里还有更加专业的人才在——由于在会议明确要讨论海军军备问题，因此除了外交官以外，海军派出了参谋长毛仲芳出任谈判代表，还包括了一干参谋和技术军官。虽然毛仲芳的军衔要高于陈绍宽和程耀垣两人，但因为专注于海军谈判。本人也住在邮船上。就没有直接插手护航舰队的指挥与管理。
他对顾维钧道：“海军这0年虽然进步很大，但与英美日等海军强国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少川兄一路上也了海军的操练，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口吃不成胖子，海军能有如此表现，已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相信在总统的领导下，国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顾维钧先是点点头，随即又话锋一转，问道，“听说对海军军备谈判，海军内部有很大的对立意见？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确实如此。”毛仲芳脸色凝重，“这次谈判事关重大，我们一方面要广泛收集各国的动向。另一方面也要探讨海军发展的未来——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是当初海军三期发展规划中所没有的。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反正到美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有更完善的方针。”
毛仲芳口中的海军分歧讨论包括在两个地方，国内自然是国防系统的讨论，而在邮船上，海军系统的参谋军官、技术军官也在开展激烈的探讨。这个分歧的根源，就在于“航母派”与“舰队派”的论战，而始作俑者就是沈鸿烈。
很多人认为沈鸿烈的飞速提升是他最会揣摩上意的结果，因为秦时竹、陆尚荣、何峰等一干大佬经常在不同场合鼓吹航空兵的威力，所以沈鸿烈在海军中提出了航母的发展论断，并自居“航母派”，经常与“舰队派”（或者称“传统派”）在不同场合论战。随即，这种论战在海军内部开始扩大。海军航空兵肯定是“航母派”，而航母上的海军军官在沈鸿烈的影响下，大都也是“航母派”，再加上航母在山东之战中表现出来的作用，使得海军参谋部、装备部、后勤部也有一大批航母粉丝。
当然，舰队派的力量更强大一些，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海军上下都知道，萨镇冰本人是舰队派当仁不让的首领，程璧光虽然多次赞同航母作用，但骨子里也是舰队派，而毛仲芳、谢葆璋等人却是航母派。从人数来说，航母派自然是居于劣势的，远不及舰队派人数众多，但与航母派只有一个“核心”不同，舰队派有好几个分系统。舰队派里又分大舰派、小舰派，大舰派是主流，包括陈绍宽和程耀垣等人都是这个派别的，主张要造大舰，特别是要造战列舰，而小舰派以陈策和陈若愚为代表，主张多造小型舰艇，当然两人的侧重点又不一样，陈策的着眼点在于近海防御，主张多造驱逐舰、鱼雷艇等快速小舰，而陈若愚着眼于海上破交与封锁，主张多造潜艇。从人数上说，航母派与舰队派是三七开，在舰队派内部，大舰派与小舰派是七三开，但在论战的时候，大舰派的优势却不明显，因为很多时候小舰派又持赞同航母派的观点。
这种争论自然也被带到了代表团上。顾维钧等人惊愕地发现，上了邮船之后，海军这帮军官就开始争论，光自己争还不够，还想办法争取代表团其他成员的认可，就是顾维钧本人，因为担负着谈判重任，这两天也被灌了一脑门的海军知识，一开始他还想完全弄清楚，等到后来发现却折腾越深奥以后，就只能找毛仲芳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