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清王朝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zhan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00年到1750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0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000余人，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发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发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000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首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000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发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00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水煮清王朝 第九十四章 拖考
夜！
大地上被毒日撒播了一天的酷热已经消得干干净净，为了第二天承接同样的热量做着准备。
贡院！
地字第九号考监内。
马德此时早已经把官袍给脱了下来，正极其不雅地赤裸着上半身纳着凉。
他已经在这个可恶的，狭小的，酸臭的，蚊蝇横行的考监里，心不甘、情不愿的呆了足足三天了。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继续呆在这里。因为，他的考监里仍然有一个考生没有交卷。
这恐怕是整个贡院，现在唯一的一个还没交卷的家伙了。
就算不能出去，马德依然能够十分清楚的知道，其他考监里的人早在半天，甚至是一天之前就已经把卷子都交上了。就算是没有答完题的，看看时间差不多，也已经放弃了。可是，他所主管的考监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心比金坚的家伙呢？
“你还真能坚持！”
马德看着对面那个小小的考房里，一个身高足有一米九的大汉用女人式的吃饭方法，细细的啃嚼着饽饽，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
“三道题你小子三天才做了两道，另一道连破题都还没开始，如今离最后交卷的时限还剩下不足两个时辰，你还坚持的哪门子金刚鸟儿？……”
越想心里越气，可是，马德还是保持了几丝理智……这时候的考生不容易啊，既然人家在坚持，老子也坚持一下吧……十年只读了九本书，想出彩太难了，留他一个小小的机会。（清代科考只考四书五经九本书的内容，注解也只用朱熹的）
……
然而，时间又这么着过去了一个时辰，让马德火大的壮汉级考生依然没有动笔。
“喂，时辰快到了，还写不写了，不写就交了吧？”
马德终于忍不住了，示意监卒上前敲了敲那家伙的桌子。
“请大人稍等，稍等……学生正在想。”壮汉考生起身，对监卒弯腰拱手求情道。
“你还有一道题没动笔呢，只剩下一个时辰了，你还能写什么啊？”马德皱着眉头，忍着怒气，质问这个死钻牛角尖的考生。
“十年寒窗，尽在此科，权请大人多给一些时间，学生谢过大人……”这名考生虽然壮硕的出了头，可是，浑身上下实在是找不出半点儿彪悍的气息，话说得苦巴巴的，让马德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逼良为娼。
“得得得，你还是快点儿吧……”
……
又过去了半个时辰，壮汉终于动笔了……可是，这个时候，离交卷的时间只剩下了半个时辰。
……
“梆！”
梆子一响！
子时到。
“时辰已到，各房考生交卷啦……”
声音虽然喊的挺响，可是，如今全贡院只剩下了一名考生，这么响的喊声实在是有些多余。
“交卷啦！”
马德穿上官服，走到那壮汉考生的考房间，一本正经地说道。同时，他还朝这考生的桌子上扫视了一下，心中暗暗发爽，“早说放弃了吧，才写半张纸有个屁用……”
“大人还请稍等，学生还没写完……”
“你想写到什么时候？时辰到了……”陪着马德呆在考监里的几个监卒也是十分不悦，虽说这几天饷钱加倍，可是，这日子也实在是难过的很，可如今时间已经到了，居然还有人在拖。
“大人，学生愚鲁，侥幸得以入试京闱，望大人莫要催促，以全学生之功……”壮汉考生又说道。
“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儿？既然自知愚鲁，难以取得成绩，就早早交卷吧，怎么还拖上瘾了？”马德不悦道。
“大人，皇榜未发，安知何人高中？何人名落孙山？学生不求有他，只求能全力一试，还望大人成全！……”壮汉考生求道。
“少罗嗦！何时交卷都是制度，怎么能因你一人而改？还不快快交卷！”一名监卒喝道，上前就要抢下试卷。
“诸位大人！”壮汉考生并没有护着自己的卷子，只是突然跪倒在地，涕泪横流求情说:“毕生之业，在此一朝，还请诸位大人不要催促，以成鄙人功名。”说完，便深深的叩下了头去。
“你……你长这么大个子，怎么……你还算不算男人？”马等又怒又急，同时也对这个壮汉考生多了一些同情。也是，现在参加科考的还真不是容易，既要走远路到北京来，还要一连呆在考房里好几天，确实挺难的。尤其是这个考生一米九多大个儿，如今却跪倒在他面前，这种“实诚”劲儿还真让他有些不忍心摧促了。
“喂，这时间……可不可以拖？”终于，马德的同情心占了上风，他向监卒问道。
“这个……有过先例，可以拖一会儿，可是……”监卒当然知道马德是什么身份，这位大人不是礼部官员，也不是正宗的监考官，那是主考官高大人从皇上身边“请调”过来的，既然人家来打“义工”的都同意加班了，他们也不好说些什么了。
“那就好！”马德点了点头，朝壮汉考生说道：“写吧，快点儿……”
“谢大人！”大喜地叩了一个头，壮汉考生不紧不慢的站起来，又不紧不慢地回到座位上，不紧不慢的整了整衣服，不紧不慢地地重新写了起来。——马德看了差点儿气得吐血。
“这是什么人啊？”他心中大嚎！
……
一更天！
“地字九号考监还没有交卷！”副主考马齐和陈元龙坐在贡院的大堂两侧，对着正中的高士奇禀报道。
“谁在监考？”虽说是轮换着来的，可高士奇和另两位副主考都是头一次主持科举，兴奋之下，又怕出什么事，所以，基本上都是一连几天不眠不休，三个人顶着六只熊猫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阵好笑。
“好像是马德马大人……”陈元龙说道。
“要不要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这都拖了一个时辰了！……”马齐说道。
“……还是等等吧，考监既然未开，就不能擅闯。马德不是不知轻重的人，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是有原因的……”高士奇心底也有些发虚。
……
二更天！
“地字九号还没交卷，这贡院还要不要封了？”交完卷，考生退出贡院。接着，贡院再次封住，主考官与众官员一齐阅卷，选出中榜考生。再之后，贡院解封，三名主考官选出优秀者，将考卷一起呈交皇帝，由皇帝钦点出一甲前三名，也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可是现在，因为马德拖时间，试卷不能齐集，贡院一直不能封。所以，马齐和陈元龙都有些急了。
“派人登高望一望，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儿！……记住，不要声张！”高士奇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