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把它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是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的。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宁树藩：《信息观念与大陆新闻学研究》，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25页。
这一论断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古代。
歌诗合为事而作
概括地讲，唐代士人的“文笔”即传递各类信息的独特手段，大致分为三个系列：一是文章，如书信，二是诗歌，三是著述，如笔记。文章和著述，就传播对象而言还是着意于士人自身，传播范围毕竟有限。而诗歌则不同，它是一开放的领域，面向整个社会，所谓“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旧唐书》卷166《元稹传》。台湾朱传誉先生有一观点：“口头传播是最早的传播方式之一，韵文则是为了便于口传的最早的传播技术。”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新闻事业论集》，3页。的确，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开始，韵文在我国传播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清代学人、《唐诗别裁》的编著者沈德潜为了考稽唐诗的源流，曾将先秦至隋代的“韵文”名作编成一本《古诗源》。古诗者，是与讲究诗律的近体诗相对而言的。在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典籍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历代诗歌的名篇佳句，还能挖掘出不少新闻报道的断简残编。如《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无异于报道了匈奴战败后的悲苦境况。再如《吴谣》“曲有误，周郎顾”，好似一则短小有趣的花絮，说的是周瑜精通音律，一旦演奏有误，即使他正与人高谈阔论，也会不自觉地回头扫一眼。至于像《陌上桑》、《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就更如用韵文写成的通讯报道了。梁实秋在一篇散文中，曾回忆乃师梁启超当年讲解《古诗源·箜篌引》一诗的动情场面。而《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讲述的正是一则令人心痛神伤的社会新闻：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狂夫）遂坠河而死，妻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曰《箜篌引》。《古诗源》卷3。
此情此景此新闻，经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名气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大师梁启超”（方汉奇语）的生动演绎，给当年的清华学子梁实秋留下难忘印象：“这四句十六个字，经他一朗颂，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演讲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到了唐代，歌诗之作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唐代是个诗歌遍地开花全面繁荣的黄金时期，诗歌的数量之多、作者之众、传布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统计，有唐一代计有作者3600余人，存诗55000首。这肯定是远不完整的数字。因为，“诗歌创作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11页。其间，必有大量作者的不少作品在流传中或流传前就已遗失。唐诗除了数量多质量高之外，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完全像一部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
唐代诗人，本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更为曲折丰富，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涉社会、干涉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就显著扩展了。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同上书，12页。
我们不应把唐代诗人理解为现代意义上专门以写诗为业的艺术家，而应看到对唐人尤其是唐代士人来说，吟诗做歌乃属必不可少的人生内容，就像牧人天天骑马一样的不足为奇。
鉴于诗歌在唐人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情形，我们几乎可把士人传播简单地概括为“诗传”。从包罗万象、无孔不入的意义上讲，唐代的诗传与现代的媒介倒是不无相似，即都像空气一般浸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社会的起承转合。关于唐代的诗传之效，用不着长篇大论，只需随意举上几例就足够了。据晚唐士人段成式，在其笔记著作《酉阳杂俎》中记载：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扎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他）为白舍人行诗图也。《酉阳杂俎》前集卷8。
一个下层杂役之人居然因为酷爱白居易的诗，把全身上下刺得体无完肤，刻满诗句，可见唐诗是如何深入人心。这位荆州街子的痴迷丝毫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再看一例:
唐末，有宜春人王毂者，以歌诗擅名于时。尝作《玉树曲》，云“……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讽刺陈后主）。此词大播于人口。（王）毂未（及）第时，尝于市廛中忽见同人被无赖辈殴打。毂（上）前救之，扬声曰：“莫无礼，识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者。”无赖辈闻之，敛衽惭谢而退。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册，1669页。
提到诗人诗作，连地痞流氓都晓得都敬畏，表明唐代的歌诗直如现代的流行歌曲似的深入人心。至于下面这首郑愚的戏谑之作《拟权龙褒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甚至使一个县令都为之免官：
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全唐诗》卷870。
这不是颇有舆论监督的意味么？此诗题目中的权龙褒，在中宗朝当过瀛州刺史，他的诗多打油之作，不过《初到沧州呈州官》倒不失为一条意含针砭现实的“现场短新闻”：“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全唐诗》卷869。
诗传的领域浩如烟海，即使仅梳理新闻传播一隅也觉得恒河沙数几无可能。好在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展示唐人诗传中的新闻作品，而只是通过提示此一现象来说明士人传播的内蕴与特征，说明唐代士人主要借助歌诗这一大众化手段面向社会传播新闻信息的事实。不用说，这类歌诗中的典型莫过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历来为人称道的新乐府作品。从传播的立意看，这些作品本属“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原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就是说是有意反映现实问题、揭露社会弊端、记述民生疾苦的。从传播的过程看，“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此处白居易专门提到“核而实”，说明新乐府确是有真凭实据的，经得起核实。“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唐才子传》卷6）最后，从传播的效果看，更是显而易见不待多言，就像人们常引的元稹一段话里说到的：“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更有甚者，朝鲜半岛上的鸡林国商人“求市（买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
如果把白居易的新乐府视为新闻作品，那么其中人物新闻、事件新闻、综合新闻、特写、花絮、述评等各类新闻体裁几乎无不兼备。以人物为主的，可以举出人所熟知的《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等。《新丰折臂翁》中的老人当年为逃避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千古之下来仍感到触目惊心。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一生如此悲惨，而却深自庆幸“一肢虽废一身全”，这怎不使人愈发心痛。
白诗中属事件新闻类的《捕蝗》、《大水》、《买花》、《道州民》等，都宛若一篇篇立意深刻以小见大的新闻力作。像《买花》中那位田舍翁的感叹之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而像《道州民》里写到的以侏儒进贡的残忍事件，就不是一般官方报道如正史所能透露的了：
道州（今湖南道县）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
综合新闻类的代表作，以《伤宅》、《重赋》、《立碑》、《缭绫》等较为知名。《伤宅》中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与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达到了同样的现实主义深度。《重赋》一篇，更是全面反映了底层民众所受的盘剥与勒索，有细节有概括，有问题有分析，不愧为一篇佳作：
国家定两税（指中唐后实施的两税法），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指宫廷库房），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新闻特写，当以《轻肥》和《宿紫阁山北村》为典范。两诗都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骄纵跋扈的内臣即宦官形象，给中唐以后不可一世的宦官群体勾画出传神的一笔。在《轻肥》中，他先写“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的内臣如何得意洋洋走马赴宴，又如何“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最后以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戛然而止，使作品的意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一下凸现出来，从而获得极富心灵震撼的传播效果。至于《宿紫阁山北村》，就更像是一幅短小精粹言简意赅的新闻素描：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飱。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暴卒们）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宦官掌管的禁军）。主人慎勿语，中尉（神策军统帅）正承恩。
与以上严肃沉重的新闻相比，可当社会新闻观之的《时世妆》一篇读来就轻松多了，犹如一则新闻花絮：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笔调中流露出戏谑的味道。倘将“乌膏注唇唇似泥”同当代某种时尚联系起来读，可能就更有味道了。
白居易这些犹如新闻报道的乐府歌诗，不仅内容上以反映时事为主，而且形式上也往往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等新闻作品要素包括齐全。如《春雪》一开始交代时间：“元和岁在卯（辛卯），六年（元和六年即811年）春二月。月晦（月份的最后一天）寒食天，天阴夜飞雪。”《村居苦寒》一诗更像以导语开篇：“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新闻诗作中有的简直就如同独家报道，使我们不免对其新闻来源产生好奇，像下面这首《缚戎人》：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三十里）。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在吐鲁番），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云乡贯（籍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失陷于吐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我）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本节所引白居易新乐府均出自《全唐诗》卷424-427。
这位早年不幸没入吐蕃的汉民，不惜抛却胡中的妻儿历尽艰险也要返回故土，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当他如见救星似地迎向“国军”时，竟被当成吐蕃俘虏，不由分说地缚捆起来，成了爹不亲娘不要的多余人。怨不得他最后悲诉道“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他的遭遇与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到的那位烽子的经历有些相似，不过烽子最终总算回到故乡，见到家人，而他却被当成胡虏而发配东南去服苦役。这则新闻的价值不言而喻，用行话讲应算一条大活鱼，问题是白居易从哪儿获得这一新闻线索的呢？这一独家报道是怎么产生的？想来应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吧。不论怎样，这类独家新闻至少表明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价值，显示了士人传播的独特作用。
本章开篇处曾提到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的关系。通过对唐代士人传播特别是诗传一项的解剖，我们又具体感触到这一关系的绞缠重叠。比如白居易写新乐府的实际身份就是官员，而他的诗作流传的范围又遍及民间，也就是说横跨了官方、士人与民间三个传播领域。其实，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繁复情形并不少见，对此应给以充分的强调。记不清是哪位现代艺术大师，在回答有关艺术是否有章法之类的问题时，说过一句简明扼要的至理名言：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官方、士人、民间”三类传播，也是属于大体而非定体的划分。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第七章 士人传播——分论（上）
士人传播的内容涉及广泛，而士人传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wwwwcom如张九龄年轻时曾用信鸽向亲朋好友传递书信参见《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这种手段在当时应属最先进的，而张九龄也就成为史籍所载的第一位与信鸽传信相关联的中国人。参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72页。再如晚唐逸士唐求：
放旷疏逸，出处悠然，人多不识。方外物表，是所游心也。酷耽吟调，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毫世虑之想。有所得，即将稿捻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短长，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绵江，望而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唐）求初未尝示人，至是方竞传，今行于世。《唐才子传》卷10。
这一几近打水漂的传播方式，不仅新颖别致，而且独一无二。幸亏唐求的诗瓢未被江水打翻，否则他的苦心就难为世人所知了。说到士人风雅的传播方式，不能不提到流传甚广的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唐世的三百余年间，共有三位宫女与三位士人之间发生过此类浪漫情事详见《全唐诗》卷797。,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顾况一例：
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春风取次行。”《本事诗·情感》。
不过，以上这些传播轶闻只可供谈资而不足为通例。那么，唐代士人传播的通例是什么呢？或者说，唐代士人用于传播包括新闻传播的常规方式是什么呢？举其要者，不外乎通信、著述和题诗。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士人，总是同舞文弄墨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中写文章一项又属基本功。作为士人，可以像创下生吞活剥典故的张怀庆那样不会作诗填词，也可以不必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不朽著作，但总不能不经常提笔写一些泛称为文章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通信是最普通、最常用、最便利的传播信息的体裁，这与最早的媒体——新闻信的情形如出一辙。其实，所谓新闻信，本身就是书信之一种，就是从书信中演变来的。只不过一般书信传播的信息包罗广泛，而新闻信则专以传播新闻信息即具有时效性的信息为主。
在交通问题严重制约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时代，通信自然成为普通人尤其是士人间交流情况、通报时事的惯用手段。唐代的交通虽说极为发达，但比诸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来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朝廷对不论何种形式的交往活动总是持有戒心，处处予以限制。举例来说，根据似乎是常识的印象，唐人出门远行应为一桩很随意、很自由、很潇洒的事情，好像“打起背包就出发”似的，无牵无挂，无遮无拦，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贞观政要》提到贞观之治时不是说“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卷1《政体》。么？杜佑在其《通典》中描绘开元之治时，不是也说东南西北各处无不“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么？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不错，行旅一旦上路是很舒适方便，问题是从家居到上路这个过程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好比如今许多想挤出国门托身异域的人，一旦拿到护照签证自然便径直投奔他乡了，然而要想拿到护照签证却往往颇费周折。如今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只针对进出国门的旅人，而在唐代这类手续却是针对任何想出远门的行人，除了由官方给驿发传的差人之外。当然，那时不叫护照签证，而叫过所。
什么是过所呢？过所就是一种旅行凭证。常人出行都必须先向相应机构申请过所，经过批准获得这一由官方签发的通行证明，然后才能启程。另外，持证人必须按过所上指定的线路行走，而且每到关津隘口还得交验过所。如果不按这套程序行事而私自上路，发现后就将按“偷渡”论处。据《唐六典》：“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转引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485页。又据《唐律·卫禁律》:“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同上书，485页。《唐律疏议》对此条的解释是：“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同上。关于过所的详情，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叙述得很清楚。他写道：
据《唐六典》的记载，唐代的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判，都官司都官郎中或员外郎判依（审核同判）。在地方，由户曹参军主判，谘议参军等判依。唐人向中央或地方请给过所，大概是缮写二通，一份是正本，由官员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本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都要经过判官、通判官签名，由刑部司门司或都督府州户曹归档保存。
…………
请示发给过所，必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按照规定逐一说明各种有关事项，诸如外出原因，人数，身份，年龄，以至奴婢来源，牲畜的毛色口齿，必要时还得附交买婢券等有关证件。负责审查的官员对此也得一一核实，有关的审批人员都要一一签名。……这种严格的审批和检查制度，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是过所制度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走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对于保障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485-489页。
9世纪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在西渡唐朝取经求法的十年中，写下了一本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第一手材料。里面记述他的南下北上西进东出的漫游行程时，就不时提到每到一地呈递文牍申请过关“签证”等手续的细节，并如实记载下一些此类通行凭证的官方原件，给人以不胜其烦的印象。有时为等候某地官署的批复，他不得不耐着性子滞留盘桓多日，不得不一次次地候着人家上班时去打听。那次第同当下催问护照签证所需忍受的煎熬实无二致。尽管作为外籍人士，圆仁的出行自然会比大唐本土人受到更严格的“盘查”与限制，但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也可想见唐代一般人出门之不易。在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潇洒之行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系列并不轻松的内容。下面一则他的故事虽以喜剧结束，但也透露出常人在外难免受制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