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按照这一突破理论，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系统中的学术传统与思想体系都是在这一千年中定型的，由此而形成了各自看待自然、社会、历史的理念，并使之凝聚在一套独特的话语之中，文化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圣哲人物的出现及作用尤为重要。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等，都是哲学的突破的代表。一句话，“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91页。
上述两个基本的进步特别是哲学的突破，带来两个特别显著的后果，而这两个后果又都作用于作为“社会角色范畴”（social role category）的知识分子：
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特别团体的日益增长的显要地位，这些团体由以不同方式在文化事务上形成专门家的社会群体与角色类型组成。［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8页。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纯粹文化功能上的精英群体。按诸中国历史，最早的士恰恰是在商周时代亦即哲学的突破发生之际出现的，正如余英时所断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87页。另一个结果，就是教育“在更为精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超越了最简单的门徒制度。特别是在中国，一旦孔教得到了教条的地位和变为官僚资格的前提，其教育的正规学校就被建立了”［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当一种文化传统经由文字而发生哲学的突破或曰“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后，教育便仿佛成为程式化批量化地塑造知识分子的母机，“相对纯粹的文化关注之中的专门化过程才趋于结晶出来”［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以中国为例，三坟五典之类的经典文本以及大量的注释、考辨、解析等著述，多是出于教育的功能，出于培养“以此道觉此民”(《孟子·万章》下）的士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无论从社会史考察，还是从文化史辨析，无论是基于士在历代的作为，还是鉴于知识分子在各类传统中的角色，我们在清点传播的遗产时，都不能不把士人单列一项，不能不突破官方/民间的平面格局而确立一种三维空间的架构。如果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到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页。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是历代士人所期许的志业，那么他们事实上就是以韩愈首倡的“道统”而与官方的政统和民间的传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事实，足以成为士人传播之独立成列的根本依据，成为“官方·士人·民间”三种传播类型的划分缘由。
唐代的士
“就中国的盛世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而言，唐朝的光芒至今仍闪烁不息。唐代首次（公元7世纪）规定了士人的地位，并设立了培养他们的大学。另外又创造了翰林院，即所谓的‘科学院’(akademie,或译研究院)。翰林院首先是编纂史书以了解前贤往事，其次它负责检查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习俗或道德标准。”［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39页。韦伯的“外行”话听来固然似是而非，不过唐世士人的地位着实非比以往，士人的形象更是生面别开，其独立性、能动性与自主性都表露得异常鲜明。极而言之，唐代文明的圣火是由这一有声有色的士人群体高擎着簇拥着，大唐盛世的风采更被他们的风流俊爽渲染得光华灿烂、耀眼夺目，不论清流抑或浊流，他们均为有唐一代活灵活现的灵魂，犹如大河上下的波涌浪翻，飞珠溅玉。设非如此，假如唐代的历史星空上没有这般个性鲜明、闪闪烁烁、文采风流、光照千秋的士人，那么不管大唐的武功多么显赫，国力多么强盛，疆域多么辽阔，四夷多么宾服，充其量也不过是另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之世而不免乏味、沉闷、索然无趣。
程蔷与董乃斌先生在《唐代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提出一个颇有启发的见解，即士风是世风的代表，是世俗风气的集中体现。他们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405页。概略地说，唐代的世风也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开前后两段，前段承续古风，后段开启新尚。古典文明至盛唐而臻于极致，近世潮流从中唐而渐启端续。古典者，大漠风尘的英雄主义也；近世者，小桥流水的平民主义也。正如费正清等所言：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118页。
费正清乃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他的见地自非韦伯的隔靴搔痒所能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柳诒徵先生在其传世力作《中国文化史》中也写道：
自唐迄宋，变化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者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48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准此则中唐之世也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变局也（借李鸿章语）。
与此历史演化及社会变迁相对应，唐代的士人风貌也是前后相别，颇异其趣。唐代前期，尤其是“太宗、高宗两朝，国势之盛，旷古无两”（桑原藏）同上书，434页。而思想文化更是汇容百川，吞吐万象，形成“集秦汉之雄伟博大、魏晋之飘逸潇洒、天竺之超脱思辨、诸胡之自由强悍”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365页。的精神格局，其意气风发、激扬蹈厉的时代风气直如王维一首七律所一气宣泄的：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这首《出塞作》简直就是盛唐气象的精神大写意，浓墨重彩，生龙活虎。身处这样一个闳放、博大、开朗的时代，浸注于这样一种宽松、自信、兼容的氛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怎不腾然高涨，建功立业奋发进取怎不蔚然成风，于是他们对酒当歌，吟唱出一曲曲热血沸腾令后人追慕不已的英雄诗章：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
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刘希夷）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他们“即使有时心头飘过一丝忧郁与怅惘,也往往是青春年华时代对人生与宇宙哲理反复涵咏后，忽然觉悟时的淡淡哀伤”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170页。“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类看似颓唐消沉的咏叹大可不必当真，倒可视之为少年英雄在“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之际故作深沉的表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其后绵延二百余年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古典文明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了，一种新的“更行更远还生”的世风渐渐滋生、弥漫、延展，从而使唐世后期的历史图景全面改观。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认为，“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同上书，216页。与此相应，唐代的士风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士大夫的心态渐由外倾返归内敛，由激昂沉于委顿，由兴奋趋向麻木，由进取转为沉潜，仿佛有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情绪在士人中飘来荡去。用葛兆光精彩的描绘来说：
人们再也看不到盛唐时代人那种恢宏阔大、豪爽自信的气魄，而只能看到一种小心翼翼、忍耐克制的心理性格，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生活，再也不是魏晋士大夫那种蔑视一切、裸裎狂饮、神思入冥的超尘脱俗，也不是盛唐时代那种出将入相、铁马金戈式的建功立业或豪侠少年、醇酒美女式的放荡不羁，而是“简而同，肆而恭，衎衎而从容”，以求一种内心宁静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从盛唐的那些“白日”、“黄河”、“天姥”、“岱宗”、“大江”、“戈壁”，一变而为深庭小院式的细琐平易；人们的“好奇”心理——即对陌生的新事物的浓厚兴趣与探究热情——被一种对熟悉的旧事物的依恋心理即“亲切感”所代替；外部世界仿佛都与我无关，人们躲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用“天理”调整着自己的一切思维、行为，调节着自己的心理平衡。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225页。
特别是当晚唐士人回首前代的荣光、目睹当下的无奈、瞻望前程的迷茫时，自会不由地从心底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名句。不无象征意味且耐人寻味的是，乐游原恰为盛唐时代长安士女郊游踏青赏花饮酒的胜地，“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满路”(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134页。而如今胜景不再，人去原空，乐游原无乐无游，一片荒凉，只有一位诗人孤寂的背影消融于落日的余晖，夕阳残照。
关于唐代前后期士风的变异，前人多所论及，我们也不必去一一考稽往史，这里只想举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两位诗人的行迹，从中便不难察觉这一士风的流变，察觉古典精神向近世情趣的嬗替。这两位诗人一位是前期的王之焕，一位是后期的王涣：
(王）之涣，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后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科举考场），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曾经）共诣旗亭（酒店）。有梨园名部（名艺人）继至。（王）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高）适一绝句。（王）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王之涣）曰：“田舍奴（求田问舍的乡巴佬），吾岂妄哉！”诸伶皆不谕其故，（弄明就里后）拜曰：“肉眼不识泰山。”三子（指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前文提及的畅当显系误入）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唐才子传》卷3。
这段趣闻，就是为人所乐道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此事在唐人薛用弱《集异记》里有更为详尽而生动的记述。在这段轶事中，盛唐士人那种疏狂放达胸胆开张的形貌气质，简直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而当镜头由此转向晚唐的王涣时，轰轰烈烈的燕赵悲歌便一下化为呢呢喃喃的姑苏小唱了：
(王）涣工诗，情极婉丽。常为《惆怅诗》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怀感怨者——崔氏莺莺、汉武李夫人、陈乐昌主、绿珠、张丽华、王明君，及苏武、刘、阮辈事成篇，哀伤媚妩。如“谢家池塘花笼月，萧寺房廊竹飐风。夜半酒醒凭槛立，所思多在别离中”，又“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王信画工”等，皆绝唱，脍炙士林。在晚唐诗人中，霄壤不侔矣。《唐才子传》卷10。
文中的“脍炙士林”一语，尤堪留意。它表明王涣的“惆怅”不独为个人的心绪，也是士大夫共同的隐衷，因而才产生普遍的共鸣。
《诗品》的作者、晚唐时人司空图在一封《与王驾评诗书》的信里，有一段精炼勾勒唐代诗风演化线索的文字，而这段文字也等于传神地显现出唐代士风的迁转：
国初雅风特盛，沈（佺期）、宋（之问）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王昌龄），宏思至李杜极矣。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
(中唐）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稹）白(居易）力勍（强劲）而气孱，乃都市之豪估（巨商富贾）耳。刘梦得（刘禹锡）、杨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贾岛）、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晚唐）厥后所闻，徒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全唐文》卷809。
这就是典型的唐代士人及士风，由此而构成了唐代士人传播的行为主体。
唐代的士人传播
我们所谓的唐代士人，实际上包含着泛指与确指两层意思。从泛指的层面讲，指所有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其中既有布衣，也有官宦，既有处士，也有显达，亦即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从确指的层面讲，主要指开科取士之士，亦即唐人说的“士子”、“举人”。他们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已经科举及第的进士、明经等；二是获得应试资格的贡举人——包括国子监保送参加考试的国子明经、国子进士和各州每年选拔的乡贡明经、乡贡进士等参见吴宗囯：《唐代科举制度研究》，291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三是尚未获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般读书人。三者人数依次呈大幅度递增之势。有幸中举的从来都是极少数，“进士录取人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同上书，63页。前来应试的贡举人数目则已相当可观，如杜佑说：“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通典》卷18。赵匡也说：“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通典》卷17。至于埋头苦读而准备参加各种预选以争取应试资格的士人，则多得难以全面统计了。这三方相加，便是我们确指的唐代士人。这里之所以要用科场的标尺来界定唐代士人，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一切“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隋文帝仁寿三年七月求贤诏，见《隋书》卷1。来说,不管趋之若鹜还是不屑一顾，事实上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被卷入科举制度的人生游涡，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科场功名的社会磁场，即使真的清高自守满不在乎，内心也不能不受这套机制的挤压。贞观初，唐太宗有一次微服私行，看到鱼贯而出的新科进士而露得意之色，欣欣然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箭能射及的范围，喻牢笼、圈套）矣！”《太平广记》卷178。此言看似大话而实则一点也不夸张。天下的士人确实被始于隋而兴于唐的开科取士制度一网打尽了。
明确了唐代士人的概念，士人传播的含义也就容易说明了。它无非是指发生于士人中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流通。此类交流包罗广泛，其中新闻传播只是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由于士人处于上通官方下联民间的社会位置，更由于他们在制约信息影响舆论上的传播能量，他们的一切交往行为便自然构成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方面。至于唐代的士人传播具有怎样一种面貌？它由哪些要素所构成？形成何种特色？产生何种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达史上处于什么位置？等等。这些都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先总论，再分论，先全面踏勘，再重点钻探。
在唐代，士人传播主要借助于语言与文字。前者的作用体现在交友、远游、拜谒等活动中，后者的功能展示于通信、题诗、著述等行为上。前者属直接的信息交往，后者为间接的人际传播。士人间的直接交往虽然也有别于草民百姓，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一类的雅事，就不是普通民众所能企及；但是，用语言交流信息的实质则对士民并无二致。然而，士人间通过文字的间接沟通，就与普通民众无缘了，士人传播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它的种种功能与特征说到底都源于文字这个似乎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东西。
士人传播的内容，一般不外乎经籍、诗文、政事与时务四个方面，即隋文帝所说的“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和隋炀帝所说的“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隋书》卷1，卷3。之属。其中，政事与时务多属新闻，与现实密切相关。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人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0页。所谓社会良心，既指他们的超越性追求，更指他们对国计民瘼的入世性承担。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于歌诗，播诸人口，往往便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如白居易在一封致元稹的书信中，谈及自己的诗歌广为流传毁誉不一的情形：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说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呜呼！……（岂）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
…………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四川达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旧唐书》卷166。
同为人际传播，士人的交往相对于官方与民间就享有更大的言论空间和自由度，后者一则受制于谨言慎行的自律，一则受制于无权无势的他律。因而，士人间的消息传布、信息流通就显得异常活跃，凡事经过士人一传总能引起朝野关注的轰动效应，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遍天下”《唐才子传》卷7“赵嘏”。在士人传播中毫不稀奇。被当成不掩人善的典故“说项”，就颇能说明问题。据《尚书故实》记载：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项斯）名振，遂登高科也。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册，1238页。
另据《唐摭言》，牛僧孺始举进士，尚未知名，以诗文拜谒当时文坛巨擘韩愈、皇甫湜，得二公赏识，意欲提携。于是，某日他俩乘其外出不备，故意登门造访，在门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几个字。第二天，京城名士纷至沓来，竞相观看，此事迅速传播开来，牛僧孺名声大噪。参见《太平广记》卷180。也许，最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出陈子昂导演的悲喜剧：
(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器乃）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yu，共同抬东西）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太平广记》卷179。
士人传播的效力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足以代表士人传播及特性的还不是口耳相传，而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信息扩散。在唐代的士人看来，像当今消息、通讯、评论之类的新闻报道是不可思议的。一来根本不允许写,二来即使写了也无处刊登，三来就算登了也没有多少人看得懂，除了士人之外。但这并不等于当时的士人不能借助文字传布新闻，扩散信息。事实上，在唐代士人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大量类似新闻报道的文字。这类文字传统上或被划入文学，或被归于历史。这固然无可非议。但从当代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它们又未始不是新闻传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形式构成。宁树藩先生在分析新闻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时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