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同上。
还是因为上下阻隔两情不通的缘故。既然，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同上。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至此，陆贽才终于蓄势而发地甩出了他的杀手锏——“九弊不去故也”。原来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九种弊端未铲除之上！哪九种弊端呢？陆贽于是从容道出：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nuo怯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资治通鉴》卷229。
陆贽说的九弊固然是就德宗朝的具体情况而言的，如骋辩给、眩聪明就是唐德宗的公认特征，史书说他“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资治通鉴》卷234）。但陆贽所言又不仅仅只适用于一朝一事，而是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用纪晓岚的话来说，“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时。”即以其九弊之说而论，古往今来但凡信息传播发生壅塞与失真之际，无不可见“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的憧憧鬼影。明确了九弊及其危害——如“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则如下结论便已不言自明了：
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同上。
这番议论紧锣密鼓顺势而下，直逼得人不遑喘息，而定神之际又禁不住拍案称绝！他把去弊求通的思想置于古今治乱的大背景中，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最后使人不得不相信传而求通这个似乎不起眼的问题竟是天下兴亡赖以维系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辐辏关节。怨不得德宗在风雨飘摇中问以当今切务时，陆贽不谈调兵遣将、发展生产、举贤任能等，居然连上三道这样的奏疏。
陆贽的奉天三疏显然发生了作用。不出一月，到第二年即兴元元年（784）元旦，德宗在改元的制书中就大量吸收了陆贽的上述思想，承认“泽靡（没有）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反躬自责“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资治通鉴》卷229。这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罪己诏，好似英国王室那位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宣读的逊位诏书，产生了天下耸动的反响。建中之乱平息后，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入朝参谒时还专门说道：“山东（非今日之山东，而是泛指陕西以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同上。看来陆贽的认识的确参透了民情、触及了人心，他不愧如他所言的“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新唐书》卷157。关于陆贽传播思想的影响，我们不妨参看一段刊于晚清《万国公报》的文字：
迨世衰道微，上下之情隔绝，谤言日兴，于是有用严刑以止谤者，究之民心骚然，道路以目，君壅蔽于上，臣泄沓于下，吾恐如川之崩决，而有不可止之势也。苟得一危言悚论，寓讽谏之意，以通上下之情者，岂非国家之幸，万民之福哉?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1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刘知几的才学识理论
梳理唐人的新闻传播观念时，有一部思想储量异常丰厚的史学理论著作值得深入开掘，这就是刘知几的名著《史通》。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练地概括为实用理性。他说：
先秦名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0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而其中，“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同上书，303页。此论与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的记录，无不丛纳于史”，可谓殊途同归，都精确把握到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脉搏。既然如此，既然中国的实用理性“特别执著于历史”（李泽厚)同上。对中国思想史的任何探讨便自然而然地必定涉及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
不仅如此，对新闻传播来说，史学及史学理论又具有更直接更密切的关联。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转引自甘惜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见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34页。甘惜分先生说得更为明确：“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294-29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他甚至断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同上书，294页。甘先生的上述观点，是1985年他在兰州大学新闻系所做的一次题为“新闻学与历史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后来他嫌意犹未尽，时隔十年又发表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一文，对新闻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他写道：
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34页。
因此，“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同上书，39页。
总之，无论是史学之于中国思想传统的意义，抑或是历史与新闻“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都使我们在追索唐人的传播理念时，不得不把内容丰赡、才思横溢、泽披万方、惠及百代的《史通》作为考量的重点。假如说史学理论好比古代的新闻理论，那么《史通》便是唐代“新闻界”（当代史学家）的教科书了。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也“是世界文献史中出现的第一部这类著作，标志着在史学和历史编纂学问题上一种考证研究的开始，它后来在11世纪时得以发扬光大，稍后在章学诚（1738—1801）时代便发展成类似于维科和黑格尔的一种历史哲学”［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233页。《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字子玄，生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不仅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史学理论家。据《史通·自叙篇》，他十二岁贯通《左传》，十七岁即将汉代以来的各种史书“窥览略周”，二十岁进士及第，遂将洛阳、长安两地的公私藏书“姿情披阅”。后因长于史学而被荐往史馆。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近三十年的史官。《史通》可以说是他一生研习历史的思想结晶，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二十卷，计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司）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谓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谢和耐），刘知几在书中既“上穷王道，下掞人伦”，又“多讥往哲，喜述前非”，于是他时常担心“致惊愚俗”、“获罪于时”，甚至“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所以，每每“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此情此景直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发出的那一声声泣血的悲鸣。然而，天道毕竟是公正的。司马迁终因其《史记》而成为伟大的历史记录者，刘知几也以其《史通》而成为杰出的历史思想者。记者，记录；通者，会通。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史才（灵气）、史学（学问）、史识（思想）之论。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道：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尤重史识。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史通·杂说下》）。他借孔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而将史家也分为君子之史与小人之史，前者如司马迁，后者如北齐时攀附权贵、所撰之史人称“秽史”的魏收。这里其实已隐含着史德的要义。于是，到了清季，史学巨擘章学诚便在才学识三者外又明确地提出了史德一维，并强调说：“才、识、学、德四者之中，以史德为要。”（《文史通义》）这四者不独针对于史家，同样也适用于记者。对此甘惜分先生做过这样的阐发：
史学——即具有丰富的学问。掌握丰富的材料，学有根底，笔下左右逢源，才能写出坚实的文章。今天中国新闻工作者具有坚实基础的并不多，不少人是奉命采访，奉命报导，引不起读者注意，文章无一日之生命，才能被埋没，深为可惜。
史才——即表达见解的才能。胸中纵有千山万壑，而写出来的文章却平淡无奇；缺跌宕起伏之势，无汹涌澎湃之潮。这类史学著作，并非良史；这类新闻报导和新闻评论，更非佳品。
史识——即治学的胆识。有鉴别是非的眼力，有评价功过的勇气。独具慧眼，阐发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外大局全在我胸中翻腾，以真理为尺度衡量天下事，评点天下事。这才是真正的胆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当代史学家）都应具备这种胆识。
史德——即史学家的道德品质。史学家必须是正直无私的人，不为权势所慑，不为金钱所诱，写出一部公正不曲的历史著作，这一著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后人挑剔。如果下笔时左顾右盼，怕这怕那，曲意逢迎，毫无原则，则此人非良史，书非好书，必将被历史所淘汰，为后人所非议。历史学家的这种品德修养也与新闻工作者相同。新闻工作者每天写正在发生发展的当代史，必须坚持真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人民报告最新的真实的事实，报告真相……如果中国新闻工作者不能成为当代正直的史学家，攀附权贵，一心捞钱，造谣泄密，趋福避祸，那么他们新闻生命就完结了。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39页。
一句话，才、学、识、德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李大钊先生曾抄录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年刘知几的知交徐坚说过史官“宜置此书（指《史通》）于座右”，而如今的记者则不妨将此联奉为座右铭。
《史通》与“直笔”
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论，可视为其史学理论的木兰围场，圈出了一片广袤而丰沃的思想园地，《史通》中林林总总、洋洋洒洒的神思妙悟，无不缘此布阵，纵横驰骋，形成一曲急管繁弦而不乱、嘈嘈切切而有序的思想交响。在这“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叙篇》）的壮阔文阵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有关修史的论述。因为这些论述大多都与载言记事有关，即与传播过程中的种种事项有关，其中既有原则性的又有方法性的。依照范文澜先生的概括：
《史通》论修史，以直笔为中心思想。不仅有《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面，详加论述，其他各篇中，也贯穿着直笔的论点：什么是直笔？《史通·杂说篇下》有一个扼要的解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怎样才能做到直笔？综括《史通》所述，约有四端：不畏强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识），鉴别史料真伪（史学），不为浮词妄饰（史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以下我们便循此“直笔”一路，一起到《史通》的思想密林巡游一番。直笔，是我国史家传统的主流，从孔子修《春秋》起一直绵延不绝。一代英主唐太宗对此也曾屡加提倡，认为史家“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十四年，他竟对房玄龄说道：“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这种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一般执政者都爱听好话，听赞其善举，谁愿听坏话，听斥其恶行呢？而李世民却觉得坏事可以引以为鉴，自我修正，这一点非有雄图大志且充满自信者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他读到史官记述玄武门之变那闪烁其词、语多隐讳的文字时，不禁批评道：“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崇儒学》）
刘知几对直书其事更为看重，这与他对传播功能及意义的认识直接相关。他认为，人生天地间“如白驹之过隙”，谁都“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对于功名“莫不汲汲焉，孜孜焉”。为什么呢？“皆以图不朽之事也！”那么，怎样求得不朽呢？只有凭借传播之代代相传的功能了。具体地说，主要是靠史家的记载了。他说：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皆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没有史官，则贤如尧舜，暴如桀纣，一死之后便不分善恶,一并消失了；而竹帛长存，则即使斯人已逝，其嘉言令行都如星汉灿烂，永驻人间。“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均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如此重任，岂能儿戏！故须直书其事，不掩恶，不虚美，才能使善举斐然，恶迹昭彰，从而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反之，如果“是非无准，真伪相杂”，那么势必“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确定了“著述之功，其力大矣”（《杂说篇》下）的前提，搞清了历史对整合社会、维系国脉的作用，直笔之论自属题中应有之意了。根据《说文解字》，史字的本意就是握笔的手上面有个“中”，而“中，正也”。也就是说，撰录历史须客观公正，笔应正，应直，而不能曲。对此道理或常识，刘知几简直不惮其烦地反复申述。在《直书篇》中，他写道：“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对贼臣逆子，就得“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使“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尽管这么一来难免招惹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就像汉代民谚说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但自古以来“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但凡良史无不“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在《曲笔篇》里，他一方面对曲笔阿时之徒，对“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深恶痛绝，恨不得“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曲笔的苦衷，“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的确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为此他不由感叹道：“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事实上，在他心目中，史家被分为上中下三品，像晋之董狐、齐之南史那样“彰善显恶，不避强御”者，才算得上品，一般“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者，都只是下品（《辨职篇》）。尽管“史之不直，代有其书”（《曲笔篇》），但不能因此就放弃直笔的理想。
在刘知几看来，禀笔直书并非有闻必录。一事当前，先得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进而记功司过，彰善惩恶。善恶与直笔，属一事之两面，是互为表里的。倘若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只是一味地直书其事，则是将君子小人混为一谈，收不到“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品藻篇》）的传播功效。在书中，他从近乎苛刻的道德立场出发，一再强调善恶问题。他认为，“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辨职篇》）。明辨善恶，才能真正秉笔直书；而直笔的宗旨，也正在于使后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进而言之，修史者不论撰既往之历史，还是述当下之历史（新闻），都应以“正面报导”为主。他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杂说篇》下）。甚至还说，“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惟记善而已”（《人物篇》）。他不赞成过多记录一些乌七八糟污秽不堪的玩意儿，他觉得“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人物篇》）。他特别反感那些类似于当今地摊小报（tabloid）之黄色黑色灰色新闻的东西，它们“真伪不别，是非相乱……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既“无益风规，有伤名教”，又“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杂述篇》)。为此，他特意告诫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人物篇》）总而言之，所谓直笔者，“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杂说篇》下）
如果说“务存直道”是直笔的精神，“区别流品”是直笔的立场，那么“拨浮华，采真实”就是直笔的基本原则了。不待多言，在刘知几心目中真实性问题至关重要，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到底，就不能不坚持真实性原则，不能不一再把“实录”奉为载言记事的圭臬。真实之难不在认识，而在实践。没有谁不珍视史家的生命——真实，但又没有比这个生命更脆弱的。除去传者有意造伪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也易导致真实受损。比如，信息在递相传播的过程中，就常常自然不自然地发生莫名其妙的偏差或失真，所谓“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采撰篇》）。有时更奇怪的是“同说一事，而分两家”，“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这都是由于信息来源不同所致，“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采撰篇》）。而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常态，秉笔者需辨别真伪，善于思考，才能不为所惑，去伪存真。刘知几再三告诫道：“讹言难信，传闻多失”，“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采撰篇》）。
这些关于真实性的论述或许不足称奇，刘知几有异常人的思想还在于，他把真实性的主张一直贯注到如实记载人物实际所说的方言俗语上。他多次提及《齐志》的作者王邵，称他“志存实录”（《叙事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口语，使人读了仿佛身临其境，“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言语篇》）。虽说《齐志》中“言多滓秽，语伤浅俗”，但这并非王邵闭门杜撰，而恰恰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倘若为此而指斥史家不够雅驯，那就恰似丑人责怪明镜一样，“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照镜子的人）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言语篇》）。他不赞成使用背离客观的文雅语言，认为“枉饰虚言，都损实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言语篇》）。在《杂说篇》下里，他从正反两面举例说明：
《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此并《六经》之言也……岂是宇文之语耶？
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泰）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邵）、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作者）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
其实，像《史记》所载汉王刘邦怒训郦生的话“竖儒，几败乃公事”，《世说新语》中的乐广称道卫介的话“谁家生得宁馨儿”等，后人但觉古朴清雅，殊不知这都是当时播于众口的大白话。所以，刘知几感叹道：“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言语篇》）
直笔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最后都得落实于文笔。“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载文篇》）。刘知几对行文的要求，一是着重叙事，二是强调简要：“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叙事篇》）所谓以叙事为工，就是如史直书，“用事实说话”。刘知几将叙事的方法分为四种。一是“直纪其才行”，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只说“允恭克让”而更无他言。二是“唯书其事迹”，即只客观地记叙人物的所作所为。三是“因言语而可知”，如武王东征前誓师，历数纣王的恶行：“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四是“假赞论而自见”，如《汉书·孝文纪》后面的赞论中写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而此事在前面的正文中并未提到（见《叙事篇》)。这四种叙事法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兼行并举，以使行文错落有致，跌宕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