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唐代的起居注，除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外，其余均已散佚，而它又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起居注。温大雅曾随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署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军中文翰，后又参与制定唐朝的开国典仪，迁黄门侍郎（门下省次官），其弟温彦博为中书侍郎（中书省次官），另外一弟温大有后来也任中书侍郎，故为时人所称羡。唐高祖曾开玩笑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册，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我起兵造反，原来是为了你一家啊。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隋）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这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变动时期，演出了多少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换言之发生了多少搅天动地激荡人心的新闻。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温大雅一一载入《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后人自然视之为历史，但在温大雅的笔下它们却都是活生生的军国要闻。如：
隋主（炀帝）遣司直姓名驰驿系帝（李渊）而斩（马邑太守王）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气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悔。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孟津之师，不可从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系，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激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乃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李）渊而免（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资治通鉴》卷183胡三省注引。
再如，李渊南下进兵长安途中，一度陷入阴雨连绵、军粮不继的困境，后方又传来突厥与刘武周将乘虚袭取太原的消息，一时间军心浮动，物议汹汹，是进是退李渊不免犹豫起来，此时温大雅记述道：
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而谓之曰：“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借遣吾当突厥、（刘）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谓云何？”议者以“（宋）老生、屈突通（皆隋将）相去不远；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而行；（刘）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唐公顾谓大郎、二郎曰：“尔辈何如?”对曰：“（刘）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同志。（宋）老生、突厥奔竞来拒，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言不可听。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唐公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藉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温大雅的起居注并非都是秉笔直书的实录，其中也羼杂了一些虚妄之事与溢美之词，报道了一些“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刘知几）的伪新闻。比如，在攻取河东郡的一次战斗中，明明是“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髙祖鸣角收众”同上。结果将得手的胜利又拱手相让。但在温大雅笔下却演化为如下故事：
唐公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守将）屈突通不敢出，闭门自守。城甚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公命旋师。军人时速上城，不时速下。公曰：“屈突（通）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入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还。《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这番悲怀慈语善则善矣，但想当然的成分恐占多数。
起居注的内容虽然都是事关重大的要闻，但其旨归却在于藏之秘府传之其人，而非传播中外咸使知闻，甚至就连起居注的主角皇帝本人都不得披览。如文宗开成四年（839）：
上（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魏）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曩（过去）尝观之。”对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避讳，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资治通鉴》卷246。
在朕即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起居注这一封闭式的传播样式有时对人君倒也能产生一定的儆戒作用。一个为所欲为的君王可以不在乎当世舆论的千夫所指，但他不能不常常顾忌到后世舆论的众口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封闭的旨在传之后世的起居注反倒对当世之人构成舆论监督之势。就像孙伏伽在上高祖的建言书中所写到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旧唐书》卷75。在下面这段涉及起居注的君臣对话中，就包括了更丰富而明确的意味：
(贞观十五年），迁（褚遂良）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旧唐书》卷80。
与起居注关系密切的时政记，为唐代的“专利品”。“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它最早是由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姚璹，于693年奏请实施的制度，据《旧唐书·姚璹传》记载：
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姚）璹始也。《旧唐书》卷89。
《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姚璹的《修时政记》40卷。作为“宰相记天子之事以授史馆之实录”（《旧唐书·李吉甫传》），时政记可以说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性记载；但从新闻传播上看，它又未始不是一种出于最高当局的新闻把关或舆论导向。由于掌管起居注的是普通官员，品秩不高，仅为从六品，不参与高层决策，难从整体与全局的高度把握事态，因而他们通常只是就事论事的记下一笔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无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在宏观层面上驾驭众多的事实。李德裕任宰相时，干脆要求将起居注交宰相审査，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或许正是针对起居注这一见木不见林的问题，朝廷觉得有必要在此之上增加一种综述性的时政记，以便对官方的“宣传报道”进行指导或引导。其作用恰似当今报刊上的综述与社论，将孤立的事件提炼为综合的事态。关于起居注与时政记的由来、兴废及功用，胡三省曾做过如下一段总括式解说：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记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东内大明宫的内朝正殿）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敢闻机务矣。长寿中（693），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及亦罢。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835）诏起居郎、舍人，凡入阁日，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四年十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的目的虽在修史，但也给当时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材料。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是历史，也是新闻，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是当代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新闻。那些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它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它们那时所记载的新闻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甘惜分自选集》，4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另外，由于起居郎等职如同国务秘书或机要秘书，他们想来当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信息传布的作用，时常难免会有意无意地将朝廷信息透露出来，流传开去。
以上我们用三章篇幅分别探讨了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常规形式，即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等。除了这些常规形式外，在唐代多姿多彩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还有不少随机应变花样翻新的“反常”形式。它们犹如夏夜星空中可遇不可期的流星，虽然往往是一次性的，但却以其亮丽夺目的光彩在群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灿烂的一瞬。这里我们不妨简要谈谈三种此类形式，以窥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创新于一斑。
（隋文帝开皇十年即590年）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浙江金华）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之人）皆以（史）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史万岁的上司杨）素。（杨）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资治通鉴》卷177。
这是一例颇具冒险色彩的竹筒传书。它令人不禁联想起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有关情节。
（隋）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隋将尧）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李渊）义兵于河东。俄而（屈突）通引兵南遁，以（尧）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尧）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木鹅之）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洛阳）。（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散官），密遣行人劳苦之。《隋书》卷71。
这是一例不无喜剧色彩的木鹅传表。
（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这一例信鸽传信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古代的一种高效而稳妥的传播形式，更因为在世界各文明国度中都或迟或早地采用过这种形式，为此使用信鸽的早晚仿佛也就成为文明发达的一个标志。另外，路透社的创始人路透早年经营电讯业务时，也曾使用过信鸽，在路透社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关于张九龄与信鸽之事，美国学者谢弗在其享誉学界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的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这么写道：
中村久四郎列举的证据说明，宰相张九龄曾经用一只叫做“飞奴”的信鸽为他送信。张九龄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波斯商人或者僧伽罗商人那里学到信鸽传书的知识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使用信鸽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公元七世纪后期。［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72页。
说张九龄的信鸽传书知识来自广州的波斯商人乃属谢弗的推断，其依据无非是两条。
第一，张九龄生于曲江（今广东韶关），距广州不远；第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羽篇》“鸽”条中写过：“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54页。在未有直接根据证明张九龄的确受教于外人之前，只能说中国见诸史册的信鸽传信始于张九龄的少年时代，即七世纪末。
探究官方新闻传播诸方式的初衷，自然在于揭示新闻是如何传布的，是经由何种渠道扩散的。然而，当我们追踪新闻传播的一般路径时，不期然而然地也发现另外一种轨迹，即在官方的新闻传播网络中，信息有时往往不是由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扩张，而是相反——从下而上、由面及点的聚敛。包括状报、露布、烽燧、羽书、注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官方新闻传播手段，或偶然或必然地都会不时呈现此一共性。这与金字塔的权力体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一些理念表面看似乎具有一定同构关系，但内在的逻辑线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第五章 新闻传播思想
青年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wwwwcom参见赵汀阳：《文化实力》，载《中华读书报》，1997-04-02。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富有涵盖性的这对概念。如果说，唐人在新闻传播领域进行的一整套尝试、创新与实践属于实体性的存在；那么，相对于此，他们形成的一系列意识、观念与思想便是书面性的存在。二者之间，说白了也就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前面我们粗略勾画了唐人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图景（主要是官方传播），下面我们再来追寻一下与此并行的思想轨迹。因为，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由于一个时期的新闻思想产生和发展，总是和一个时期的新闻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指导实践。因此研究一个时期的新闻思想及其发展的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和研究一个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加深对它的理解。”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序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
唐人的新闻实践自然并不限于官方一隅，但探究唐人的新闻思想与传播观念，却不能不着眼于官方的理路。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从这个意义上讲，缕清尊显的官方意识，不仅便于全面把握唐代官方的传播架构，而且对后文将要论及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也具有通用意义。
闳放的盛唐气象
正如勾画唐人的传播实践不能不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同样，追寻唐人的传播理念也不能不展示更为宏阔的精神背景。说到底，一切传播行为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丝丝相扣，而一切传播思想也无不与时代的精神背景息息相通。那么，唐人的精神世界是怎样一番风貌呢？唐人的现念形态在中国思想史上又居于何等地位呢？这里，只需以黄仁宇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做一鸟瞰，便足以为下文的论述展示精神的背景,提供思想的脉络，营造时代的氛围。
不管是不是“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黄仁宇：《中国大历史》，1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大唐盛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显赫地位都是公认的，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壮伟胸襟与长风几万里的雄阔气度，更是令后世之人高山仰止神往心驰。从汉末以来长期凝滞的历史，至此骤然坚冰开裂，仿佛所有的时代因素都恰到好处并完美和谐地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奔流一泻千里之势，形成鲁迅先生所称的“多少闳放”之势。就像葛兆光先生富有诗意的概括：
初、盛唐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一个风流、浪漫与自信的时代，从贞观四年（630）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起，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战争、民族危机、社会混乱给人们带来的彷徨、失望、颓废心理便真正地烟消云散了。四夷臣服、物阜民安、政治开明的盛世现实，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人们仿佛从憋气的小黑屋里走了出来，猛然看见大千世界的阳光明媚，草木葱茏，不免手舞足蹈，又不免有些眼花缭乱，对于人生充满了自信、坦然和兴奋，也许还稍稍有些儿迷狂。……的确，整个大唐帝国都洋溢着一团欢乐、热情、浪漫的气氛……它使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闳放起来，使整个社会文化变得繁荣、热闹起来。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1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大唐时代的这一闳放之势，不仅体现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观上，更展现在生机勃发的精神世界中。对唐人的心灵来说，自由、解放、超越犹如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们想方设法，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盼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67页。如果我们把汉、唐视为中国历史上雄视天下的两座高峰，那么汉之气象好比是音乐中的贝多芬，气韵沉雄，悲壮豪迈；而唐之风度恰似莫扎特，开朗洒脱，舒卷自如。可以说，在唐人的精神世界中，处处都洋溢着“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洒脱之气，时时都显现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朗之象。面临着这么一个强盛而自信的时代，氤氲着这样一种开朗而超迈的精神，唐代的思想文化便自然呈现出开放吐纳兼收并蓄的态势。这一点，身处异域文化之中的人感受尤为强烈。以下是英、美、法三位大家的由衷感叹：
在整个7、8、9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西方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在六朝和唐代前期，中国充满了文化宽容的精神。
［美］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
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关于唐代思想文化的开放吐纳，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诸如儒释道三教的同被尊崇，祆教、景教、摩尼教的自由传播，中外文明的交流融汇等，人们都耳熟能详。不过，这里我们还是想征引一段与此有关的论述，原因当然不仅在于它富有新意，更是由于它与本文的论题直接相涉。这段论述出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唐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或佛甚至被列于儒学之上。……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中儒学衰弱，多种思想并存，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不是单一的，政治上也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要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那就缺乏必要的基础了。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较为自由活泼。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这种思想领域的自由活泼、精神世界的吞吐开合，不能不波及新闻传播的观念领域。换言之，唐代新闻传播的书面性存在，必然要在这时代的整个话语谱系中展开。显然，这里主要是就盛唐气象而言的，至于后来的面貌则有点像吴经熊先生讨论晚唐诗歌时所言：
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已置身于梦境之中，灵魂像蜡烛之光，在梦境中微微闪烁。自然景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特征”。世界淹没在了无边无际、朦胧的海洋之中，留下来的只是“一缕香魂”。转引自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59页。
隋初的文体改革
隋唐之际，传播领域坚冰开裂、“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征候，出自“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21页。此事虽未获得多大的实绩，但在传播史尤其是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略。
众所周知，隋唐之前的六朝文风向以绮丽纤巧、浮华繁缛著称于史。尽管这对深化文字的表达能力，使之在传情达意上更趋精致细腻不无积极意义，但走火入魔也难免因辞害义，变成形式化的游戏，弄得最后似乎只剩下传播形式的“幽灵”在苍白无力地做祟，而鲜能看见传播内容的“生命”去奋发蹈厉地张扬了。事实上，积弱不振的齐梁之人于醉生梦死、精神空虚的小天地中，在传播上除去玩玩形式的花样儿，也的确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可“言”的了。西魏时期，宇文泰欲革除此弊，一度曾提倡苏绰的质朴文体:
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宇文）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资治通鉴》卷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