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就整体的知名度而言，祖君彦的这篇《为李密檄洛州文》（617）显然不如骆宾王的那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684）。但从文理章法上讲，后者无非是对前者的仿效，当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明仿效。这篇被后世视为范文的檄书，也由三节构成：即痛诋对方之无道，所谓“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颂扬己方之神威，所谓“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及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召降纳叛”。其中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句，显系出自祖君彦的“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不过，由于骆宾王也是文坛高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誉为“初唐四杰”；加之他的檄书才藻纵横、词理典赡，虽用四六骈体，但俊逸清新、气势雄健，极尽檄文铺张扬厉摧枯拉朽的宣传鼓动之致，因而，当时（空间）与后世（时间）都产生了极富冲击力的传播效果。据时人记载，当武则天读到檄文前面的“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句，竟会心地微笑起来，当她读到篇末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尸骨未寒，太子已丢帝位），更在击节叹服之余责怪宰相未能发现骆宾王这样的英才：“宰相何得失如此人。”《酉阳杂俎》前集卷1。连被檄文声讨的对象本人都禁不住赞赏此作，可见其威力之大与效果之著。另外，从篇幅上看，骆宾王文只相当于祖君彦文的约八分之一，显得短小精悍，这不能不说是它流传广远乃至成为范文的一大原因。今之传者对此当予深思。下面便是这篇古今第一檄书的全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骆临海集》。
不待多言，上论几则檄书多有夸大虚妄、捕风捉影之辞，与现代新闻评论摆事实、讲道理尚不可同日而语。揆情度理，檄书更近于宣传而不是新闻。
在唐代的檄书传播中，元万顷的《檄高丽文》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倒并非由于檄文本身写得如何气势夺人，而是由于它关涉信息保密、新闻检查、情报泄露等问题。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又对高丽大举用兵，主帅为李，元万顷以通事舍人从军，任掌书记之职。李是隋唐之际的名将，多谋善战，军功显赫，此次出征不用一年便获全胜，攻拔平壤，擒获其王，取得连英武的太宗皇帝都未能取得以致耿耿于怀赍志而没的辉煌战绩。李原名徐世，降唐后赐予国姓成为李世，后又因避李世民讳而改李，史书中时见三名混用，其实乃属一人。他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以一句“此陛下家事，何预外人”而一锤定音。谁料，后来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以一纸凌厉的檄书传谕天下，弄得他又惨遭开棺戮尸的报复。
大军未动，檄书先行。正当李兵逼高丽、大战将临之际，不料元万顷草拟的一份《檄高丽文》惹出了麻烦。当时，不知为什么高丽未在鸭绿江设防，按说这为唐军的进攻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檄文有一句竟指斥对方主帅“不知守鸭绿之险”。于是，人家颇有风度地回报了一句：“谨闻命矣!”说完便“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旧唐书》卷190。等于给敌人出谋划策帮了个忙。怨不得，“上（高宗）闻之，流（元）万顷于岭南”《资治通鉴》卷201。对此始料未及的失误，掌管书檄的元万顷自当负责，因为他的职位既相当于新闻发布官，又相当于新闻检察官，事关重大怎能掉以轻心。也许由于他的这一疏忽，唐军又要多付出许多血的代价。近代的新闻记者常常抱怨军方封锁消息，不肯积极配合战地报道，但从《檄高丽文》事故中不难看到，事关军事行动的新闻传播稍一不慎即酿成灾难，难怪军方往往索性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不过元万顷虽属咎由自取，但身为主帅的李似也难辞其责。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元万顷随李出征不仅没有得到军功章，反倒落个流放岭南的下场，而当李的孙子起兵时，他又因与徐敬业（李敬业举事后又被还姓徐）兄弟友善，再次被发配岭南，并死于贬所，这真有点宿命的味道了。
关于露布与檄书，我们先谈这么多。总括而言，露布与檄书是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向天下四方通报军国大事上作用显著。在印刷技术尚未进入普及应用的条件下，露布与檄书是传播最为广泛、受众最为众多、影响最为巨大的新闻扩散之手段，就传播的普遍性与时效性而言，它们都不亚于现代的大众媒介。如隋文帝的三十万纸平陈诏书，在偏安一隅，版图仅有“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的小小陈国陈之郡县数见《隋书》卷2、《通鉴》卷177。平均合每县七百五十份，覆盖率已经相当惊人。隋朝能以破竹之势横扫江南，出师才两个月便一鼓攻取建康，生擒陈主，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外，与檄书的攻心作用也大有直接关系。作家林语堂曾论及骆宾王讨武曌檄的巨大功效，他说：
檄文传至京都，轰动一时，而徐敬业起兵一事，反倒显得冷落，不甚惹人重视，有些名句，深入人心，人人争相传诵。除去文章的声调铿锵，掷地有声之外，其内容正道出国内百姓的真正心思，表达出儒生、官员平日只敢在家窃窃私话的话。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文字秀拔刚劲，历述武后人神共愤之罪过，对武后名誉之损害，远胜过十万大军。《林语堂文集》，第六卷，4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大军的话，无疑是套用那句据说是出于拿破仑的名言——记者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若这么换算，则杨广统领的平陈部队就不是五十万，而是六十万了。
当然，露布与檄书虽然发挥了相当突出的新闻传播及宣传鼓动作用，但从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上看，它们都还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未从文章或文学中脱离出来，与“开元杂报”以后以进奏院状报为代表的那种“醒觉”的新闻事业尚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它们的语言不仅古奥诘屈，频繁用典，而且充满浮言虚词，夸张矫饰。以之鼓舞士气是一回事，以之传布消息则是另一回事。有时我们不能不怀疑，像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和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之类的文字，究竟有多少百姓能懂，又有多少民众能信——不是说大家不信，而是说其中实在没有说出多少可让人信的事情；即便有点实事也被美文华章卷得扶摇直上，搅得云天雾地，使人难得其要领。或许是有鉴于此，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旨在求得“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关于此举，我们将在传播思想一章中详述。这里仅以隋末李密的一篇露布结束本章，因为它已颇具新闻报道的感觉与匠心了“报导”一词已见于唐人文献，但它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古今用人，必因媒介”的“媒介”一样，与现代用法相去甚远。当时，“报导”乃指一种从事特殊营生的人，每年新进士放榜后他们专门替新科进士游冶开路引道。大概是这类人既需吆喝，又需导引，故而被称为“报导”。王定保《唐摭言》卷3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薛监(会昌元年进士薛逢，官终秘书监)晚年厄于官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薛)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冁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导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王）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辩才等又于仓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资治通鉴》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正月胡三省注。
用现代新闻学的眼光看，这篇露布可谓五w俱全，而且简洁流畅，犹如一则快讯。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第四章 传播方式（下）
本章延续上一章的话题，继续探讨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wwwwcom所谓传播方式，实即传播手段。不论传播手段如何千变万化，花样繁多，总不出经由中介的间接一路和通过交往的直接一途这么两大类型。现在常说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无非是对自古及今这两大传播脉络的承继与拓展。至于当下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则又似将二者交融为一体了。从传播的视角看，信息不管是经由中介系统还是通过人际网络，都在于使原本孤立的各方发生联系，产生互动。不言而喻，天然的人际交流总不免受时空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一限制，使信息得以尽快尽广地流传开来，人类便在文明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地发明和完善各种中介手段。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西周的置邮传命，从文字的书写到书籍的印刷，从古代的邸报到现代的报刊，从广播到电视，进而到如今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等，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晶，这一跋涉的足印。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一系列传播方式——烽燧、榜文及其他，也都不妨被视为这一文明长河中波涌浪翻的一个个浪头，一股股潮流。
白日登山望烽火
如同露布一样，烽燧也是通报军情的常用方式。一般来说，烽燧常同边关、征戍、大漠、沙场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像唐诗里反复吟咏的：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
魏征《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杨炯《从军行》
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李白《战城南》
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
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李颀《古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王昌龄《从军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祖咏《望蓟门》
烽燧报警究竟源于何时，现在无法确知，至少西周时这种传播手段已见使用，最著名的莫过于幽王烽火戏诸侯之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最初，“烽”与“燧”各有所指，是两个独立平行的名物，后来二者逐渐固定成一个专用词语，用来指一般所说的烽火。关于烽与燧的能指与所指，前人早做过详备的考辨李敬一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中，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综述。详见该书第5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公认的看法是：“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烧的烟叫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细则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的一条注里所言：
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臬（一种可以上下牵引的机具），桔臬头有兜零（笼），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焚烧）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
简言之，烽指火，燧指烟；白天燃烟，夜晚点火。因此之故，烽燧又称烽烟、烽火。如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诗：“从今巂州路，无复有烽烟。”另外，边地荒凉，柴薪难觅，所谓“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等名句，都是这一荒寒景象的生动写照。于是，白昼燔燧燃烟，便不得不常以狼粪代薪，就像边地牧民至今仍有以牛粪为燃料者一样。之所以使用狼粪，一是此物当时在边关可能遍地皆是，收集起来容易；二是狼粪烧出的烟又高又直，容易看到。唐人段成式，在其“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的名作《酉阳杂俎》中曾写道：“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60页。如此一来，烽燧便又有了另一常见的别称——狼烟，而狼烟四起便同烽火连天一样，都成为乱世的写照。
从传播的时效上讲，烽燧在古代诸多传播形式中无疑属佼佼者。蔡谟《与弟书》里就讲道：“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如此迅捷，在电信技术用于传播前实可谓“神速”。所以，烽燧自然始终与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联为一体，而“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赵嘏《水调歌》第一）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画面。作为最迅捷的传播手段，烽燧报警降至唐代已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制度、设施与运作规则。当时，每三十里左右设烽候一座，制同三十里设驿站。候又作堠，指瞭望敌情的土堡、哨所。烽候连用即指燃放烽烟的烽火台，如陈子昂《感遇诗》云：“亭堠何摧兀”，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云：“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楼兰”等。临近边塞的烽候为加强防卫能力，还筑有驿站似的城池，并置烽帅一人、烽副一人掌管。即《旧唐书·职官》所言：
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旧唐书》，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对此，成书于唐玄宗时代的《唐六典》记述得更详尽：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以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烽帅手下负责守卫烽火台并监视动静燃烟放火的士卒，称为“烽子”。戎昱《塞上曲》中有一句：“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据杜牧的祖父，不仅出将入相还留下一部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说：“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资治通鉴》，77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几与杜牧同时出生，且同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中以怪诞的笔墨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永泰初，丰州（今内蒙古五原）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吐蕃君主）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沙漠）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两夜），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尔失，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令果其誓。”（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272页。
这个被卖到吐蕃当奴隶的烽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一步一步由下人升至近侍，最后竟然死里逃生回到家里，确实让人称奇。怨不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小说之翘楚”的《酉阳杂俎》，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后又被《太平广记》著录其中（见105卷）。从这则故事里我们知道，烽子同驿卒一样属社会底层，且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充任。
唐代的烽燧系统统归中央尚书省的兵部。兵部分为四司，即兵部、职方、驾部和库部。从具体的隶属关系讲，馆驿系统的顶头上司是驾部郎中，而烽燧系统的行政主管就是职方郎中。据《通典·职官五》，职方郎中“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虽说烽候串联起来差不多等于一条边防线，但事实上在后方、在内地也都设有成套的烽燧警报系统。尤其在唐朝防御的核心地带，如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更是像前线一样处在烽燧雷达的警戒之下。据《唐六典》记载：
旧关内（陕西北部）、京畿（西安）、河东（山西）、河北皆置烽。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敕以边隅无事，寰宇又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量停近甸（临近首都）烽（堠）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
依照此处量停的烽候与人员，我们不难算出每烽的平均人数为五人，这与前引杜佑的说法相近。不过，开元二十五年的这纸罢停内地烽候的敕书恐怕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未付诸实施。晁公武在评论“六典”时尽管强调“诸司遵行，殆将过半”，但还是承认这部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未能“悉行于世”语见《郡斋读书志》，转引自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法国学者戴何都在《唐六典正确地描述了唐朝的制度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10）。一文中说得更明确：“《唐六典》中所描述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甚至在玄宗临朝年间也是如此，到了后来几代君主间则越来越松懈了。”证明停罢内地烽候之敕令未能贯彻的根据，还在于当渔阳鼙鼓动地来之际，这些烽火台依然照样发挥作用。如唐人姚汝能在其保留了安史之乱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安禄山事迹》中就提到，潼关失守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唐）姚汝能著，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当此时，不知玄宗是否忆及十八年前在歌舞升平中下的那道“内地置烽诚为非要”的诏书，但他翘首急盼烽燧送来平安消息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崛起，形成与朝廷武力抗衡的局面，从此中央王朝强求统一与地方军阀力图分裂的冲突便持续不断。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藩镇也都设置了自己的烽燧报警系统。如李愬冒雪奔袭蔡州之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资治通鉴》卷24l。切断了吴元济的“电话线”，结果“（李）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资治通鉴》卷240。再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倒戈归唐，擒杀李师道，传首京师。此前，刘悟曾驻军阳谷（今山东阳谷），当他准备回师直捣李师道老巢时，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围剿李师道的官军统帅之一）：“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且使（田）弘正进据己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刘）悟函（李）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资治通鉴》卷24l。
正是这个李师道在官军讨伐吴元济的815年，派刺客潜匿于上都进奏院，刺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又派兵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谋乱，以牵制唐军，从而制造了两起震惊天下的特大新闻。
除了上述这些常设的烽候之外，还有一种大军出征时随处临时布置的烽火报警网络。这种网络就像现代战争中前线指挥部架起的电话线，战斗结束了或指挥部转移了，它也就随之撤除。对此临时烽火的功用与操作，文武双全的杜佑曾做过详尽的叙述：
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爟烽（即烽火），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如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之敌），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以下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点燃上一程烽火的士卒）即赴军（大本营），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就置爟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元帅），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掌管），一道（诸）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通典》卷157。
这样周密细致，可谓万无一失。由此也可知唐代烽燧制度之完善了。需要说明的是，以来敌数量决定烽火之数，在隋代已成定制。如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突厥内讧，已为皇家女婿的突利可汗大败，其部落散亡，而他本人则与出使突厥的隋朝大将长孙晟，“以五骑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其时，突利不免又生犹豫，觉得“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不若回去与对手和好。欲使突利入朝的长孙晟得知此情后，“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城中连举四烽，便问长孙晟，长孙晟回答说：“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一听大惧，忙入伏远镇以避兵锋，而入城后便由不得自己了，“（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资治通鉴》卷178。再如，《太宗实录》中也记载了一段不无相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