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敦煌）物证虽然是非常宝贵和独一无二的，但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西北边缘区根本不能作为全中国的典型；根据那里的情况来概括全帝国，研究者往往会担风险。［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47页。
然而我们也应承认，以探听虚实侦察动静为要务的进奏官发出的一应状报，都着重于通报最新的重大信息，至于正规公文的诸多讲究则无关宏旨。换言之，只要进奏院状报及时反映了有关事态及其发展，那么它写成官文书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形式上的问题了。甚至我们推断，在事关重大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状报写得越直白、越简括、越少官场的繁文缛节陈辞虚语，越能得到赞许和称赏。
综上所述，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newspaper）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如此说来，方汉奇先生几年后写下的一段修正的论断便显得比较公允，符合实情：
（唐代进奏院状）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同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0页。
尽管最后还是将状报归入报纸，但紧接的一句话又说道：“它很近似于作为西方近代报纸前身的，16世纪欧洲的‘新闻信’。”同上。在晚近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1997年5月5日，方汉奇先生与笔者的交谈。他又着重提到唐代进奏院状报与新闻信的对等关系。
据此，我们主张，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这种观点既趋近实情，又易于为各方所接受。从现存的两件实物看，把它看作进奏官写给节度使及其幕府的信件当无任何不妥之处，而这类信件从所报内容到写作形式都更具新闻性或时新性。比如，p.3547号状的开头一句——“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奏讫”，简直就像消息的导语，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5个w几乎都交代一清。再以s-1156号状为例，其中一些段落在报告事实的准确、生动、逼真上，与现代的新闻特写如出一辙，如：
见数日不得指，其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便高声唱快。又言趁韩相公兵马去者。便招召三行官健，遣一齐乱语，称：“不发待甚者!”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颇耐煞人！我不得旌节，死亦不去！”
进而言之，报业的一般发展历史，大抵由“新闻信（newsletter）→新闻书（newsbook）→新闻纸（newspaper）”三部曲所组成。报业的早期形态总是初始的新闻信而非发达的新闻纸，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如果对长程的历史进行审视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那么我国自8世纪中叶诸道在安史之乱中置上都留后使即后称的进奏官进奏院的设置时间详见张国刚：《唐代进奏院考略》，载《文史》，第十八辑，84-85页。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都进奏院成立从而将各自为政的进奏院状报纳入统一的中央管辖系统，这二百来年的“邸报”可当新闻信看待，“它的读者对象除节度使外，至多也只能是些心腹幕僚，带有明显的情报性质”（姚福申）。参见姚福申：《〈开元杂报〉考》，载《新闻学论集》，第九辑，222页。此后，尤其是印刷术用于邸报的刊行之后，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将近千年的时间可视为新闻书的发展阶段，其范本便是清季报房出版的《京报》。至于“中国之有‘官报’（笔者认为可从宋代的邸报算起），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戈公振：《中国报学史》，6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迟迟未能跃入新闻纸阶段的原因，戈公振先生曾做过解释，可备一说：
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故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效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宗羲）顾（炎武）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朝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63页。
最后，从新闻书到新闻纸的嬗替，显然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相关联的，这与西方近代报业的发生发展的脉络基本吻合。报业与近代之关联详见拙文《评“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兼论新闻的生成及内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
从本章的分析论辩中，我们可得出如下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开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此后不久日渐涌现的新闻信即进奏院状报，为古代新闻事业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留下了实在的遗产。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如“新闻”一语也始于唐代，详见方汉奇先生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1页。
本章末了顺便说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为官，长住首都后，族侄张淮深代理职守，所谓“权知留后”，“带领军府”，其间曾通过归义军进奏院一再请求朝廷正式下文，赐予旌节。五年后即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与张淮深都已去世，朝廷才任命沙州长史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从而也算为新闻史上的这个故事画了个句号参见《资治通鉴》卷252。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第三章 传播方式（中）
此上主要探究的，是在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上人们所常关注的问题；下面则要考察以往的研究所不常涉及的方面，如露布、烽燧、榜文、实物，等等。wwwwcom在我们看来，就官方的新闻传播而言，这些传播方式的作用与意义不在“开元杂报”、“进奏院状报”等名目之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鲜为人知而同样有声有色的传播画面。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
在此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个早该辨明而迄未澄清的关键术语——新闻传播。
顾名思义，新闻传播自然是事关“新闻”的“传播”。这一点看似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一般清亮，但若继续追问何谓新闻、何谓传播时，问题就不那么明彻了。从语源上讲，“新闻”这一词语组合始于唐代。据姚福申先生考证，唐人文献中使用“新闻”一词的地方有如下几处：
孙处玄，长安（周武则天年号，701至704）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武英殿本《旧唐书》卷142。
段成式《锦里新闻》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
李咸用《冬夕喜友生至》：“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残灯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全唐诗》卷645。
又《春日喜逢乡人刘松》：“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全唐诗》卷646。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又此数段引文转引自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
以上几处提及的孙处玄、段成式、李咸用和尉迟枢诸人，以孙处玄的生平为最早，其余均属晚唐时人。其中，李咸用的诗句“多少新闻见”里的“新闻”，应另当别论。因为“新闻见”虽与新闻在意思上相通，但在句读上却为“新——闻见”，即“新的见闻”。另外，孙处玄一条中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在不同的文本里也写成“新文”（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和“所闻”（《太平御览》“逸民部”卷560）。于是，此条作为最早的“新闻”一语的出处也受到质疑。参见王志兴：《唐人孙处玄用过“新闻”一词吗?》，载《新闻学论集》，第八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如此说来，只有《锦里新闻》、《南楚新闻》和“新闻多说战争功”三条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新闻”一词的初始出处。就三条所关系的人物而言，最早的段成式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参见（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最晚的尉迟枢卒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之后参见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载《新闻大学》，1989（2）。距唐朝灭亡的907年已相去不远。作为书名，段成式的《锦里新闻》与尉迟枢的《南楚新闻》，在使用新闻一词上都着意于稀奇古怪的奇闻异事，尚不能同今日的新闻含义完全画等号。前人将二书归入小说家言也正说明这一点。不过，诚如姚福申先生概括的，古代的“新闻”兼有“新奇的见闻”和“新近的闻见”双重含义。同上。而且早期的新闻大都虚实相间，真伪不分。比如西欧社会迟至18世纪上半叶，报刊还像伏尔泰描绘的，常常“把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充作确切无疑的事实”［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最后，还需补充一点，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论及妇女裹足的由来时，提到一个与《锦里新闻》等类似的《道山新闻》：
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
如果说《锦里新闻》、《南楚新闻》中的“新闻”，偏于“新奇的见闻”或“奇异的传闻”；那么，李咸用诗句“新闻多说战争功”里的“新闻”，则重在“新近的闻见”，从而与现代的理解相近，亦即与今人的常识相近。随举一例，“对于历史来说，这些事件只是喧哗一时的新闻”，“我们通常读的历史书很像一些已经成为故事的新闻”赵汀阳：《形与势》，载《中华读书报》，1997-01-15。不过无论从李咸用写诗填词的小语境看，还是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大语境看，新闻一词都还是属于组合随意、语意恍惚的罕见用法。不宜将它同现在的新闻作过多的比附，正像不宜将《会昌解颐录》中的“二十年不知信息”《太平广记》卷35“韦丹”条。与“三论”中的信息相认同一样。这里，横亘着一条千年的代沟。
总之，关于“新闻”一词见于唐代的几则史料，仅从语源学上讲，除初始意义外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由于稀有罕见，其在有唐一代星汉灿烂的文献中犹如几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对唐代文明这一巨大天体也不构成任何有影响的张力。
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比如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上审视，那么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显出卓尔不凡的意义。上文已经说过，古代的新闻事业以盛唐的“开元杂报”开其端绪，至中晚唐的进奏院状报而渐呈活跃态势。这一文明的律动，总会有意无意地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而晚唐之际那若有若无、似现似隐的“新闻”一词，不过是此类痕迹中较为抢眼者而已。它与此时此际渐由“状报”演来，并渐演变为成熟语的“报状”一词交相映衬，表露着新闻事业从原始的传播活动中转换生成着的可以把握的脉搏。关于报状，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其记述晚唐五代世事的传世之作《北梦琐言》中多有提及，如：
（陈会郎中）大和元年（827）登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卷3）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资治通鉴》卷253：“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卷4）
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
这些报状虽然都是进奏院状报，但意味已不相同。细加揣摸不难感到，状报之意落在状上，报状之意落在报上。前者词性介乎动词与名词之间，犹如英文的动名词，而报状则纯属名词了。将上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其所昭示的历史意义便颇堪寻味、非比寻常了。
以上所谈其实尚未进入正题，当然也并未跑题。正题是何谓新闻?正像美这一概念在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迄无定论一样，新闻这一概念作为新闻学的王冠，多年来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此我们不拟做过多过细的考究，只想从常识入手删繁就简，结合公认的观点给出一种适用的解说，以界定我们的论题。根据成美和童兵先生的论述，新闻的主要构成因素有事实、新意和时效三项。参见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3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宁树藩先生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了新闻的本质，指出新闻是经过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信息。参见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5)。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源于现实的语境，都属于当代学术的话语谱系。严格说当然不宜直接套用在一千年前的古人头上，但对我们观照唐代的新闻传播却也提供了理论视角。事实上，在唐人乃至整个古人的新闻观念中，除了现在所说的“新闻”含义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其中看重的是事情而不是事实，讲究的是新奇而不是新意，着意的是时过境迁仍堪把玩的传世韵味而不是越快越好、稍纵即逝的“易碎”品质。据此，我们可将本文中的新闻定义为经过传播的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其事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但只要关乎新近与新奇，并经过传通，播于人口者即成新闻。走笔至此，翻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上赵心树的文章《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发现我们的看法与他的不谋而合。他从考释古汉语的“新闻”中得出结论：“没有事实材料自然不产生新闻，有而不传，或传而不通，同样不产生新闻。”
这是新闻。那么，何谓传播呢?对此，我们同样不能照搬今人的现成定义，而需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原生态中予以考察、辨析与界定。
据方汉奇先生的说法，传播一语，最早出于《北史·突厥传》，所谓“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不过，在古代汉语中，传与播并非固定的组合，它们各具独立的词义，常需分开来讲。黄金贵先生曾对传及其相关词语进行了系统的考辨。他首先指出：“在使用中凡一个义位相同者，即构成同义词，同义词是词汇的横向组合系统；一组同义词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即各有不同的‘义象’。而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相关引申义较多者是核心词，它是该组同义词的代表。”据此，他继而写道：
古代汉语中，在传播义（义位）上，除了“传”，还有“播”、“布”、“流”、“宣”、“扬”诸词。它们是一组同义词，由辨析而知，在传播义上各有不同的“义象”。“播”示广泛地传播，“布”示伸展地传播，“流”示连续地传播，“宣”示庄重地传播，“扬”示宏大地传播，而“传”则通指纵、横（时间、空间）地传播。……“传”常与以上诸词同义连用，构成“传播”、“传布”、“流传”、“传扬”等复词，表示传播义，一直用于今。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众所周知，传是傳的简写。据《说文解字》，“傳，遽也。从人，專声”。其左边原义为人，右边为“六寸簿也”，而“專”的上半部在周代金文中，“如叀马之鼻”从而“与‘牵’同义”。所以，“‘传’字与‘人’有关，与‘六寸簿’有关，与‘牵马’有关”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合在一起，乃指周代置邮传命制度之核心的传（即后世驿传之始）。而掌管此事的“行夫”，正是“以车驾马”，手持六寸竹简，周流天下传递信息的。同上。这是传字的本义，由此引申的一系列转义自然多与信息传通有关，如传道、传经、传檄、传闻、传抄、传单、传唤、传教、传令、传奇、传情、传授、传说、传诵、传言、传真、传呼，等等。举唐代的用法为例：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题《石榴诗》曰：“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作刀割破（黄袍衣），六七千个赤男女。”郡国传写，置之邮亭。（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 “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传字今有两读，一为chuán，源自《广韵·平仙》之直挛切；一为zhuàn，源自《广韵·去线》之直恋切。这是为区别传的诸多用义而产生的音变，上古实为一词。如作为注解阐释《春秋》一经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zhuàn），即为对《春秋》这一经典的传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一书中就曾如是写道：“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卷5补注第十七）对传的本义及各引申义间的关系，黄金贵先生曾列表说明如下参见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传播的播字，在金文中意为播种，右边的“攴”是一种手的动作，象征人手把种子撒到田里。赵心树先生据此写道：“谷种的‘播’是在广大的田地上进行的，信息的‘播’自然也应在大范围内实施了。凡‘播’与信息流通有关时，常含有‘大规模’传递的意义，如‘播扬’、‘播敷’，等等。后来‘传播’一词含有‘大范围信息流通’的意思，也与此有关。”赵心树：《从词源、语义论“宣传”、“传播”和“新闻”的异同》，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概而言之，古代汉语里的传字指信息的传递，播字指信息的扩散，合起来指信息的广为传扬。所谓“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北史·突厥传》），实与“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旧唐书》卷7）等同义。
另据高名凯与刘正埮先生研究，现代汉语中的传播一词，来自日语的汉字“传播”（音den pa），后者又源于英语的propaganda（宣传）。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传播学兴起后，传播一般便用于对译英语的counicate出自拉丁语的communicare，意为分享（to share）；而后者又出自拉丁语的coon）。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所以，传播学中的传播，通谓信息经交流而使人共享，既指信息的广泛扩散，更指信息的平等分享。而后面这层含义，在古代汉语的传播一词中尚不具备。
借鉴古义与今义，参酌常识与学理，我们把传播界定为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它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可以是双向的，也可是单向的；可以是横向的、空间的，如传之天下，也可以是纵向的、时间的，如传之子孙。一句话，但凡信息的传递和流通均属传播。
当然，我们的研究是有限定的，它仅涉及传播这个大项中的一个小项——新闻传播，仅仅探讨新近之事和新奇之事在唐代文明的背景中如何传递和流通，以及此类传播的历史意义。
露布及其妙用
在梳理并界定了新闻传播的概念之后，下面我们就在进奏院状报等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方式已缕清的基础上，逐项考察唐代官方之新闻传播活动的其他方式。
先谈露布。简单地说，露布就是报捷的文书，最早起源于魏晋时期。据《资治通鉴》晋纪六记载，晋惠帝永宁元年（301）：
张泓等进据阳翟，与齐王（司马）冏战，屡破之。……会（张）泓破冏露布至，（司马）伦乃复遣之。
这说明露布至少在公元3世纪已出现了。当时，露布也称露版，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宋将臧质助盱眙太守沈璞守城，挫败了魏兵的百般围攻。战后，“臧质以（沈）璞城主，使之上露版”（《资治通鉴》卷126）。胡三省就此写道：“露版者，书获捷之状，露版上闻，使天下悉知之也。”再如，梁武帝天监三年（504），魏将元英大破梁军，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