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初，罗士信（即旧小说中罗成的原型）取千金堡（洛阳北），太宗（李世民）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屈突）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王）世充。通举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春胡三省注。
校尉羽书飞瀚海
如同露布与檄书形同一体，烽燧与羽檄也可谓形影相随。说起露布不能不提檄书，同样，讲到烽燧也不能不谈羽檄。
羽檄，又称羽书，严格说是征调军队、通报军情的火急文书，通俗说就是现代的鸡毛信之属。《汉书·高帝纪下》有一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对此颜师古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就是说，称羽檄者是因为插有鸟的羽毛。而插上鸟羽则表示像鸟一般飞速传递。这种刻不容缓、急如流火的情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常可见到：
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王昌龄《少年行》
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
刘湾《出塞曲》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王维《老将行》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高适《燕歌行》
一旦敌寇压境，兵临城下，边关守军须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举烽火，第二件事自然就是发羽书。如把烽火比作一篇战地消息的导语，那么羽书便是消息的主体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相提并论，如“烽火遍照于川原，羽书交驰于道路” （《高力士外传》）。前面提到安史之乱中潼关失守当晚，玄宗遥望平安火的事情。唐制，“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胡三省注。当时，玄宗先见平安火不至，已知大事不妙。第二天又看到驿骑飞送的羽书，才得知事态的详情。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十五日壬辰，闻于朝廷。”决计离京奔蜀前夕，玄宗最后一次登上往日与兄弟们欢歌畅饮的花萼相辉楼，演出了一幕心酸的历史悲歌：
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四顾凄怆）命作乐，有进《永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泪下）问谁为此词，日：“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见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另见同书所收李德裕：《次柳氏旧闻》，7页。
我们感到，这首悲词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挽歌，同时仿佛也为烽燧传播留下一缕苍远浩茫的历史心音，以致后世之人每登临古烽火台，总会生出同样的感喟，体味同样的酸辛：“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张说《邺都引》）
榜文与告示
当话题由上节的烽燧过渡到本节的榜文时，我们的感觉就像从狼烟滚滚的疆场步入其乐融融的田园，从高江急峡雷霆斗的喧腾转向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从容。
传播方式的演变同生物世界的进化非常相似。在进化过程中，有的生物完全灭绝了，如恐龙，有的被更高级的物种取代了，如从猿到人。相对于烽燧的恐龙式命运，榜文则沿用至今，与各种现代化的媒介一同发挥着信息传播的功能。
榜文，古代径直称榜，并多写作“牓”。它其实就是现在仍很常见的告示。我们认为，在唐代诸多的新闻传播形式中，榜文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大众传播特质的。首先，它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广而告之，不像状报、羽书等有特定的传播对象。其次，它是经常发布的，不像露布、烽燧等只在特定时刻使用。最后，它的内容包罗广泛，从军国要闻到日常须知都在其传布范围，具有十足的新闻性。总之，我们想象不出当时有比榜文更近于新闻媒介的传播方式。或许，正由于榜文在唐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普适性、广泛性和常规性，使得人们像对待无处不在的空气一样对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因而反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供一阅的“文字说明”。
傅璇琮先生在论及唐代的进士放榜时说过，“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的地点，一种是所谓榜贴，也称‘金花贴子’，可以传通到各处”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载《文史》，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其实，不独进士榜，任何榜文都可分为张榜与传榜（榜贴）两种。前者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后者如“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白居易《杜陵叟》）。杜诗中说的“黄金榜”，即常言金榜题名之金榜，唐人多称之。如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金榜高悬当玉阙，锦衣即著到家林。”再如广宣《贺王侍郎典贡放榜》：“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登科榜之所以称金榜，“可能当时榜书系用黄纸，黄纸金色，故称金榜；同时金榜也有吉祥喜庆的意思”（傅璇琮）。
用传播学的眼光看，榜文实为联系传者——发榜部门与受众——读榜公众的一个中介。传者经此中介将有关信息公之于众，而受众通过榜文获知各种信息。换言之，榜文无异于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建立起一条沟通渠道，使二者得以发生联系。从榜文的规格上看，唐代几乎每一级官方机构都有发榜的权力，都有以此晓谕公众的需要。下面试举若干事例说明。
天宝五载（746），玄宗命郡县长官从他所撰的《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录于大板上，就村坊要路榜示”据《唐会要》，转引自［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乾符六年（879），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任后，为了整治当地盗贼成群的治安秩序，拿出官库里的一千五百缗铜钱，分别放在成都的三个闹市区，然后发榜说：“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榜文一出，便产生这样的效果：
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崔）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别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资治通鉴》卷253。
看来这位节度大员很懂得人的心理，善于抓住关键，分化瓦解。而同样是想令行禁止。另外一位地方长官可就行事笨拙，丢人现眼了。咸通八年（867），“怀州（河南焦作一带）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相与作乱，逐（刘）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资治通鉴》卷250。
中和二年（882），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镇压了阡能领导的起义军，事后在阡能起事的邛州（四川邛崃）张榜，“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可是，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处决）。（陈）敬瑄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阡能亲党）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党纷纷复起矣！”敬瑄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邛）州门，（将系狱的三十五人）破械而释之，因询（问）其所以然，果（然是因为）行全有良田，（邛州）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资治通鉴》卷255。
陈敬瑄的这一纸榜文不仅关系着一个地区的局势稳定，还决定着三十五人的身家性命，作用非同一般。
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当时他的辖区经过频繁的战乱，城邑残破，田地荒芜，居民不满百户，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这时，张全义便从麾下所余百号人中，“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洛阳城外）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这样数年下来，“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资治通鉴》卷257。
以上所述都属张榜，至于传榜无非是将同样内容的榜文传往各地，然后或张贴或宣读而已。比如檄书，也可说是传榜之一种：论及内容称檄文，论及传播称榜文。在下面一例中，很难说传檄不是传榜：
（郑）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黄巢）。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郑）畋檄，争发兵应之。《资治通鉴》卷254。
另外，天佑三年（906），王建立行台于蜀，“以榜贴告谕所部藩镇州县”《资治通鉴》卷265。显然，他既在治所张榜，又在全境传榜。
在唐代各类官方告示中，一年一度的进士榜无疑最牵扯上下人心，最耸动天下视听。所谓“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通典》卷15“选举”三引沈既济语。即不出十二天便举国皆知（古代以干支纪日，称从子至亥循环一周十二日为“浃辰”）。“尤其是中唐以来，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样，进士放榜也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因为这不仅决定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影响以后的政局将由哪些人来掌握。穆宗长庆时，王起知贡举，放榜后，诗人张籍有句云“‘车马争来满禁城’，‘千里万里尽传名’，可以概见其盛况。”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载《文史》，第二十三辑。此种情形类似于今天的大选揭晓，而报告这一头条新闻的进士榜，自然也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种巴望、焦虑、兴致勃勃、又兴奋又紧张甚至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以今推昔当不难想象。对此，正史记载既详，野史传闻也多。以下便是几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李世民）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礼部）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的张榜墙），（墙）外有堧垣。（清晨天尚）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墙下的）棘篱，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尚书省的）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唐摭言》卷15“杂记”。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赵）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春）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之）婿乎?”曰：“然。”（廉使）乃告之：“适报至，（赵琮）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与之）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太平广记》卷182。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寒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韦）光（及第）成事者络绎而至，（韦）颛略无登第之耗。（韦）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韦）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韦）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太平广记》卷462。
如同前述露布、烽燧等，榜文既为统治者所看重，也为叛逆者所采用。当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既出范阳，遂为长榜以毁国家，兼妄云累奏不听”《安禄山事迹》卷中。；此外，“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传）榜郡县。”《新唐书·安禄山传》。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使的五千兵马奉命东征，路过长安时因食劣无赏而哗变，回师京城，德宗仓皇出奔，叛兵便拥戴软禁在京的原地方军阀朱泚为主。朱泚夜半入宫，平明出榜，声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致惊（皇帝）乘舆，西出巡幸。太尉（朱泚时加太尉、中书令）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德宗出奔的奉天）；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资治通鉴》卷228。这类榜文听起来冠冕堂皇，义正辞严，而实际上无非是叛军发布的政变新闻或文告。
前面谈露布时，我们曾引了一条出自民间的讽刺性露布《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巧的是，这里又有一则同样出于民间、同样意在讽刺，而且同样以两句与“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句式相仿的妙语播于人口载入史籍的榜文：
（崔湜的）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即东宫太子李隆基），（因此而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即宰相）。或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朝野佥载》卷5。
这个崔湜早负才名，弱冠及第，不到三十岁便官至兵部侍郎。有一次，他暮出端门，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当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太平广记》卷494。然而，这位所谓容止端雅文词清丽的才子，却是个德行阙如、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他先是依附于武三思，后又托庇于安乐公主，接着又成为太平公主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并做了太平公主的情夫之一。即使在与太平公主策划毒死李隆基或发动政变干掉皇帝的情况下，他也照玩脚踩两只船的惯技，将自己的妻子女儿供奉给政敌、后来的玄宗皇帝当时的东宫太子。所以，这份民间无名氏的榜文讽刺他“托庸才于（太平公）主第，进艳妇于（东宫太子）春宫”。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当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的阴谋后，崔湜也就难逃一死了。而这一民间榜文则以辛辣的文词，记录下一条宫廷新闻。
在唐代的各色民间榜文中，有一则因同复仇传奇相关而在历史的缤纷图景中留下一角身影，这就是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讲到的奇闻。李公佐是唐代著名传奇《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成语南柯一梦即源出此处。《谢小娥传》是他的又一传世之作，讲述了一位弱女子几经曲折终于为父为夫杀贼报仇的故事。这事本身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条社会新闻。《新唐书》据此而将谢小娥列入《列女传》。这也为甘惜分先生的下述观点提供了又一佐证：“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见其《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一文，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加之其中又涉及一则民间榜文，所以不妨将它摘录如下：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笈。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又梦夫告曰……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云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号，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817)。……（余）作（谢小娥）传以旌美之。《太平广记》卷491。
谢小娥的复仇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坚忍果敢之外，还借助于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是解谜的作者，一个是招佣的纸榜。因着前者，小娥得以知道仇人；因着后者，她又得以遇上他们。两个环节前后相扣，才能将冤死与复仇两事贯通起来。这里，一纸平常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榜文，竟成为破案的一个关键。对杀人凶手申兰申春来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张贴的榜文，最后居然差不多成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种似乎无关而实则切要的新闻传播形式——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帝言行举止的记录，体裁上大都归入编年史范畴。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记录实际上也可算作新闻传播。首先，新闻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实为一体之两面，用甘惜分先生的话来说,“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甘惜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北京，棠棣出版社，1950。转引自注1。其次，以皇帝为中心的起居注，实际上广泛记录了当时的军国大事，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政治举措、军事行动、经济政策乃至自然灾害、行政区划、官吏任免、社会动态等，均有详实记载，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新闻特征。最后，起居注的记事之制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旧唐书》卷43。即以年、月、日为序载言录事，加之内容林林总总涉及甚广，与当今定期刊行的政府公报几无二致。我们甚至推测，“开元杂报”的内容就出自起居注，是起居注的摘要报道。总之，起居注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中不容忽略的一种手段。借用《旧唐书》中的话：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卷43。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这种新闻传播难免流于“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崔瑞德）［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40页。即梁启超所说的帝王将相之家谱；第二，起居注是内敛的，而非开放的，即所谓“既终藏之于府”；第三，它着意时间上的流传（不朽），而不追求空间上的扩散（易碎）。这是有别于新闻传播之特性的。
以记载皇帝行止为主的“注记”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有“君举必书”之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间区别诚如刘知几所言：“大史掌囯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卷11。汉代以后，开始出现专记皇帝言行的著述，世称起居注。据载，汉武帝时即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有《明帝起居注》，“然皆零落，不可复知”。魏晋时期，多以修史的著作郎掌起居注。《史通》卷11：“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至北魏又设专职的“起居令史”，侍从皇帝，“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史通》卷11。降及隋唐，随着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起居注更发展为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专人执掌，而且蔚为大观。如《开元起居注》就多达3682卷。参见《新唐书》卷58。据唐代史学巨子刘知几所言：
（起居注）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皇家（指唐）因之，又（于门下省）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起居）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起居）郎居其左，（起居）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起居郎）、右史（起居舍人）。今上（中宗）即位（705）,仍从国初之号焉。……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史通》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