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大明之还我河山

    月城破，金声桓身中二箭，投帅府荷花池而死，部将王得仁受伤被擒，遭凌迟处死，永历帝赠金声桓为榆林王，谥忠烈；王得仁为建国公，谥忠壮……

    ……

    刘旭磊面色阴沉，冷冷盯着甘俸，抛出了他的撒手锏:“那，你来说说，这么大一个省城，通衢之地，为何才一千匠籍”

    穿越过来这么久了，大明的户籍制度，他也是了解一点了，普通百姓的户籍，主要分为三类，即民籍、军籍，和匠籍。

    而登记户籍的黄册，每十年修改




第223章 番外1 朱重八的奋斗
    各位看官，为更好地交待明代的政策弊端，以及由盛转衰的深层次原因，陆续补充几篇番外，因与故事情节关联不大，不喜欢看的亲可以跳过。

    ……

    明朝的兴起，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蒙古人在马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的那一套游戏，仅仅六十多年，就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哪怕是名相脱脱，也已无力回天。

    所谓蒙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诸如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等人，都是一时之雄。

    只有朱元璋，这个小名朱重八，字国瑞的癞头和尚，依靠一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最终射到了这只鹿，成为一世之雄，定都南京，国号明。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作为一个起自社会最底层的皇帝，他深知底层百姓之疾苦，所以他很是关注民生问题，开国之初即鼓励农民开荒，大力减租减息，让农民在收割季节以后，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够度过冬天。

    也许是受了饥荒年份商人的囤积之苦，他对商人有着天生的厌恶，因而大明立国之初，他就定下了“重农轻商，优待士族”的国策。

    他明令以农为本，抑制商人，规定商人不准穿纱以上的织物，在宋代发展得较好的，以商业为纽带的社会经济运作方式，经过元朝的破坏，和明初的抑制，基本已经销声匿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新占据中国经济生活的绝对统治地位。

    在税收体制上，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赋税制度以薄赋轻徭、休生养息为主，废除元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减轻民负，奖励农耕，有力促进了战乱后的迅速重建，为明朝的近三百年王朝开了个好头。

    他还特别规定，农民缴不起税银的，可以自产的谷物、绢布等实物抵充。

    至于工商业，因规模被压缩得很小，收到的税银仅仅是个象征性的点缀，因此商业税制定得更低，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那个时代，绝对是朱元璋的时代！

    他起自贫寒，嫉恶如仇，一生奋斗，登基以后，还在继续斗争，和北元斗、和功臣斗、和**官员斗，唯独没有和平头百姓斗。

    他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像秦朝那样，只传二世而亡，所以给明朝设计了一套自我感觉良好的制度。

    他以孝道治天下，极力提倡“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的孝廉文化，他十分优待士族，尊宠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以上功名的，不仅赋税基本全免，每月还有米面粮油，甚至鱼肉若干可以领取，那些家里有人出过仕做过贡献的，赋税当然更不用交了。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先锋，他对在任官员极为苛刻，认为做官就是要为百姓服务的，开出的工资低得可怜，他还认为人人会像他一样，勤于国事，给官员的假期也少得可怜。

    要享福可以，等退休以后吧！

    可是，天下是你朱家的，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都和你有一样

    的觉悟所以违制的官员当时还真是不少。

    但朱皇上是好汉眼中揉不得沙子的，对于违制违禁官员，大多一个字:杀！为了弄出一个洁净的开明体制，他规定，凡贪污超过60两银子的，立杀！超过100两的，剥皮萱草！

    按说这下该有一个清平社稷、太平盛世了吧

    可事实



第224章 番外2 饮鸩止渴
    明初时，以农为本，别的行业，都被看作舍本而逐末者。

    但在薄赋轻徭的名义下，生产力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社会各界又开始活跃起来，手工业逐渐开始复苏，至明朝中叶，已经有了“逐末者千金”的说法。

    其中最先复苏的手工业，是纺织业。

    纺织业在明代，属于暴利行业，其发展和明初的重农桑政策是分不开的，当时要求农民有田超过五亩的，必须种植桑、麻、棉各半亩，否则要纳绢或棉、麻各一匹。

    这个政策，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明初轻视商贾，经商的人数较少，商税又偏低，一般为三十税一，对农具和舟车丝布等则免税。

    这样，纺织业在轻税的政策下，很快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资本，总是朝着有利润的方向流动，“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他们开始雇佣织妇纺织，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了，对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也相应增大，商业就开始慢慢繁荣起来。

    官员们的薪资不高，但享受着国家的赋税“优免”，家境不断好转，明朝中期开始，家有余赀者，自然会想到用这些钱来投资，很多官宦之家开始经营太祖所鄙视的经商活动。

    他们有的开设酒楼、店铺，有的就把钱放高利贷，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则干脆开起了当铺；其他的如贩盐、贩茶、开店铺，采煤、采铁、搞纺织等等，上行下效，经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朝廷的酒禁开了，矿禁没有那么严了，一些大老板的腰包鼓鼓，这些老板不再仅仅是地主老财一类的传统富裕户，更多是靠经商、开矿、冶炼等发财的，所以学界普遍认为，这时候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顶峰，除农业外，各业都飞速发展起来，北京不仅仅是一国的都城，也成为帝国的商业中心，在运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商业极度发达，货物往来频繁，到处一派繁华景象。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大造楼船，水路货运十分发达，铁锅、铁针等已经向日本、柬埔寨、缅甸、爪哇、吕宋、交趾和朝鲜等国家大量销售，陶瓷、茶叶、丝织品等远销欧洲。

    ……

    然而，封建社会的繁华总是短暂的，明帝国庞大的身躯上，一些地方开始腐烂，大明的国运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银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的白银掌握在商人手中，农民卖粮价贱，过后又价涨，反复遭到商人的盘剥。

    而朝廷手中缺少银子难以平抑物价，碍于祖制，又无法对商人加税，没银无法控制商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官员权贵享有“优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强，宦室富户们通过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逃避差徭，于是大量的赋税徭役只能转嫁到贫民头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贪官污吏又开始盛行，底层农民被各级官员变着花样践踏压榨，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别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结官府变乱黄册，把新收随意挪移成旧管，来逃避赋税。

    兼并之风日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负担的岁赋差役则相同，小户更非

    倾家荡产不可了。

    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就得借贷，搞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

    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高



第225章 番外3 实亡于万历
    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上天其实给了朱家王朝一次机会，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嘉靖年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开启了“权相”时代，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交椅轮流坐，今日到咱家”，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们用尽各种权术计谋打败竞争对手。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扳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把高拱挤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

    张居正，进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样，是明朝的权相时代受益人，作为一代名相，论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论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论文化修养，他比不上张九龄；论计谋百出，他不如萧何、张良。

    他爱美女、尚奢华，他不拘小节，父丧居然不丁忧，而是顶着汹汹非议选择了“夺情”，甚至御史上疏弹劾他时还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全然没有名士的气节。

    然而，事实上，他一生的事迹可圈可点。

    他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加强了北方的边防；他在边疆实行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潘季驯治水，黄淮治水成效显著；他以一人的坚持，进行了一场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个行将腐烂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兴气象……

    其中，张居正一生的辉煌与功勋，首推“一条鞭法”。

    自明中叶以来，皇亲国戚、文武勋臣大量兼并土地，而这些人往往享有赋役的优免，钦赐的土地又免税。

    那些没有优免的缙绅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伪托于上述权势之家，以至于到张居正时代，国家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土地急剧减少，和明朝开国时期相比，“额田已减强半”。

    有数据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了三亿多亩良田。

    这说明，全国将近四成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以及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往往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张居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权在握后，他立刻施行霹雳手段施行改革，全国各地在观望一阵后，陆续动了真章。

    改革共分两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张居正当时的办法，已经很先进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产者进行自查申报；然后是乡、里组织丈量、造册，这个册，就叫做“鱼鳞册”；第三步，便是交叉检查，从各乡、各里抽出“素行端谨”人士，进行交叉复查，复查和造册数相同的过关，不同的就追究责任人。

    通过这几个步骤，大部分的县都做到了“丈无遗地”，经过两年多的清丈，官府记录在册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亿八千多万亩。

    作为当朝权贵之一，张居正自己也是享有优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对象，张大人果然居正，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匿的田亩。

    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

    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

    其次，短时间内，明政府的财力大增，民间的大量银子，终于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价能力；

    第三，一条鞭法按亩征收的特质，使财政负担的大部分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为了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减少，自然推动了生产力；

    第四，按土地征税，一些无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



第226章 为万世开太平
    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

    这个荒唐体制，根子在老朱，在明初，连年战乱以后，农民能有几亩耕田，特权富户尚不多，矛盾还能掩盖，所以老朱自我感觉良好。

    到了明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反而农民起义不断，就和这个荒唐的税收政策不无关系。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可惜的是，张居正辅佐的是万历皇帝，在其死后，所有改革政令都被陆续取消，贪婪的万历又在矿税上得罪了豪民。

    所以在后来的八年饥荒时，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对农民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义旗一举，顿成燎原之势。

    而大批士绅豪右，也表现得十分冷血，纷纷作壁上观，甚至当满骑入关时，许多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

    各级官吏出于同样的心态，对改换门庭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憧憬，加之清廷又正好采取了极具诱惑力的怀柔政策，因而与宋末相比，明末投降异族的官吏多如过江之鲫。

    像甘俸这种最底层的八品小官僚，基本上换了一身官服，便立刻投入了新的工作，更别提像钱天福此类小吏了，他们更没有什么羞耻感，反正都是当差吃粮，管他主子是哪个。

    明代，绅权很重，士绅大户甚至能干涉地方行政，所以地方上每有大事，各地知府、县令总是请士绅们来商议，所定政策每每袒护这些权贵，士绅们也投桃报李，会给地方官留下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