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崛起南海

    不过话说回来，陶东来所说的倒也不完全是借口。北越的远征结束之后，郑氏的反应比预计来得更快，争江战役的战果统计都还没有结束，升龙府的使者便已经赶到前线，向钱天敦表示要增加武器购买量。升龙府计划在年内训练并武装出至少五千人的火器部队，然后部署到横山争江防线。

    这就意味着穿越集团刚一开年便拿到了军火大单，年内至少要向北越出口火绳枪四千支、火炮八十门以上，才能满足北越的组军需要。而这中间可能又将涉及一系列的其他交换条件，比如政治条件、军援合作、移民数量等等，北越方面极有可能会为了这个大单派出军方高级将领亲自跑一趟胜利港，与海汉高层面对面商讨这笔交易的具体事宜。

    当然北越方面也没有忘记向海汉一方提出船只采购计划，但胜利港造船厂目前已经出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海运部和军警部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明年，不可能再有精力去接外面的商业订单了。而海运部唯一能卖的，大概也就只有手头上的一些船况逐渐下降的二手船而已。但不管怎样，今年北越政权想要完成这一揽子采购计划，肯定要准备好大出血了。

    董烟云也没想到陶东来把话说得这么死，皱眉道:“在下千里迢迢而来，诚心登门求购，贵方总不至于连一枪一炮都匀不出来吧”

    “倒也不是一点存货都没有，只是我们与‘福瑞丰’有独家代理的协议，不太方便直接向你们出售。”陶东来继续采取迂回战术。

    董烟云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道:“以我家主人在福广两省的名望，‘福瑞丰’还不够格插手你我之间的交易，陶总大可放心！”

    董烟云敢这么傲气地蔑视“福瑞丰”，的确也是有底气的。之前福建方面只能跟“福瑞丰”进行交易，那是因为没有找到第一手货源，受到诸多限制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如今既然已经找到了生产商，福建方面又岂肯再让“福瑞丰”从中插手就算同样的价格，许心素自然更愿意把这钱让生产商赚去，而不是“福瑞丰”这种纯粹靠着倒手来获取利润的中间商。

    而相比商许心素，“福瑞丰”的实力的确有点不够看，论麾下的海船数量，双方差了十倍不止，虽说许心素比不了东亚海上第一的“十八芝”，但大大小小两三百条船还是有的。论武装力量，“福瑞丰”手底下倒是已经有了一支全火绳枪装备的民团，但许心素麾下可是有几千挂着明军招牌的前海盗成员，并且也已经开始逐步装备海汉出产的火器。论在商界的影响力，那差距就更为明显，许心素不但独揽大明与荷兰的所有交易，而且还控制了大明与日本之间的部分贸易往来，在受到“十八芝”打击之前，广东沿岸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是属于许心素的控制范围。

    现在董烟云就把话挑明了，武器贸易这一块，许心素已经决定把“福瑞丰”踢开一边，直接跟海汉作交易。如果“福瑞丰”不服，那也可以试试挑战一下许心素的权威——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一边是纯粹的商人，而另一边则是拥有海商、海盗、海军三重身份的强大武装势力，李继峰只要没吃错药，就还不至于为了这种事情去找许心素的麻烦。

    “这……既然董先生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也算是极有诚意了。”陶东来感觉圈子已经兜得差不多，也是时候该进入正题了。

    “那就是有得卖了那好，贵方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董烟云恨不得立刻就敲定武器买卖的事情。

    “要买武器可以，但我们也有一些条件，当然了，我先前已经说过，跟武器价格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陶东来开始给自己接下来要开出的条件铺路。

    “陶总但说无妨，只要我方能够办到之事，都可尽力满足。”董烟云急忙催促道。在他看来陶东来这完全只是




第293章贸易谈判（二）
    明代福建是我国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之一，早在1439年，朝廷便在泉州设立织染局，专门为皇室生产贡品。之后在景泰年间，福州知州毕亨也在当地设立了织染局，根据《福州府志》的记载，当时福州每年要向皇室进贡绸缎425尺，所用生丝1328斤，全由治下各县摊派缴纳。而到了明中后期，江南丝织业逐步兴起，在技术水平和产量上都大大朝过了福建，这直接导致了福建官办丝织业衰退。

    但官办丝织业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丝织品市场就因此而畏缩，恰恰相反的是，明前期闽人大多用苎布制衣，对丝织品消费量不大。但到了明后期，丝绸类衣物反倒是成为了年轻人的服装标配。如《泰宁县志》中记载:“泰之产只苎布，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

    类似的记载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种衣着习惯上的改变更是十分显著。消费习惯的转变，使得福建的丝绸市场不但没有因为官办丝织业的衰退而萎缩，反倒是在民间大为扩张。由于福建的产量有限，因此还会每年从江南进口大量的生丝和丝绸。在《八通闽志》、《兴化府志》、《安海志》当中，都有福建富商从江南大量购入丝织品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曾撰文:“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个时期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棉花和丝绸，总量可称之为天文数字。

    当然这些生丝和丝织品也并非完全被本地市场所消化，出口也是其重要的去向之一。通过福州、泉州、漳州三个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福建的丝织品曾大量出口到日本及欧洲市场。由于倭寇问题，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与日本贸易，日本商人甚至不得不到东南亚市场购买中国丝绸。而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在广州收购丝织品，经由澳门运往日本贩卖，每年数量在一至三千担不等。

    16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日本所出产的银子有一半输往国外，其中大部分都进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在1599至1637年这38年间有记载的史料中，葡萄牙商人自长崎运出的银两竟高达五千余万两，而这些银子中的绝大多数又通过澳门这个口岸，进入大明换成了丝织品和其他货物。

    而欧洲方向情况则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早在中世纪就从中国引进了蚕桑养殖，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此时都具备了较强的丝织品生产能力。但由于欧洲的生丝价格非常昂贵，在欧洲市场上组织原材料来生产，远不如从遥远的中国进口生丝划算，因此欧洲商人的主要进口目标是作为原材料的生丝，而并非成品丝织品。

    关于这种情况，明末史学家何乔远曾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做过评论:“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缎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

    而荷兰人从福建购买生丝所获取的利润也相当可观，目前福建最大的生丝外贸供货商许心素给荷兰人的生丝供货价大约在每担140两银上下，不但交易限时限量而且还要先收取预付订金，荷兰人仍是趋之若鹜。但这些生丝运到日本之后，就至少有一倍以上的利润。而马尼拉的生丝价格，每担生丝相比台湾也要高出一百两。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丝，西班牙人甚至不惜冒险每年穿越太平洋，直接从南美殖民地运白银到东亚采购商品。

    不过在这个时期，福建本地的生丝产量其实并不算大，而且福建蚕丝的质量不如江浙，丝织业的主要原料来自浙江湖州，而生产中心则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个外贸港。福州以四层织品“改机锦”为特产，泉州以丝织品品种丰富而著称，而漳州的特点则是善于仿造，国内最著名的苏绸、潞绸，在漳州都能仿制，甚至连由国外反向流入的天鹅绒，在漳州也很快“山寨”成功，可以说堪称是丝织界的“华强北”。

    此时福建民营丝织业的地位虽然还不及江南吴越，但也算是国内重要产区之一，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引用两朝重臣郭子章的话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茧。”穿越集团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在打蚕桑产业及丝织品贸易的主意，吴越虽好但距离稍远，而福建则相对要近得多。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福建地区有许心素这个超级地头蛇可以利用起来。

    执委会在半年多以前决定用出口武器来支持许心素反抗“十八芝”的时候，多少也存了一些日后利用许心素在福建获取方便的心思。而随着三亚地区建设进程的推进，执委会也终于开始有余力关注一些在穿越之初不具备开发条件的项目——比如需要适应本时空环境的蚕种才能进行开发的蚕桑养殖业以及相关的丝织业。

    福建的蚕种、蚕丝虽然不如江浙一带，但对于海南的热带季风气候而言，福建的蚕种就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对穿越集团来说实用性更强。农业部的人已经给执委会表了态，只要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育种繁殖，应该就可以培育出适合海南气候的本地蚕种——当然这几乎是在理想状态之下的进度，实际上的进展如何，不单单要看福建方面的进度，同时也要视穿越集团在海南岛上的发展状况而定，因为适合养蚕的区域多在中北部，目前还并不属于穿越集团的势力范围。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得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育种推广可以慢慢来，反正穿越集团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出口渠道，而是各种产品都严重产能不足，一时半会倒是不需要指望出产丝织品来振兴经济。

    董烟云的回答，倒也没特别夸张，许心素每年给荷兰人运生丝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海汉民团去越南之前，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许心素手头的生丝能卖的都卖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想要从福建大宗进货肯定是没指望的。

    董烟云不想让这三人觉得自己是在找借口推搪，继续说道:“若贵方真是有意采购丝织品，在下可设法代为从江浙一带采买，只是需时会比较长，另外价格估计也会较高……”

    “董先生，我们暂时不打算买生丝和丝织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福建当地的蚕种。”陶东来干脆点明了意图。

    “蚕种”董烟云愕然片刻之后才道:“你们是打算……在崖州这地方种桑养蚕”

    “我们在哪里养殖蚕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帮助。”陶东来可没兴趣跟董烟云讨论技术细节上的问题。

    “这个……倒是不难办，那不知具体有些什么要求”董烟云暗自松了一口气，送蚕种可比送船匠容易多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影响到自家的产业。

    至于说海汉人要是真在琼州岛上养殖蚕桑，出产生丝之后会不会对福建的丝织品产业造成冲击，董烟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丝织品和生丝在福建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如果海汉人真能成事，那今后福建方面反倒是能多出一个稳定的货源地，又何乐而不为呢

    陶东来拿出一张纸，递给了董烟云:“这是我方对蚕种的要求。”

    董烟云看了看，上面特别指定了几个蚕种产地，并且还分别说明了要哪个生长阶段的蚕种和所需数量。另外各地的桑树也要一一对应送来树种，以备挑选。除此之外，海汉人还提出从福建的养蚕区聘用熟手蚕农若干，熟悉丝织品制作工艺的织匠若干，织机样品等等。虽然条目有些繁琐，但要求也并不过分，毕竟都是跟蚕桑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看完之后，董烟云微微点头道:“贵方



第294章客串神棍
    这场争斗并不仅仅只是日本海商与东印度公司住台湾办事处之间的冲突，其背后所隐藏的利益争夺才是关键。因为大明对日贸易禁令，日本人想买中国货很难直接从中国的贸易口岸买到，就只能绕个大弯从二道贩子荷兰人手里买，免不了会被重重地敲竹杠，对此日本人心里肯定是有相当大的怨忿。而荷兰人对于来台的日本商人从来不交税也相当不满，在此之前就有日本商人因拒绝纳税而被荷兰人没收货物的先例。

    不过对于穿越集团来说，这两家之间的冲突却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时机。只是由于自身海运能力的限制，目前穿越集团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手伸到台湾海峡乃至日本方向，所以这个大好的机会就只能先便宜了许心素了。

    原本三方之中，荷兰是中间商，日本和大明需要通过荷兰人来进行贸易。而这下日本跟荷兰翻脸之后，可以说日本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个极大的空白，谁先下手，谁就得利。日本人今后几年中想要购买到大明的货物，那几乎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跟许心素合作了。大明虽然有对日贸易禁令，但这禁令可管不住以海盗、走私起家的许心素，只要他愿意做，福建沿岸有的是地方可以用来与日本商人进行私下交易。

    许心素现在垄断了大明与荷兰人的贸易，如果再把控住与日本的贸易关系，那可就真是大步奔着“富可敌国”这个目标去了。按原本历史从1628年至1632年，日本与荷兰之间的贸易会中断近四年之久，只要操控得好，这足以让许心素从中赚出好几座金山银山了。

    当然了，执委会也绝对不会放任许心素一家坐大，等自身的海上力量逐步充实起来之后，海汉介入东北亚航线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至于日后是不是会因为利益冲突而招来许心素反噬的这种可能性，执委会倒并不是特别担心——届时许心素的部属应该已经大量装备了海汉出产的武器，穿越集团在弹药供应和维护保养上就足以卡住对方脖子，更别说武器本身在性能上就存在的巨大代差了。

    宁崎没有把话完全说透，搞得董烟云也有些云里雾里。不过他好歹也在许心素身边当差多年，虽然没去过日本，但对日本商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龌蹉还是很清楚的，既然东印度公司关押了日本商人，那这事闹大之后会有什么后果，董烟云也能推测出几分。只是他实在想不通，发生在大员岛上的事情，这偏居于琼州岛南隅的海汉人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如果是别人说出这种没头没尾的话，董烟云恐怕听都不会听完就直接嗤之以鼻了。日本跟东印度公司每年的交易额都在百万两上下，这么大的生意，双方一直都很小心地维护着，就算是许心素都一直没有太好的插手方法，否则早就直接把生丝贩去日本卖高价了。大明、日本、东印度公司这三方之间的利益纠葛复杂至极，又岂是局外人能够妄加评论的

    不过说这话的是海汉人中的高层人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这可不仅仅只是因为现在福建方面有求于海汉人，对于海汉人的意见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来胜利港之前，董烟云在广州也听到了某些让人震惊的传闻。

    据说在天启帝驾崩、崇祯帝登基之前，海汉人便给了“福瑞丰”李家某些提示，让李家与广东本地的阉党划清界线。这种传言的可靠度本来不足采信，但在最近几个月全国范围内阉党清查当中，广州也有不少商人因为过去与阉党来往密切而被拖下水，在当地官场交游广泛的“福瑞丰”却神奇地逃过了一劫，这中间的玄机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

    董烟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市井传言的程度，他还未必会在意。不过“福瑞丰”方面也一直没有在任何场合对这类传言做过任何形式的澄清，反倒是在近期做了一件让董烟云看不懂的事情——李家的三公子李奈在某间酒楼跟两广总督李逢节的大公子因为小事起了纠纷，据说差点就动了手。而事后“福瑞丰”这边并没有任何的善后措施，既没有明面上的赔礼道歉，也没有私底下托人说和，似乎毫不担心就此得罪了总督大人。

    李逢节的大公子是谁，董烟云不认识，但李奈他却是见过的——他两次造访驻广办，都见到了这位据说与海汉人来往甚密的李三公子与海汉人谈笑风生。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董烟云也知道这位李三公子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而且周游过不少地方，不管文化水平还是思想见识都非同一般，像他这种在广州城小有名气的富二代，怎么可能那么不明智地得罪了两广地区一把手的大公子

    鉴于“福瑞丰”在此之前所交恶的一些本地官员纷纷在阉党清查中落马，董烟云认为李奈的行动极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故意制造出这么一起事端，以表明自家与两广总督李逢节并非一路人。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几近作死，如果李逢节能在这位子上再待个一年半载，“福瑞丰”这边铁定日子不好过。就算李逢节一时拿不住“福瑞丰”什么大的把柄，但好歹也是两广总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这么多职位在身，总会找到其他招数来慢慢耗死“福瑞丰”。

    可如果李逢节真在近期就倒了，那“福瑞丰”可就又一次赌对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最近这几年，两广总督可是如同走马灯一般，轮换速度之快堪称史上少见。这个节奏是从陈邦瞻在天启四年将位子交给胡应台开始，接着当年胡应台就被何士晋接任，而何士晋也没坐太久，天启五年又把位子交给了商周祚。商周祚上台第二年又升了兵部尚书，却在当年就请求退休，放弃了身上的所有公职，于是天启六年便由现在在位的李逢节接任。

    四年时间四任总督，谁都不敢打包票这李逢节能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坐多久，说不定新帝头脑一热，哪一天撤他职位的圣旨就会降临广州。但问题是没人敢拿自己身家去赌这个，而“福瑞丰”却这么做了，董烟云认为这其中肯定有某种自己所不知的理由。而依照“福瑞丰”李三公子与海汉人的亲密程度来看，董烟云不得不承认传闻中海汉人对“福瑞丰”仙人指路的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过那些终究都是广东的事，许心素的产业几乎都在福建，两广总督换不换人，影响不到许心素的家业，但日本跟东印度公司若是起了冲突，那就真的跟许心素有切身的利益关系了。如果要改变与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那么很多事情越早准备就越好，而且这种准备工作肯定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如果海汉人说的情况是真，那的确有机会大赚特赚，如果是胡诌一气，那可就真把许心素给坑苦了。

    出于慎重考虑，董烟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打听一点内幕消息，至少要让自己确信这个姓宁的家伙不是在随意忽悠自己才行。董烟云斟酌了一下才道:“在下在广州的时候，曾听说‘福瑞丰’也得到了贵方对当下局势的颇多指点，不知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