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邓岳字伯山，陈郡陈县人，据称乃是东汉太傅邓禹的后嗣。不过汉魏之际，邓氏衰败，他遂为王敦所招揽，随之南渡，被任命为从事中郎。既离中原已久，又一门心思为王处仲筹划江南之事，他对于华朝内部的状况自然是不大明晰的。只可惜问道与盲了，苏子高本人常年游离于裴氏集团之外，其实他所知道的，也多是些不实的风传而已。

    但是苏峻初附晋，自然要表现得自己啥都懂；而邓岳新掌军，竟然也就听信了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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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宁便民而不便官
    邓岳原本打算，若是苏峻强攻拿不下合肥城，那我就只能用水师去攻合肥水门了——多少还是有些胜算的。只是如今华援已到，军又齐整，则我军即便拿下合肥，又有什么意义啊

    合肥城位于江、淮之间，临近巢湖，周边虽然多是平原地形，水网却相对密集，理论上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故而三国时代，始终是魏、吴争夺的焦点。满宠因之而废旧合肥城，挑选地势更险要处，建此合肥新城，堞高橹密，实非易取之处。

    王敦此次北伐，完全是因应苏峻所请，复听从了钱凤所言，来趁乱占便宜的，故此发兵不足两万，其实并无深入华境的决心。倘若苏峻食言不肯来援或者起码配合呼应，则原计划止步于巢湖以南地区，争取只吃下一个庐江郡；是因为苏峻率三万兵马来合，这才有了强攻合肥，进取淮南的信心。

    然而华援已至，青州兵又已败退，邓岳自思，我即便拿下合肥，也不敢再前出一步，且还需留兵驻守。合肥位置很重要，必然成为长期争夺之处，但以江南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不宜跟华人拼消耗啊

    于是遣人禀报王敦，建议撤兵，独留苏峻守在江北。

    数日之内，双方对峙不动，青州军残部和晋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陆衍顾虑到施水上的舰船，也不便接近岸边。苏峻见此状，不禁慨叹道:“邓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他如今所部士卒陆续跑散，剩下的不过六七千人而已——多是起家旧部，或者东镇后才从青、徐招募上来的——估计靠这点儿人马，不仅守不住庐江郡，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广陵、临淮、下邳等处啊。

    于是亦行文王敦，请求退向江南。

    沈充不建议让苏峻过江，他说:“此子豺狼之性，只可以利诱之，不可寄托腹心，若许其渡江，不便安置，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钱凤却说:“若留苏峻在北，恐亦难久守，则大将军此番出师，近乎劳而无功。若拔庐江百姓南徙，并容留苏峻数千兵，稍有所得，可以振军威，并坚晋王守江之心。苏峻所部多北人，既归江南，人地两疏，有何难制啊如何会成为国家之患”

    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



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

    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便不禁对熊远、陈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

    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



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

    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