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杨虎实在是被王廙恶心坏了，明明没什么本事，还要三天两头来扰汉中——我当初割据汉中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来打啊难道说如今华朝之势，反不如当初奄有汉中的巴氐不成么那家伙脑袋里有屎，我若不能反杀出去，给他来个当头一棒，怎么甘心！

    毛宝笑道:“且退氐寇后再商议——且此事非我所可置喙，必当请求陶帅。”

    “元帅”一词，始于春秋时代的晋国，晋文公曾“谋元帅”，也就是遴选足以适任三军主将的人选——晋奉周命建三军，三军各有将、佐，则元帅就是指的中军将，意为为首（元）的将领（帅）是也。这只是一个俗语而已，并非实际官职，包括单独一个“帅”字，




第三十八章、来世为寇
    李班于三月间东逐华军，收复巴西，稍稍休整，便欲班师，行至半途，却接到了成主的诏命，说周访已死，要他们趁机攻伐汉中。于是进至米仓山下，连营列寨，积聚粮秣，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整整四个月。

    主要是派人前去游说杨虎，杨虎却不作答。

    这一来是顾念周访之恩，杨虎当初就说:“周公不以降人目我，待我甚厚，我又岂能伤害其子嗣啊”自请率四千人马出镇黄金，以防荆州兵再来——王廙倒真的趁丧兴师了，复为杨虎所败。不管杨虎是不是因为自己昔日头脑一热的表决心而感到后悔，终究如今兵寡力弱，是不敢骤然与周抚相争的。

    而至于接受成主之诏，勾引氐军入境……杨虎原本就曾经一度依附于成都政权，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这见天儿跳来蹦去的改换阵营，必受世人唾骂啊，即便杨虎本人不在乎，他也说服不了自己麾下兵将。再者他当初跟李氏就存有心结，又怎么可能复归于成呢

    故而理都不理，一门心思防备荆州兵，且向南郑请求增援，要杀出汉中，攻入魏兴郡去。当然啦，南郑方面一则为了御氐，二则也未必真放心杨虎，只是敷衍，不肯给他添兵增将。

    于是就这么坐耗着，终于陶侃率部入于汉中，随即以毛宝为先锋，去攻米仓山。

    毛宝在杨虎的陪同下，先期易服前出，登山观望，只见氐兵不下三万之众，营垒密布山麓，杀气化作层云，瞧上去倒是挺可怖的。只是毛宝亦非新上阵之将，稍稍觇望，便即笑对杨虎道:“山麓狭窄，使得氐寇营垒虽众，却布若长蛇，相互间难以策应。且各营散乱，刁斗不齐，此不难破也。”

    杨虎也说:“李班前不入平向南郑，后不退入巴西山地，立营于此三四个月，必致将卒懈怠——我知其意，或等秋后粮秣充足，便要与李寿夹攻南郑了。我军正可趁机摧破之，以扫清南面之敌。”

    他心说赶紧把李班给收拾了吧，然后掉过头去，逼退李寿，完了我就有机会说动陶公，东出去打王廙那狗头了。

    二将下山去后不久，便即点齐兵马，直迫氐军营垒。

    正如杨虎所料，李班是打算秋后进军的——我不可能一直跟这儿待着，等你杨虎的答复啊，成都方面也已经多次派人前来催促了——这些天正在调度物资，规划行军路线，并且派人绕路去跟李寿打招呼，约定合攻的日期。

    对于陶侃之入汉中，李班消息滞后，才刚得讯，正在跟任回商量呢——咱们是按原计划发动啊，还是就此退兵啊陶侃可未必比周访好对付——忽报华军杀来，不禁有些发蒙。

    成军的主体，乃是南徙蜀中的流民——既有氐人，也有故晋之人，以及其它戎部——说得不客气一些，乃是职业盗贼，却非职业军人，作战虽勇，组织性、纪律性却很差。加上李雄本人是最讨厌繁文缛节的，不但于朝中无制度，李家人跟大殿上都阿兄、阿叔地混叫，于军中也无制度，旗号之类多半欠缺。故而即便经过任回的谋划，这营寨也扎得很不成体统，乱糟糟的，不能相互策应。

    ——其实原本杨虎的汉中军也是这副德性，全靠被周访收编后，才手把手地教会他该怎么正经打仗，而非只是大规模械斗。

    华军则不同，裴该最重制度，陶侃又为一时名将，深受故晋主力兵团之熏陶，组织严密，进退有据。实话说晋军在国初还是很能打的，因为司马氏起家的武力基础就是曹魏陇西和荆北的百战之卒，乃能北破树机能而南平吴越。问题在于司马氏之衰，纯出内斗，自家跟自家打，杀得血流成河，把精锐先给折腾光了，才只能开门揖盗，召胡、羯来相助……

    所以毛宝不待陶侃主力抵达，便即率先对成垒发起了猛攻，他身先士卒，不顾身中数矢，于半日间便连破三营，堪堪杀到李班面前。李班拼死抵御，同时招呼各部来援，妄图合围华军。可惜米仓山麓地势复杂，平地本少，营又扎得散漫，使其余兵马很难快速救援，而即便赶到了，也根本抄不到华军侧面去……

    毛宝遥见一金甲将领立马大纛之下，挥鞭指斥，呼喝传令，心说多半就是李班了。他本善射，乃下马取过步弓来，舒猿臂拉如满月，便即望胸射去。相踞本在百二十步以上，却精准有若身前一般，这边弦声才响，那边金甲将领便即惨呼一声，跌下马来。

    不过此人并非李班，乃是李班之弟李都。

    李雄长兄李始无后，次兄李荡生四子，就是李琀、李稚、李班和李都。其中李琀、李稚都在年初与周访交战时兵败被擒，李雄遣人赍厚礼前往南郑，请求周访宽释，周士达却不理会，直接把他们押到洛阳去了。裴该倒是没杀二李，下令先囚禁起来，然后遣使成都，要李雄去号归洛，则可开释，否则的话——“且待擒雄，兄弟并戮。”

    倘若光说去帝号，说不定李雄就从了——光看他隔过亲儿子要传位给李班，就知道对于次兄所出的侄儿们有多宝贝了——但还要他入朝觐见，这李雄可坚决不肯答应啊。好在看这情形，俩侄子暂时还死不了……

    剩下李班、李都，俱在米仓山下，其中李班于文事为优，武略为劣，所以直接指挥兵马抵御华军的，就是其弟李都了。当下李都被毛宝一箭射倒，虽然因为距离太远，箭势不足，导致穿透重甲，却一时还不得死，亦使李班胆寒。赶紧命人抢回兄弟来，随即带上任回等人掉头就跑，打算先退到南面几个营中去再说。

    可是氐军本来组织性、纪律性就差，顺风仗可以一拥而上，一旦遇挫，怯者必累勇者，想先暂退再稳住阵脚，这么高难度的操作怎么玩得转啊。于是一骑走而百骑走，一营崩而十营崩，当场人人落荒，个个奔命，根本就勒束不住了。

    毛宝和杨虎趁势踵迹而追，赶得李班、任回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恨川中马矮腿短，跑得不够快。因为巴西道路险狭，进难而退亦难，遂导致无数败兵拥堵在道路上，成为了华军的活箭靶。但也正因为如此，先期奔逃的李班倒可以用士卒的性命天然断后，拦阻华军，自家得以

    逃出了生天。

    这一口气就跑了两天两夜，等到退入汉昌城内，再捡点残兵，十不存一……

    华军就此大获全胜，消除了汉中南面的威胁，但随即陶侃挥师转向沔阳，却碰了一个硬钉子。

    陶士行本来打算一口气杀到汉昌城下去的，但自米仓山南向，道路曲折狭窄，两面群山耸峙，瞧得他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话说本在江南，擅长水战，或者在水网、沼泽密布处厮杀，后渡江而向中原，大平原上的骑兵纵横，也逐渐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陶侃此前还没有碰上这么凶险的地形过。



第三十九章、洛中之山甚是无趣
    转眼间便来到了靖德二年的春季，正是草长莺飞之时，洛阳内外，又复繁华景象。

    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孔苌已押来洛阳，处斩于市，朝廷于冀州各郡县皆命守令，且调运粮秣前往赈济流民，即便尚有些许盗贼，相信也很快就能彻底敉平了。

    剩下江南、巴蜀，在中原人看来，那些偏僻荒远之地，简直就跟外国一样，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除非对方有实力对河南发起全面进攻。动乱数十载，终于算是迎来了太平世道，乡间百姓或许还拋洒汗水于垄亩之间，即便丰年亦未必能得温饱，然在都邑中的士人、居民看来，却已如同天堂一般了。

    是以百官纷纷上奏，歌功颂德，称天子功追三皇五帝，甚至于还有请天子东巡，去封禅泰山的……裴嶷等人担心裴该受此影响，真的飘飘然起来，乃陆续觐见，加以劝谏。对此，裴该笑笑说:“天下尚未底定，朕又焉敢自满且即便江南、巴蜀俱平，朕亦知可安天下，未必能使百姓温饱。三皇五帝时便是如此，秦皇汉武时也是如此，彼有何功，而言封禅朕又有何功，敢效仿先贤”

    不但是马上天子，从乱世中浴血厮杀出来，而且还具有近两千年后的见识，有对社会现实更明晰且成系统的认知，裴该自然明白，即便自己统一了天下，甚至于规复故汉旧疆，也并不是说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的。

    固然“乱世人不如犬”，但封建时代，即便治世，多数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贵家之犬过得好……后世网络上常有颂扬北宋国富民丰的，说赵家虽然外战憋屈，却能将复土定疆的精力运用到民政上，使得府库充盈，市井繁盛……

    其实府库充盈或许是真的，市井繁盛也或许是真的，但盛世之相都只存在于开封、大名等几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已，广大农村百姓依旧吃不起饱饭，稍逢天灾，照样流民遍道。吹嘘者还说什么宋代没有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那是因为还没等闹到那一步，宋就先被外患给灭了！

    你以为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还有方腊，不算历史上有数的农民起义吗非得席卷天下，最终覆灭旧朝，才算是老百姓贫寒饥馑，活不下去啦

    从古至今，又哪有国无内患，官民皆丰，拥有雄兵百万，军事科技超迈一时的政权，会那么轻易就被外敌给打垮了的道理啊

    这是封建时代的常态，唯统治者的目光只关注都市而往往忽视乡村，于乡村也只关注缙绅和所谓的“乡贤”而往往忽视小民百姓，才会生造出盛世图景来。所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私家起码也得是小地主啊，小农、佃户能吃个半饱就算侥天之幸了！

    郭老作《李白与杜甫》一书而为后人所讥，但裴该前世也是读过那本书的，其中指责老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横加鞭笞之语，相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也回不了几句嘴。那书错处不在骂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实比杜甫更地主阶级好吧！

    裴该既然明白这一点，也就不奢望通过什么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让老百姓人人都有饱饭吃了。偌大的中国，基本上脱贫得等到后工业时代，而前工业时代即便搞“均贫富、等贵贱”，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饥寒——而那一套，又是违背社会规律的，根本搞不起来。

    所以他只能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术和社会实验，力求提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并且尽量扩大教育涵盖面，让这辆千年老车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将来大落于人后。至于这将来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见的——就算再怎么努力，开金手指，估计要迈入工业社会，起码还得一千年——只能够凭良心做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与裴该无缘了，乃见歌功颂德之奏，唯觉恶心，于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册，再想升迁，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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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日为上巳日，乃是传统的节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边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来袚灾祈福。但到了魏晋之时，首先规定了三月三日为节，而不管是否巳日，继而节日目的逐渐被游春踏青、娱怀骋情所取代——说白了，就是演变成了国立春游日。

    洛阳城南有洛水，还有伊水，城北有七里涧，有金谷涧，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不过晋时权贵多在金谷涧附近修建别邸——比方说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园——就此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游赏城北水系，平民百姓则只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这一日，门下侍郎李矩李茂约亦携其妻卫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车马，打算前往金谷涧去踏青，但是家里两个门客——王羲之和庾翼——却不肯从行。

    俩少年说金谷涧我们去过啊，没啥好玩儿的，而且闻名遐迩的金谷园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给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兴土木改修，肯定也进不去——“小子等请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观山景也。”

    李矩还想再劝，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随即笑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没办法，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复遣数名兵卒护卫，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

    等到双方分道，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为何事，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点儿茫然，便问:“为夫愚鲁，还请夫人开释。”

    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说:“今南北分途，长江为隔，彼在洛阳，如人质，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岂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远眺长江，虽不能见，聊舒渴怀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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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矩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叹息道:“裴、王之间，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岂不知大势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顺，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团聚——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特意阻之也！”

    在故晋之时，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但若论名誉，则差得很远——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其实未必然），而王敦是个野心家（倒是没有错），王导温雅识礼，王敦难脱粗俗气。故此江南不从王化，这罪魁祸首，多半不在王导，不在司马睿，而是那



第四十章、各有稻粱谋
    庾翼反问王羲之:“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王羲之的老家是在琅琊郡的临沂县。话说司马睿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出镇建康（当时还叫建邺）的，王导、庾亮等阖族相从，那会儿王羲之才刚五岁，庾翼则是三岁……庾翼的意思，你多半记不得老家之事了吧，那我就更不用提啦，则对于我等来说，唯江南，甚至于唯建康才是故乡。

    你拿老家在华境内来安慰我，不但起不了作用，反倒会使我更感惆怅啊！

    王羲之听此反问，不禁苦笑。他远眺故乡——虽然望不见——的心愿已了，再无趣味，转过身去就打算下山，突然间庾翼从后面揪住他的衣襟，压低声音问:“李公前日所言之事，逸少兄其有意乎”

    李矩虽然因为学问出众而实务能力稍缺，于华朝肇建后便不再担任一部尚书，而转去了相对清闲些的门下省任职侍郎，终究也属朝廷重臣，时常能够觐见天子，所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不过此前不久，他向王、庾二人透露的某些信息，实际上却是裴该的试探。

    什么信息呢就是天子有在今秋改换名目，重开科举之意。

    裴该想在整个华朝境内开科举，这一想法已经多次向重臣们咨询过了，但以华恒等人为首，反复进谏，极言不便。昔日长安行台搞过两次科举考试，都是只看学问——因为首重笔试啊——不在乎门第高低的，只要身家清白，没犯过大罪，皆可应试，这自然会受到世家的阻挠了，认为寒素之辈因此将会挤占大族的入仕和晋身空间。

    当然啦，他们口头上绝对不能够承认这一点——甚至于心里也未必仔细考虑过，纯出潜意识中的警惕——只是说若无中正品评、地方举荐，谁知道那些应试之人德行如何啊一旦德不配位，知识越多反倒越反动！

    昔日在行台，是因为州郡无中正，且人手实在缺乏，才被迫行科举之事；如今故晋官吏大多从华，人才不虞匮乏，即便想要招揽年轻士人，也应该重命中正为好吧。

    陈群所创九品中正制，之所以使得用人之道渐为豪门所把持，乃因为规定各州大中正皆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则即以华恒论，他华氏本来在平原郡内，甚至于整个冀州，都属于排得上号的高门，再加上其人之官、之名、之德（没人敢说华敬则无德），这冀州的大宗正，起码平原的中正官，恐非其人莫属。

    即便一时当不了，等到华恒告老致仕，还乡之后，按例朝廷抚恤老臣，也必任之以中正。到时候整个冀州，起码平原一郡，士人的优劣高下，全都操持在华某之手，大可以亲者给上品，疏者给中品，甚至于仇家给下品，则权势必可以一直荣显到死。冀州或平原这一代官僚，倘若都由华恒品评、推荐得用，将来多半也会回报华家，则整个家族都能因此而得利了。

    然而裴该平素最反感九品中正制，当即似笑非笑地问华恒:“卿自仕于朝，已多少年不曾回乡了”

    陈群当日创设九品中正制，是为了补汉代察举制之缺——因逢乱世，士人多徙，官吏也走马灯一般换个不停，导致两相陌生，那还怎么向朝廷举荐人才啊——然而晋末之乱，起码在中原地区，其烈度是要远超汉季的，象华恒这样已经脱离原籍很久之人，对于平原郡乃至冀州之事，还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命你为中正，那你肯定就去咨询族人啦，华家留在冀州之人说啥就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