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韦宝的话，信息量很大，别说皇帝，就是内阁几位平时知识面比较广博，接触面比较广的大臣都听不太懂。
魏忠贤和客巴巴，以及一帮太监们更是懵里懵懂。
韦宝接着道：“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是一直没停止的。大背景有两点。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有就是太祖爷奠定的农业社会的强大的惯性，太祖爷在**开国初的种种政策法规，太祖爷的治国理想可归纳起来就是，在太祖爷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这是太祖爷在他写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国》中曾经具体阐述过的想法。具体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陈友谅等反对武装势力。之后主要是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从中期开始民间违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原因主要是政治**，国家控制力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从纯朴转为奢华；从轻商到重商，士农工商都开始趋向于参与商业活动；嘉靖后期倭乱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庆帝开放月港。民间对外贸易更加兴盛。主导力量是谁？君权强大时皇帝主导。但越到后来政治**，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大**不是看不到海贸的利润，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赚取足矣支付边军军饷的银子，还能控制好水师，何乐而不为。”
“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启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问题的核心，非常的精准。
韦宝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会这么问。
16-18世纪的明清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
**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
因此，可以说16-18世纪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
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
按照**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间顺序，即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
他们各自花了多少白银购买**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将来自欧洲和**的白银输入**。
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引用的数字：自16世纪80*代至16世纪末的20*间，葡萄牙运至澳门的贸易银的*平均额，因已有较明确的统计数据，并获档案记录和**史录的印证，约九十*元至一百*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两到***500两。
若以其平均数731975两，为*平均额估算，于此期间流入**的葡萄牙白银为14639500两。
这段期间，中葡贸易尚未发展起来，1567*—1580*这13间*的白银输入量以1580*后的半数估算，即*平均五十*元，合明制白银385250两。
这一阶段流入**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17世纪前30*，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鼎盛期，每*由本土运到澳门的贸易银额，至少维持在原有的一百*元的数额上，有的*份可能超过此数，故在此三十*间，流入**的葡萄牙本土运来的贸易银当不少23115000两。
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的白银总额为42762750两，即4000*两以上。
除了来自欧洲的白银，葡萄牙人主要从事中日间的贸易，他们还将大量**白银输入**。
在16世纪的后50*中，葡人共输入**的**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是200000公斤，1609—1629*是300000公斤，1630—1639*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过**——澳门贸易输入**的**白银高达145*公斤”，合明制3886*两。
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输入的欧洲和**白银共计约8000*两。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每*通过马尼拉流入**的白银数额。
从1571*（明隆庆五*）至1821*（清道光元*）的250*中，由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亿比索，约合**库平银2.88亿两。
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输往**，即大约0.72亿至1.44亿两库平银输入**，*平均输入量为28.8*两至57.6*两库平银。
1570—1760*赴菲贸易的**商船数量，并估计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贸易额及白银占回航货物的平均比例。
从1570*，隆庆四*至1760*乾隆二十五*的190*中，从菲律宾输入**的白银约有1.75亿两库平银，*平均输入量约为92*两。
从1550*至1800*的250*间，西班牙共输入白银1.5亿两！
荷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其东印度公司多次改变对华贸易形式。
1728—1734*共有9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即2432024.64荷盾的白银，约合700871**银两。
1735*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从荷兰直航广州，改采荷兰—巴达维亚—广州三角贸易，每船30*荷盾的投资，部分白银，部分货物，由于该形式的贸易耽搁时间较长，影响从**茶叶的新鲜程度，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竞争。
1757*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之间的直航贸易，每艘荷兰商船携带30*荷盾的银元前往**购买茶叶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说在18世纪荷兰输入**的白银数量在1600*两以上。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至16***的87*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
16***至1728*的39*中荷兰则放弃直航，而改由**商船将**商品运至巴达维亚。
1602*—16***，荷兰东印度公司每*派遣的商船数量按照1728—1794*平均*派遣商船即3.5艘计算。
由于处于中荷贸易初创时期，其贸易量肯定不如18世纪，相当于18世纪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携带10*荷盾银币，那么此87*中输入**的白银为4350荷盾，约合877***两。
从16***至1728*非直航时期，**商船携带**商品进入巴达维亚，在销售商品后，还会购买一些当地产品，所以回程携带的白银应该不多，为了避免过高估计白银流入量，我们暂且不将此段时间的白银流入量计入总数。
从1602*至1794*是中荷贸易的黄金时期，在这将近200*的时间里，荷兰共计输入**白银2500*两左右。
英国1637*首航广州，开始与**的贸易。
17世纪中英国对华贸易额很少，英国东印度公司1677*输入白银4***两、1681*输入37500两、1682*输入84000两、1698*输入60000两、1699*输入79833两，5*平均输入53222两。
1637—1699*的62*间白银*平均输入量是53222两，则17世纪英国输华白银仅330*两左右。
在1700-1753*间，英国共运白银19440448两到**。
1637-1799*英国共计向**输入白银56637003两！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3.1亿两。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实际上肯定不止。
一定是大于这个数的。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等，在此一时期也开展对华贸易，使用白银购买**商品。
它们在18世纪共向**派出商船466艘，输入白银总数达38536802两。
除此之外，美国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二*，1784*，乾隆四十九*，派遣第一艘商船“**皇后号”来广州贸易，但在18世纪美国基本靠西洋参和皮毛支付**商品货值，输入白银较少，19世纪以后才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因此可以忽略美国输华的白银量。
**输入的白银量是不能忽略的。
**在明后期，1567-1644*，共计输入**2亿两白银，用以购买丝织品、瓷器、日用杂货等。
自明后期（1567*）至18世纪末的233*间，从欧洲、美洲、**等地输入**将近5.5亿两白银，即超过2*吨。
这2*吨到底值多少钱呢？
根据2016*10月3日国际白银价格，每盎司19.2美元计算，2*吨白银合美金13545201400.5837元，即135.45亿美元、903.25亿元人民币。
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这233*中，每*外国购买**商品而输入**的白银达236*两之巨！
明代**国内白银的开采量。
明代276*中，**国内总共开采白银仅23353326两，*均开采量仅仅8.46*两，尚不及海外白银输入量的一个零头。
明后期至清中期，1567-1840*，不但不存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海外贸易反而持续繁荣，历经三代欧洲强国，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白银的巨量内流，说明直至工业革命前夕**的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瓷器业、制茶业生产，就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仍居世界一流水平。
后世有很多历史学家及部分爱好历史的普通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白银大量流入这一流通领域的现象之上，**看到在白银背后**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才是支撑这一现象的本质。
而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在于白银国际大流动背后所隐藏的**与西欧实体经济中供给—需求的整合与交汇。
在**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后，**索要的2亿两战争赔款就是根据明后期从**流入**白银数量计算的。
当然，这是**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过战争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白银罢了。
很多人只知道**有海禁，不知道宋朝也有海禁。
海禁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禁止民间私自海贸。
因为政府要垄断海贸的丰厚收入！
而且宋朝官府不但垄断对外海贸，还垄断了手工业，除了传统的盐铁，还有茶、酒、瓷。
到了**，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面超越官营工商业了，但**官府没能有效地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制度，钱都被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们拿走了。
宋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左右，而**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差不多只能占到10％。
税收高就代表国家富吗？这显然不是的。
宋朝税收高是因为它税收能力强且税率高，税收占国家gdp的比重很高。
不收税哪来的俸禄养那么多官，冗官。
宋朝的兵民比是历朝之最，还是发工资的募兵制，冗兵。
还得给辽、夏交保护费，冗费。
宋朝事实上是历朝历代搜刮百姓最严重的政权之一，比它还差劲的大概只有那些割据混战的**了。
**是真的穷，但这个穷指的是国家财政。
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生活水平，**都是比宋朝高的。
不是穷的问题，而是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封建社会必须是中央集权，建立一个由朝廷能够控制约束的官僚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均衡，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富地方钱补穷地方，要不国家就得给拖死。
**最为典型，老朱那时候刚打完仗，各地都很穷，他就以土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制定税收政策，问题在若干*后，由于海禁松弛，南方商业发展不断发展，***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对这个情况**切身了解，只是多抽点税。
其实他拿的一点和南方创造的财富相比百足一，这个短视，导致了政策调整出现了相当长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们有没老朱和他儿子那手腕控制官僚体制，**们趁此机会大捞特捞，与商人勾结成利益集团，甚至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要调整税收政策时，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特别是明代官僚中许多决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问题没激化前，自然不想从自己家割肉，这使朝廷不得不长期用可怜的税收去补剿匪、平叛、灾后重建的窟窿。
随着****，开销越来越大，拖也拖死了。
**和北宋不同在于，北宋的官僚上层大多出身北方，且当时文化上北方优于南方，经济南北差异还**大，这使中央将南方钱抽到北方，北方用输出文化换取可以实现。
至于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税连个活路都**，只能靠发展商业，而当时的行都在杭州，临安，就是商业最发达地区。
统治者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唯一的活路，商业政策变得很务实。
虽然官僚们该拿还拿，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贴的紧，贪污金钱占国家的收入的比例远小于**。
这里要说明是比例，不是说南宋官僚比**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个财政总量，单位叫“贯石匹两束”，分别对应的是“钱、谷、布、银、草”。
假如，某*大宋某州府夏税：钱两千贯，粮食两*石，布五千匹、银五百两、草一*八千束。
那么统计下来本*夏税是四*五千五百（贯石匹两束）。
而各个州府加在一起，最后的总数汇总到中央，动不动一亿几千*。
一束草和一两银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纪欧洲的新兴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来到东亚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明清同他们的交往始于16世纪初。
过去，总将这定性为反抗西方殖民。
但当继续挖掘历史却能察觉到，这背后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亲自掌管海关税收，全部交给东厂去办，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放在东厂下面，不叫监军，直接由太监领军，当初郑和下西洋，领头的不就都是宫中太监吗。”韦宝回答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问题。
韦宝的回答，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把海关和水师都交给太监把持？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实刚才韦宝列了一大堆的数据，说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经有点被韦宝说动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问题。





明鹿鼎记 【0973 内阁出奇的一致】
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而言，如何处理好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费脑筋的事情。
强如汉唐，也因十常侍之乱和甘露之变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与汉唐相比，明朝的宦官问题颇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们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巨大权力和嚣张气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们得势之久，巨监权监数量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为其他王朝所不及。
为什么明朝宦官势力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你来我往，得势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问题，首先要先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借鉴前代宦官弄权导致帝王身死国灭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铁律来禁止宦官干政。
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宫里扫洒侍奉便是其本职工作。
干预政务，染指兵权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
为了让后世子孙牢牢记住自己的祖训，朱元璋专门在宫中铸造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碑，以警戒后继之君们。
明朝日后的宦官问题，看上去与明太祖朱元璋没什么关系，明朝太监势力的强大全都是因为后来皇帝的不争气，将太祖的祖训当成了耳边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