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

    1995年6月30日，湖贝金融服务社邀请三八股份公司到服务社面谈协助组织存款和一揽子解决建设三八大厦资金的中长期贷款计划。1995年7月10日，庄宇带着我和卜一定到总行请示，得到明确答复:“……如果对方能出《存款承诺书》，可以做。”

    1995年7月20日，湖贝金融服务社庄总、秦副总、陈副总、赵顾问和三个信贷经理、人事部陈主任、办公室王主任，在庄总办公室开会，三八股份公司的陈善为总经理来到后中断会议，金融服务社与三八股份公司现场签订贷款4000万元的中长期贷款合同。条件是:还清所有旧贷；三八股份公司出具承诺书引进一年定期存款6000万元（续存一年）；并保证如贷款到期未还，存款继续保持在6000万以上，存贷比保持70%。

    应该强调指出:这份合同是庄宇总经理在任内请示市民银行总行得到同意后签订的。并按照总行的补充要求，湖贝支行（金融服务社）要求三八股份公司开具承诺书。后者按银行的要求开出了落款日期为1995年7月19日的对上述组织存款的承诺书。

    合同签订后，三八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到湖贝金融服务社找到陈作业，陈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对方问:“贷款合同是不是真的”陈说:“真的。”对方表示:“以后合作机会很多。”第二天，三八股份公司的兄弟公司——海外运输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行四人也来到我办公室，问:“是否属实”我告诉他们:贷款合同是会议上签的。

    这份由金融服务社老班子定的《合同》，也得到了市民银行接管湖贝金融服务社后的新班子王显耀总经理、陈作业副总经理的认同。王显耀同志在该合同的下方写道:“附:每笔贷款实际贷放，另行办理逐笔核贷手续。”

    作为引进存款的启动资金，1995年8月4日新贷350万元。在贷这笔款时，三八股份公司已经为湖贝金融服务社引进了一年期存款3300万元。按原计划，第一期必须贷款1500万元，而最后只取得350万元，这数额比当时市场引进3000万元定期存款的利差成本还少100多万元。这样，引起三八股份公司内部的极大不满。有一天上午，陈善为在行长室里，当着大家的面对王显耀说:“邵总说我在湖贝办傻事，存款进去了贷款出不来，被金融服务社（湖贝支行）骗了，王行长，你说我怎么交差！”

    在这里，人们会问，为什么有一个4000万元的贷款合同，又还有其他合同呢前者是湖贝支行准备跟三八股份公司长期合作的中、长期贷款合同，接下来是具体的分项合同。那么，1500万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1995年6——7月间，市民银行已经接管了湖贝金融服务社，原员工被市民银行列为考察对象，我和徐东海暂定为信贷科临时负责人。此后，新班子王显耀、




四三八、睿智的李景宽处长
    话说深圳收到传真的当天晚上，樊吉祥、解丰和樊婷、樊娉姐妹阅读了传真，详细推敲后认为并无不妥，决定明天就派人送到公安局去，而给纪委的则放后一步，看事态发展再斟酌送与不送。与此同时，将传真件下方的“抄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覆盖后再行复印数份。

    第二天，这份材料被送到了市公安经侦分局黄警官的手上，他在详细看了该材料内容后，觉得能与最近几天调查的结果相互佐证，便放进了案件卷宗，以便供处长审查时作判断。

    而远在梅州的夏天，则于当天下午由在梅州市公安局工作的、资历不低的干警樊辉亲自开着夏天的轿车，经205国道，再拐向乡间小道到了平远县城休息，不提。

    几天后，夏天从电话中了解到樊婷因对事情的进展摸不着边而产生了焦虑情绪。于是，利用一个晚上时间，从梅州平远打电话到深圳的庄宇家里，向庄宇了解:经侦部门因为三八股份公司的案子跟他联系过没有庄宇的回答是:“没有。”

    然后，他又挂电话到王显耀家里，与王显耀交换信息。出身于政法战线的王显耀听后，很热心地问:“市公安经侦分局谁管这个案子”

    夏天说:“也不知道他们的头是谁。但负责调查了解这个案子的年轻人倒还是中规中矩的。我估计市民银行内部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报案，或许为了捞取清收奖金或者政治资本。”

    王显耀介绍说:“我们的两个部下李朝阳和任尔为，只有李朝阳管这摊事，任尔为分管安延公司的清收。他们现在也是走投无路，要收回一万元来都比登天还难。”

    夏天说:“有那么难吗如果真是这样，倒让我想起了最近读明史时记住的一句话:‘自崇焕之死，边关益无人理，明亡征已矣。’哈哈！您说是吗”

    王显耀说:“是真的。你还记得我和你、陈行长三人到总行找何人友副行长聊天时，何行长讲的话吗”

    夏天说:“还有印象。当时何行长主要表达对申一枫大权独揽的不满，尤其是人事工作方面。”

    王显耀接着说:“是啊！她当时忿忿说道:‘用人方面的**实际上才是最大的**！’说这就是贪。现在回过头来看，她说的一点不假。这几年，市民银行问题不小，申一枫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捞到什么政治资本，是瞎折腾。现在，他不得不到了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去当副董事长，这头好斗牛跟美国人斗去了。你看，就这么几年，实践证明:他搞的那一套不单是害人、害银行，而且害自己，完全是行不通的。”

    末了，他又说:“你这事，我看十有**是胡辉、陈山石好出风头搞的鬼。”

    夏天说:“我也是这样揣摩，就让他们折腾去吧！谢谢老领导点拨。你要多保重啊！”

    话说此时的王显耀已经被市民银行新班子重新起用，任命为一家支行的行长，刚刚结束他被申一枫“恩赐”的副支行级“高级经理”职务。

    夏天有了基本判断后，给住在樊娉家的岳父樊吉祥打电话，请他按照自己所述，做好樊婷的思想工作。

    夏天在电话里说:“阿爸:我今天要说的几点都很重要，你听了消化后，再跟樊婷讲。我要求，大家的思想一定要统一到我的观点上来。第一，虽然这件案子可能会搞得很复杂，但是我一定不会有事的。对于这点，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公安局、法院可以以渎职罪判当事的银行员工的刑责，但是不可能以参与诈骗活动入罪。为什么呢经济诈骗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而我不但没有得到三八公司的任何利益，而且在1995年春节前真金白银的借出了20万元给它用于他们的工人发工资，这是该公司在银行帐上有记录的，我手上也有借条。可以说，借出这笔款的银行帐务记录以及自己手上的借据，现在是从根本上撇清自己与陈善为之间没占便宜的铁证。但是，目前不便拿给政法机关，以免越描越黑。日后万一在立案阶段，公安局对我采取强制措施，而到了法院判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据此翻过来的。第二，我要家里分别保管的材料，就是日后辨别我在业务活动中有罪无罪的根据，家里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譬如:材料要不要提交给政法部门哪些材料要提交提交给哪个政法部门什么时候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是给原件还是复印件等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严谨的，一定要听我的。总之，现在就是要保管好。第三，我现在之所以避开公安局，主要是对公安局的意图没有搞清楚，避免他们的过分纠缠。如果他们心无杂念，专心办案，那么，我写的那个东西送给他们了，就可以搞清楚是非了，充其量再要求补充一点证据就能过去；如果他们想利用办案的机会捞取银行清收两呆贷款的巨额奖金，那么，在冠冕堂皇的表象和借口下，这事就会变得很复杂。我不是对公安干警没有信心，说实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这点，不能不防。第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保持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万一深圳公安局有关人员明显表现出借办案之机牟取个人利益，甚至违法办案，此时，我们就要毫不含糊地把事情亮到市纪委、市委乃至省里，要求对当事人严惩不贷，绝不妥协。这时，你老人家就要在第一时间约见市纪高官和市高官，把问题摊到桌面上。第五，事实上，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纠纷案，连公司诈骗案也不成立，充其量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当年的庄宇、陈作业班子，还是后来的王显耀、陈作业班子，都对三八股份公司有着很深的偏爱，究其原因，就是银行不得不求助于三八股份公司组织存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其次，正因为如此，当银行把三八股份公司推向法院起诉的时候，作为被告代表和抵押方律师的申公豹反复说:‘这是一宗经济诈骗案，要求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但是，法院并不这样认为。而市民银行的法律处的那么多律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也不为所动，既不认为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是诈骗案，也不对抵押无效提起上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根据说这笔贷款是因为诈骗才放出的。我可以这样说，在依法处理整个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案的过程中，原则上我都是回避的。而现在的湖贝支行的副行长陈山石也知道，法院一般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刑事的已经追加刑事处置，或者刑事优先，立案再审。一旦民事判决生效，才节外生枝说该案是诈骗案



四三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却说夏天写给公安部门的材料送达二十多天后的一天上午，樊婷刚要离家到花店去察看一下，家里的电话响了。樊婷拿起电话，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对方并不急于自报家门，反而问道:“夏经理回来了吗”

    樊婷听这声音有点熟，马上应对道:“还没有呢，你是哪位呀”

    这时，对方才说:“我是公安局的小黄，跟你通过话的，你忘了”

    樊婷说:“啊！想起来了，黄警官，你找夏天有事”

    黄警官说:“没有什么事了。请你转告他，谢谢他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改天再拜访他，谢了！”

    樊婷说:“应该谢谢你才是，你们辛苦了！”

    当天晚上，樊婷将黄警官的信息电告了夏天。

    夏天心里想:“看来，深圳政法战线还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没有一次是通过请客送礼解决问题的，都是在不断接触磨合或相互认识之后，凭着理据办事的。”

    夏天的脑海里闪现着几年间与政法部门交往的有趣画面:

    最有趣的一次莫过于在1992年8月自己调进深圳办理户口的事。当时干部调进深圳时，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一般都入集体户，而自己不愿意把户口放到总公司的集体户口本上，便拿了住在武警七支队宿舍的夏芳的户口本，来到红岭派出所。到了办证大厅，经办人员说:“要找所长批准，才可以入其他户头。”自己二话没说，直接上了四楼。在过道上，一个穿便衣的壮汉问道“找谁”自己回答说:“找所长。”这人又问:“找他有什么事”自己说:“想迁户口。”这时，壮汉站起身，走进办公室后说:“进来。”然后要了自己手中的资料，写上“同意入户”四个字交给自己。此时自己说:“谢谢了！你就是所长”所长没有回答问话，而是说:“快到楼下去办。”

    后来，在市民银行的老贷款的清收工作中，自己与政法机关打交道时被同行认为是最受礼遇的，因为自己从来没有与法官、公安干警打过一次麻将等过分应酬活动，反而得到各级法院的经办人员格外尊重，业务开展得也不错。在与公安部门的交往中，虽然也碰到了像丘公安那样不太成熟的干警，但是，更有不少像洪虎等素质不低的佼佼者，着实让自己肃然起敬，并惺惺相惜。

    而这回经侦部门要求自己对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作证，起因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然而，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的干净与干脆。虽然黄警官日后也许是个可造之材，但是，这回一定是他身后的核心人物在起决定作用。这说明，还是有高人在掌控着对案件的判断。

    夏天想到这里，下结论说:“这事已经告一段落。但就深圳三八股份公司开始没有办妥抵押登记而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成因上来说，自己是有责任的。就是在湖贝金融服务社被责令停业后，因为金融服务社领导天天拉着自己去协调各方关系，对补办贷款手续的后续工作，没有亲力亲为，以致部下也没有到登记现场，后来误以为补办妥了抵押登记手续。这也是一个教训啊！它给自己的启示是:见凡做事，在关键点上切不可依赖他人，听信于他人。”

    看官:夏天总结的这个启示，也许是我们大家应该珍视的宝贵遗产啊！诚然，夏天能够在离开市民银行之后，仍然认真深入地剖析事件的成因与得失，是他那严于律己、勇于担责的个人品德的又一次体现。其实，这也是夏天为什么长期从事敏感工作，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出污泥而不染、遇是非而不倒，仍然挺着腰杆待人处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两章里曾经写道，夏天因为担心母亲年事已高，看到自己搅和在公安部门侦办的案件里多有不便，便写了个字条叮嘱妹妹夏芳将母亲带到其位于福田区滨河路旁的住家暂住。

    现在，转眼就是两个来月了。

    一天晚上，夏天这位七十来岁高龄的老母亲刚刚入睡，朦胧中，一位白发童颜的寿仙翁走了过来。老母亲似曾在哪里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刚要问他:“老大人有何指教”

    未曾开口，倒是寿仙翁先说道:“你还不回去还不回到你儿子身边去”

    老母亲解释说:“我儿子出差未归，才让我在女儿家住上了。”

    寿仙翁说:“非也！汝子性本善良，为人敦厚，没事的，家宅安了！现在，他正在家里大兴土木呢！”

    老母亲一听，大喜过望，正要拜谢，奈何马上脱离了梦境。她醒来后，回忆梦中情景，在心里说道:“这寿仙翁老大人托梦给我也不是第一次了。上次是1985年春，当时自己在梦里正在外边闲逛，只听寿仙翁急急走来，很不高兴地破口大骂:‘你还在这里游山玩水！你儿子就要病死了！’我当即说:‘我儿子好端端的，怎么就要病死了’寿仙翁不好气地说:‘你自己回家看看去！’果然，第二天一早，夏儿真的是胃部大出血，在送医院急救的路上，还休克了一段时间，当时，大出血已经导致他两眼看不见东西了。难道，这回寿仙翁说的也是真的吗”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草草吃过早餐。在夏芳夫妇上班离家后，便开始收拾自己带来的衣服，并整理成两大袋，随后找了个一米多长的木棍权当扁担，挑着衣服来到滨河路的公共汽车站，坐大巴



四四〇、莲花山上缅怀邓公
    又是一个星期天，樊娉、樊婷两家约好一起到莲花山公园游园。

    上午，夏天和樊婷带着夏宇、樊鹰、樊涛，解丰和樊娉带上他们的小儿子解豪，两家人各开一部车向莲花山公园奔去。到了公园，大家下了车，从关山月艺术馆旁的小道来到草坪，年仅七岁的解豪十分兴奋，看到诺大的草坪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猛跑几步，接着往前翻滚起来，全身上下顿时沾上了很多干草絮。大家坐在草坪上，看到他一派童真，都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

    待解豪玩得尽兴，往父母亲身边回来的时候，大家站起身开始登山，慢慢往山顶公园走去。

    半个多小时过后，大家气喘吁吁地来到山顶，免不了找个地方小憩一番。

    解丰说:“听说，这莲花山顶上的小平铜像与市民中心——也就是市政府新址，一直往南到香港正好构成一条中轴线，显现小平一直佑着深圳、望着香港。这是不是请人看过才建的，我就不知道了。”

    夏天说:“我看到报纸介绍说，小平铜像从园岭的制作场地经红荔路运往这里，好像很多巧合和神奇。据说，通过那么多人行天桥，那高度不高不矮正好能过。”

    说话间，大家站起身，慢慢往小平铜像的方向走去，瞻仰他老人家目视远方、脸上展现自信、坚毅，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来的神采。

    瞻仰过后，夏天深有感触地说:“这就叫盖棺定论。老邓毕竟是挺过来了。想想我们这一代人，遇上文化大革命，被人蛊惑之下什么人都批判过，什么‘打倒刘、邓、陶’啦、‘批林、批孔、批周公’啦、评《水浒》啦、‘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啦，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最多，但是，他就是很乐观、很坚定，坚持到了最后。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所以，你们看:小平逝世的当天，荔枝公园的小平画像广场，多少人自发地献上鲜花以寄托哀思。”

    樊娉说:“小平与深圳的关系更直接，没有小平，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解丰说:“我们也是他的受益者，要是深圳没有建特区，也还不是一个个的小渔村！连狗都不来拉屎的穷山僻壤，我们会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夏天也说:“1992年一月我们来到深圳不久，邓公来后，便听他的南巡讲话，随即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旋风，后来市里当年调入干部的指标便从两万个增加到两万五千个，我也如愿调入。所以，我们还是得益于他老人家。”

    “好人长寿，邓公应该等到九七回归后才走的。”樊娉说。

    解丰说:“所以，这是老邓最大的遗憾，要不他的铜像怎么老是看着香港呢！”

    这时，夏天深有感触地说:“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读小学三年级，当年邓公正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受到批判。在我的记忆里，文化革命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转眼间自己已年近半百了，而我们的小平也已作古。真是年华易逝，物是人非，很多事情恍如昨日。变化之快，令人嘘唏。触景生情，不禁让我联想到王勃写那《滕王阁》时的情怀。那就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