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

    由于需求量巨大，契约华工的签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拐、骗等强迫现象。

    以至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又在部分地区称之为“猪仔”，签约、转运华工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卖猪仔”。

    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

    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

    大部分流入海外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

    “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

    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19世纪末对开发马来半岛资源开发。

    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

    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




第五百一十章：河套之战（九十五）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章：河套之战事实上，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反观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沛而著称，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意识作用下，学习并适应新环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一个群体在外谋生时，也往往会倾向于把领导权，交给群体中最有文化和学习能力的那部分人。重视教育的文明基因，甚至使得东亚诸国家/地区，成为这个星球上，有机会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区域。

    知识改变命运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地缘相近。无论在地理还是人种、农业类型上，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最接近的地区。换而言之，最起码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一定要去海外谋生的话，东南亚地区是最容易适应的。地缘相近也使得在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人口上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来自中国的补充，最终形成规模效应，沉淀出适应属地生活的社群。

    然而一个社群能够在外取得成功，不仅与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身处的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华人群体虽然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植，就有机会东南亚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但最起码也要有容得下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这一空间是十分宽松的。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需要借助华人的人力，更希望把前往爪哇各港易的中国商船，吸引到巴达维亚来进行交易。

    应该说，荷兰人的政策是十分成功，并且是双赢的。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进入巴达维亚的华商、华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及城市的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与此对应的是，华人群体开始向介于荷兰人与土著马来族群之间的中间层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华人社群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中间层。荷兰爪哇初期，华人社群的规模效应还并不明显。除了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开发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以外，还与清朝初期为封锁台湾岛，而严格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一定关系。公元1684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王朝解除了禁海令，允许民间出海进行贸易。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试图前往荷属殖民地谋生的华人数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人，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开始用审批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通俗点讲，清王朝解除海禁之前，荷兰人对前往自己领地的中国人，持的是开放态度；现在的话，则要用“工作签证”的方式来进行限制了。然而一如美国无法杜绝拉美移民的涌入一样，荷兰人同样也无法做到这点。

    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间层能否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这点与中间层谋求的人口规模，却又存在一定矛盾。简而言之，如果你的人口多到让统治阶层有尾大不掉的感觉，那么危机也就到来了。在海禁解除之前，尽管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但定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不过3000人。这一数量并不至于让荷兰统治者感到不安。然而在18世纪初，仅合法居住于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数量就已将近2万。如果荷兰人没有打算把华人群体，培养成统治东印度的政治助手的话，对于常住人口数量不过十万出头的荷属东印度“首都”来说，这一数字已足以让人感到不安。

    巴达维亚城

    除了中国开放海禁的影响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对华人社群造成了重大影响。几乎可以充当硬通货的香料，一直东西方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之一。在葡萄牙人成功开拓新航路之前，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对抗的需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借助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推高了包括香料在内的东方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随后打通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为自己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则平抑了香料的价格。

    香料贸易上的丰厚利润，是将荷兰人吸引到东印度群岛的原动力。只不过，击败葡萄牙、夺取香料群岛的贸易权之后，精明的荷兰人采取了更为极端或者说商业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这一手段就是“垄断”。理论上，在一条贸易链上，控制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做到垄断，并因此获取超额利润。比如奥斯曼帝国通过政治扩张，阻断东西方贸易的陆路通道、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争霸活动，都可以做到主导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个节点。

    葡萄牙人的做法，与奥斯曼、威斯尼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曾经解读过，在“发现”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后，葡萄牙很快就着手建立印度洋舰队，并逼迫往来阿拉伯海的商船，停靠在自己控制的港口。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物流环节控制香料贸易。

    至于精明的荷兰商人，在香料贸易上的做法看起来要更加的“釜底抽薪”。荷兰人认为与其费心费力的去切断一条的海上贸易通道、逼迫商船前往自己控制的港易，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产地。当然，如果某样商品的出产地本身，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荷兰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荷兰人就不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征服中国，来获取丝绸和瓷器的贸易垄断权。

    不过在部分香料产地的垄断问题上，荷兰人面临的难度就要小得多了。供应全世界市场的丁香、肉蔻等香料，都产自南洋的“香料群岛”。那些还处于部落



第五百一十一章：河套之战（九十六）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一章：河套之战事实上，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反观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沛而著称，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意识作用下，学习并适应新环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一个群体在外谋生时，也往往会倾向于把领导权，交给群体中最有文化和学习能力的那部分人。重视教育的文明基因，甚至使得东亚诸国家/地区，成为这个星球上，有机会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区域。

    知识改变命运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地缘相近。无论在地理还是人种、农业类型上，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最接近的地区。换而言之，最起码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一定要去海外谋生的话，东南亚地区是最容易适应的。地缘相近也使得在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人口上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来自中国的补充，最终形成规模效应，沉淀出适应属地生活的社群。

    然而一个社群能够在外取得成功，不仅与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身处的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华人群体虽然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植，就有机会东南亚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但最起码也要有容得下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这一空间是十分宽松的。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需要借助华人的人力，更希望把前往爪哇各港易的中国商船，吸引到巴达维亚来进行交易。

    应该说，荷兰人的政策是十分成功，并且是双赢的。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进入巴达维亚的华商、华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及城市的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与此对应的是，华人群体开始向介于荷兰人与土著马来族群之间的中间层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华人社群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中间层。荷兰爪哇初期，华人社群的规模效应还并不明显。除了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开发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以外，还与清朝初期为封锁台湾岛，而严格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一定关系。公元1684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王朝解除了禁海令，允许民间出海进行贸易。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试图前往荷属殖民地谋生的华人数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人，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开始用审批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通俗点讲，清王朝解除海禁之前，荷兰人对前往自己领地的中国人，持的是开放态度；现在的话，则要用“工作签证”的方式来进行限制了。然而一如美国无法杜绝拉美移民的涌入一样，荷兰人同样也无法做到这点。

    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间层能否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这点与中间层谋求的人口规模，却又存在一定矛盾。简而言之，如果你的人口多到让统治阶层有尾大不掉的感觉，那么危机也就到来了。在海禁解除之前，尽管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但定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不过3000人。这一数量并不至于让荷兰统治者感到不安。然而在18世纪初，仅合法居住于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数量就已将近2万。如果荷兰人没有打算把华人群体，培养成统治东印度的政治助手的话，对于常住人口数量不过十万出头的荷属东印度“首都”来说，这一数字已足以让人感到不安。

    巴达维亚城

    除了中国开放海禁的影响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对华人社群造成了重大影响。几乎可以充当硬通货的香料，一直东西方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之一。在葡萄牙人成功开拓新航路之前，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对抗的需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借助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推高了包括香料在内的东方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随后打通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为自己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则平抑了香料的价格。

    香料贸易上的丰厚利润，是将荷兰人吸引到东印度群岛的原动力。只不过，击败葡萄牙、夺取香料群岛的贸易权之后，精明的荷兰人采取了更为极端或者说商业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这一手段就是“垄断”。理论上，在一条贸易链上，控制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做到垄断，并因此获取超额利润。比如奥斯曼帝国通过政治扩张，阻断东西方贸易的陆路通道、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争霸活动，都可以做到主导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个节点。

    葡萄牙人的做法，与奥斯曼、威斯尼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曾经解读过，在“发现”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后，葡萄牙很快就着手建立印度洋舰队，并逼迫往来阿拉伯海的商船，停靠在自己控制的港口。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物流环节控制香料贸易。

    至于精明的荷兰商人，在香料贸易上的做法看起来要更加的“釜底抽薪”。荷兰人认为与其费心费力的去切断一条的海上贸易通道、逼迫商船前往自己控制的港易，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产地。当然，如果某样商品的出产地本身，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荷兰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荷兰人就不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征服中国，来获取丝绸和瓷器的贸易垄断权。

    不过在部分香料产地的垄断问题上，荷兰人面临的难度就要小得多了。供应全世界市场的丁香、肉蔻等香料，都产自南洋的“香料群岛”。那些还处于部



第五百一十二章：河套之战（九十七）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二章：河套之战任何危机的最终暴发，除了矛盾的累积以外，都会有一个导火索。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爪哇地区，华人社群兴盛及衰弱的导火索，都源自于一个甜蜜的商品——蔗糖。在人类的食谱中，盐可以算得上是第一必须品。人类之所以需要食用盐，是因为需要盐中的钠离子，来保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及身体的酸碱平衡。如果要找一个仅次于盐的调味料，应该就是“糖”了。

    与盐相比，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必不可少。不过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物质，很多行为都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除此之外，一些物质也能做到这点，比如毒品。毒瘾之所以难戒，根源上就在于毒品能够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使人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依赖感。

    除了毒品这种强刺激物质以外，我们的食谱中还有很多常见的物质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感，比如咖啡因、酒精，以及烟草中的尼古丁。相比这三种物质所产生的“瘾”，很多人对“糖瘾”知道的就比较少了。其实人类之所以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喜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糖能够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如果过量食用一样容易成瘾。

    多巴胺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了它，我们的人生才是一片灰暗。只是凡事都有个度，一旦跨过了这个度，打破了人体的平衡，就会反受其害罢了。毒品之所以可怕，在于它的强刺激性会使得其它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手段，变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能让人一、二次成瘾的硬性毒品，使得人类几乎无法靠自身的意志力来逆转这一成瘾的进程。相比之下，糖、咖啡因等物质的摄入量就容易控制的多了。

    之所以要对“糖”的功能做一个技术分析，是想告诉大家，从一定层面上看，“糖”的消费市场也是可以像19世纪的鸦片一样，被培育、放大的。类似的还有咖啡、茶的消费市场。与后两者比较，糖的市场前景还要更为广阔。因为作为一种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糖还可以起到迅速为人体补充能量的作用。

    在大航海时代，就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甘蔗种植技术的欧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糖。这是因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并不太适合甘蔗生长，湿热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才是甘蔗喜欢的环境，这使得16世纪以前蔗糖在欧洲的价格，一度非常昂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贸易流通，欧洲蔗糖消费市场在16中期-17世纪初得以迅速扩张。蔗糖与茶、咖啡等同样来自地理大发现成果混合在一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同时，蔗糖还被加入到各种食品中，以至于今天我们一提到西餐，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各式甜点。

    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质以外，消费市场能否被刺激起来，产能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撑，那么消费习惯就会被引向其它方向。地理大现为不能自实现蔗糖自给的欧洲，补上的供应端的不足。作为最早在海外殖民地引种甘蔗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得到巴西后，也将甘蔗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引入了这片新大陆。返销欧洲的蔗糖，对欧洲市场的培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是全球种植甘蔗最多的国家。

    亚洲供应端的打开，也对欧洲市场造成了影响。之前曾经分析过，尽管甘蔗的原产地是在印度，但中国才是最早精练出白糖的国家。中国产的白糖，甚至销往印度，以至于今天在印地语中“白糖”一词的意思便是“中国的”。将中国产白糖大规模输往印度的，就是17世纪在亚洲称霸的荷兰。除了从中国大陆地区进口以外，荷兰人从亚洲得到的货源，更多来自其在台湾开辟的种植园。

    由于巴西白糖在运程上有着显著优势。最初荷兰人的白糖贸易，主要是针对日本、波斯市场。不过一直挑战葡萄牙的荷兰，在切割葡萄牙的亚洲贸易蛋糕同时，同样也没有放过巴西。一系列针对巴西的战争，特别是对巴西海岸重要港口的占领，极大影响了巴西种植园的生产，及蔗糖的出口。尽管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扩张并不成功，但新大陆的战争却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受益者。在巴西白糖供应不足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亚洲白糖，迅速开始填补空间。

    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弥补了荷兰人因香料贸易衰退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一如香料贸易一样，荷兰人控制下蔗糖贸易也终会有衰退的一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市场的饱和。就欧洲市场而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培育，蔗糖消费在18世纪中增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蔗糖供应端的竞争却愈发的激列。

    在亚洲方向，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链产生了重大影响。郑成功在台湾的登陆，使得荷兰人丧失了在东方最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巴达维亚为核心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才成为了荷兰人重点开发的甘蔗种植区。基于中国人在甘蔗种植及蔗糖提炼方面的技术优势，荷兰人一直希望招募到足够多的华人，来帮助他们在爪哇重建蔗糖供应基地。

    17世纪80年代，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的开放海禁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淘金”热，让让爪哇的制糖业迎来真正的高峰。据统计，18世纪初在巴达维亚的华人中，有85%都是服务于甘蔗种植园或者制糖厂。这种对单一经济的依赖，也让当地华人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荷兰人失去了对蔗糖贸易的主导权，这些华人何去何从将成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