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

    他自称素丹穆扎法尔沙，宣布教为国教，马六甲正式称绿教素丹国。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

    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

    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我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

    但我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

    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

    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我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绿教徒。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

    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

    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我朝在内的外交支持。

    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

    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

    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世界那么敏感。

    即使在后世，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

    施二姐




第508章 河套之战（九十二）
    也正是在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了技术、社会、文化全面求变的“近代史”阶段。

    对于古老的中央之国来说，这一变革期是异常痛苦的，并且不得不对一些固有理念做出改变。

    就清王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变化来说，最有地缘意义的有两方面：

    一是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理念，开展“洋务运动”。

    换句话说，就是试图在不改变固有政治、文化结构的前提下，进入工业时代。

    这与日本当时所走的、脱亚入欧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是被迫放松了对人口的管制，允许大量人口流入国内未开发地区及海外。

    其中向东北移民的行为被称之为“闯关东”；去海外谋生则被称之为“下南洋”。

    大量中国北方之民移入东北地区，本质还是大陆开发模式的延续。

    与2000多年前，秦征南越所导致的移民行为，并无本质区别。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欧洲国家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随着东亚农业区人口的急剧膨涨，以及农业技术的提升，东北地区依然还是会得到开发。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清政府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封禁了东北地区，这个进程应该还会更早开启。

    然而说闯关东事件跟地理大发现完全没有关系，也是不够客观的。

    中国人口长期以来的保有量，都是在千万级，一直到我朝后期破两亿。

    及至清朝后期，更是膨涨到了惊人的四亿。

    这一切，都与美洲的被“发现”，以及由此传入中国的高产农作物有直接关系。

    比如说我们带到西海来的土豆。

    我们正在种植的红薯、玉米、辣椒等源自美洲的农作物不仅高产，更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一些原来无法大规模蓄养人口的土地，也因此得到了开发。

    相比地理大发现，在“闯关东”历史中的间接催化作用，“下南洋”则完全可以被视为其催生的划时代事件。

    国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大量移入南洋之举，起点可以上溯到荷兰制霸东印度群岛期间。

    历史常识和你们看的理想国里面告诉大家，在葡萄牙、西班牙双雄争霸之后。

    紧随其后崛起的全球性殖民大国，是1581年从西班牙统治中独立出来的尼德兰低地区，时称“荷兰共和国”。

    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王权、神权至上国家不同的是，新生的荷兰共和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共和国。

    有些历史学家称呼他们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太阳底下无新事，商业阶层主导的“共和体制”并非荷兰人的创新。

    春秋战国时，郑国就试过这个制度，叫郑商盟誓。

    郑武公因为拥立周平王东迁，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嘉奖，并获得虎牢关内的地盘。

    在东迁过程中，郑武公灭了两个小国家，正式拥有了河南北部和中部的大半地方。

    为了发展国内经济，同时也感谢当年商人借钱给郑桓公。

    郑国与商人盟约：你勿我叛，我勿强贾，毋或强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

    商人不背叛郑国，郑国保护商人的私权；商人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国家不干涉市场经济。

    因为这个制度，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达到了此时的最高峰。

    因为这个制度，郑国立国到灭亡，共存在了432年。

    在地中海时代，威尼斯等商业共和国，就已经籍此主导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经济，进而获取政治红利。

    当然，商业模式有很多种，亦有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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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9章 河套之战（九十三）
    这一模式貌似对债权人更为公平，但也让投资行为的风险被无限放大，进而降低了投资的活跃度。

    “有限责任”则是指投资人仅以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直白点说，投进去的钱赔了就赔了。

    投资人不用再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仍有机会再进行新的商业探索。

    二是证券交易平台化。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期成立的，还有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位于荷兰首都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包括与之配套的第一家现代企业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其上市交易的第一支股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这开创了企业公开向社会募集资本，并自由交易的先河，并且让一切交易都变得快捷而有章可循。

    荷兰模式并非完全摒弃国家的参与。

    有限责任和证券交易平台化的想法，本身也不是新鲜想法。

    只不过，付诸实施则需要国家的认可和背书。

    从政治角度说，将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的“尼德兰革命”，是第一次成功资产阶级革命。

    “共和”体制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荷兰共和国”政府，从属性上保证了政治将服务于资本和商业。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之于东印度公司的角色定位，仅仅是作为一个入股的出资方，并获取相应的红利，比例为18%，以维持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

    这使得私人资本获得了空前的安全感，并极大调动了荷兰民众参与海外扩张事业的热情。

    资本的主导，甚至让东印度公司在殖民过程中，几乎承担了所有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权力）。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能够自行组建雇佣军性质的军队，并发动殖民战争。

    还能够发行货币、建立殖民地，乃至与有关国家订立政治条约。

    总结下来，荷兰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后发小国的地位，成为葡萄牙、西班牙之后。

    第三个建立海上殖民帝国的国家，来源于它的更加纯粹的“商业化”属性。

    这种明显的商业属性，甚至为荷兰赢得了一个“海上马车夫”的外号。

    和它有相似之处的威尼斯共和国，相信大家并不应该为荷兰的崛起感到意外。

    也不会怀疑，商业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

    不过提前解读荷兰崛起的因素，与我们正在展开的“下南洋”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荷兰模式在商业上如此成功，后来为什么又被不成功的模仿者——大英帝国所超越了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荷兰于殖民世界的崛起，在于它创新性的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有别于古希腊、意大利那种，主要由大商人集团/家族主控的经济模式。

    后世对荷兰殖民史的评论就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

    仔细观察后来形成的荷兰殖民帝国版图，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荷兰人的扩张范围，几乎全在“教皇子午线”授权葡萄牙开发的范围内。

    这种选择，一定程度是个政治策略。

    尽管荷兰人为了彻底脱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断断续续在1568年－1648年间打了80年仗，史称“80年战争”。

    期间双方曾多次妥协、反复，但总的来说，精明的荷兰人总体掌握了一个战略原则。

    那就是以葡萄牙势力范围为扩张方向（虽然为了对抗西班牙，也曾有过合作）。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荷兰人力争脱离西班牙影响期间。

    西班牙曾经一度透过王室继承，吞并了葡萄牙（公元1580



第510章 河套之战（九十四）
    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果后，天启四年，荷兰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并从地缘政治层面，将台湾岛纳入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畴。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澳门及台湾的活动，后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解读。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就是荷兰人在亚洲尤其是南洋的扩张，对华人海外移民动向有什么影响。

    总结西班牙后来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会归结于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模式。

    比如对印加帝国的掠夺，以及黑奴隶的高消耗使用模式。

    这就好像在原始农业时代，烧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种植农作物的肥力。

    然而待肥力耗尽之后，如果不想个可循环的方式养土的话，就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烧荒了。

    这种原始农业模式被称之为“游耕”或者“迁移农业”。

    在伊比利亚双雄联手打开新世界窗口时，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无限“烧荒”的原始森林。

    然而这种原始资源量再大，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分一杯羹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

    与后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荷兰、英国模式相比。

    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主导模式，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浪费。

    一切都有如农业进化过程中，粗放农业模式最终被精耕细作模式所取代一样。

    与中央帝国主导的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架构是基于“契约”搭建起来的。

    契约订立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更能让每一个商人感到安全。

    在渗透东印度群岛之后，荷兰人在解决人力问题的做法，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饱受诟病的黑奴劳动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引入东印度群岛，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的“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或者自愿闯荡南洋，我称之他为下南洋。

    “下南洋”行为的高峰期是在鸦片战争后。

    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数量将近千万。

    南洋又是华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仅新加坡一地所转运的华工，就超过500万。

    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比例最高之国，与它的特殊位置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契约华工”一事推动最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

    奴隶劳动力的使用，本质并不符合工业/资本时代的需求。

    这也使得英国在19世纪初，最早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

    并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来解决废奴后的人力资源问题。

    另一方面，中央之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政治的积弱及时代的转变。

    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视为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