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

    祠里面显眼的地方都设有捐款箱，每个捐款箱打开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财。

    然后张榜公示，这些钱财主要用来维护先贤祠和慈济院用，当然，政府每年也要拨款。

    而且所用的钱财一分一厘都要张榜公布出来，每个月会有审核人员审核钱财的运用。

    维护人员全是志愿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辈子也行。

    先贤祠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政府只负责管理。”

    “如果罪犯躲进去了怎么办”

    “祠里又不是不能抓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发生。

    但边做边改嘛，最后一定会形成俗成规定的。

    当然，我希望它成为华夏民族每个人的心灵的港湾。

    不管是大奸大恶，普通人、小偷、骗子、杀人犯、豪商、官员。

    想到先贤祠，每个人心中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其他，这就够了。”

    陈远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来，放下茶杯，对大家招了招手，笑着说道：“这鬼天气太热了。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都说说。”

    “大帅，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钱建这个先贤祠呢建一个凌烟阁不就得了。”

    杨晓华边喝茶水，边问道。

    陈远宏看着眼前100多个心腹，趁着这个时间，正好给大家讲一讲后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从我们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被打急眼的中国精英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隐患。

    “咱们现在所遵守的社会准则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

    村镇一级的主要靠宗族的统治，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

    但是我以后要实行的制度，会打破宗族的统治，因为它的弊端太大。

    那么粉碎了宗族的统治，基层又没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摧残。

    我们在文化上就会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么宗教就会卷土重来，各种残渣会泛起。

    怎么办咱们先来讲一讲宗族。

    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




第505章 河套之战（八十九）
    在华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早期一神教传教士。

    如万历时在我朝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务实妥协的手法。

    即认定祖先崇拜与对孔子的尊崇，并不属于一神教教义所禁止的“偶像崇拜”范畴。

    这在技术上可以绕过这两个壁垒，向中国人传播教义。

    然而这种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内部始终存在争议。

    看过我理想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

    在18世纪初，在清康熙执政期间，这一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史称“中西礼仪之争”。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坚持信徒不应该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罗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国传教。

    虽然在中国的传教士，仍希望做出一定妥协，以换取传教权。

    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在中国，在受华夏文明影响浓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

    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马教廷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允许上述地区的信徒按照固有习惯祭拜祖先、神社（倭国）等异教偶像，问题才算解决。

    我朝初年，在西北已经形成稳定社群的睡绿教群体。

    他们所面临的正是一个战略适应问题，毕竟我朝所打出来的口号是“恢复中华”。

    相比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绿教社群所面对的境况看起来要略好一点。

    因为对于中央之国统治者来说，一神教的传教工作，本质是在与其争夺人口和话语权。

    如果允许教廷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排他做法，那么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着将减少一名“中国人”。

    相比之下，“绿教色目人”在当时则属客观存在一个“外来”社群。

    不那么普世的“内婚”做法，客观上不会对主体民族的数量构成威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必须以“中国”认同为基础。

    尽管在这一认同之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看似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

    但绿教教义中强烈的排他性，多少还是让“绿教色目人”这个群体在融入大环境时有些尴尬。

    一旦遇到乱世，这些差异性又往往会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放大。

    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争。

    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些宗教我们能铲除得了吗铲除不了的。

    既然铲除不了，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

    那就是以我中华文化为主，来慢慢稀释瓦解他们，而先贤祠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这个工作将成为我们以后长期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必须边学习，边总结，边打压瓦解他们。

    既然我们想全面接管这个天下，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占领的土地上的宗教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包括移民过去的民众最后都会被宗教同化。

    我们所做的努力，最后都会化为乌有，这里我提出一个思路，大家想一想，讨论讨论。

    在永乐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似乎为这个问题和我朝，找到了一条共生共赢之路。

    对于我朝来说，人口流失海外虽然是不能容忍的。

    但如果替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是源自有“中国”认同的绿教群体，情况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在社群竞争中保持内部团结性，以绿教信仰为“地缘凝聚点”的社群。

    势必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习惯。

    然而身处海外，情况就正好相反了。

    身处一个陌生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将成为更占优势的“地缘凝聚点”。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很多



第506章 河套之战（九十）
    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

    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

    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我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

    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

    不过“旧港宣慰司”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永乐大帝时成为了我朝的殖民地。

    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我们这个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

    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才是我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

    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

    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

    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

    我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

    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

    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我们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

    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

    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

    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我朝的保护之下。

    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

    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

    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

    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

    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游戏规则。

    绿教商团之马六甲王国与我朝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绿教属性。

    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

    插入一个以绿教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后世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

    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

    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

    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

    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第507章 河套之战（九十一）
    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绿教，及与满剌加这样绿教色彩国家交好。

    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

    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

    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

    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锡兰（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

    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要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绿教政权。

    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

    今天锡兰的土地上，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绿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

    但南洋真正大量出来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死后，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

    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马来记年》载:在西里麻哈刺执政时期，马六甲王国正式成为绿教化的王国。

    在罗阉卡希姆（14451458在位）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