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时间:2023-05-23 来源: 作者:维克特
韩(湘琳)先生还是没有买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后,他们又开始高兴起来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进那里。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了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3位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留下。所以我特意请特劳特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去试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留他在这儿又有何用。当然,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要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看清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选择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定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1月20日
尽管气压已升高很多,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却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办公室杂工将它们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湘琳)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船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军突破了常熟的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沦陷。还听说日军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早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直接开走了。不过又特意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11月21日
星期日,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涉,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求助。
让我发愁的是,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了。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找到这样的地方给我和我保护的人,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表示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还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乘坐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
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十分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排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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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拉贝日记(28)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由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不错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安排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南京也就有可能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谎言,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已撤走,部长怎可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11月22日
天气晴朗。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虚惊一场。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跑来了。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虽已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主动来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也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支援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到底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该怎么办。我非得弄到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给他看病。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了洋相。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但是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了。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先前的一切所作所为,因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都很卖力。等我们终于把防空洞里的水排干了的时候,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已倒塌,真是让人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可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地响:10~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1~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毁。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飞行员好像是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是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那边过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特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大使那儿。可惜还是来晚了,特劳特曼博士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正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意义。
下午5点,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因为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将来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德国大使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的日本大使收到电报之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口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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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拉贝日记(29)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地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之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那日起,视为安全区正式建立的日期。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尊重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会给双方的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满怀信心的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友善的考虑。
致以崇高的敬意
··汉森
·舒尔彻·潘丁
p··芒罗·福勒
约翰·马吉
p·r·希尔兹
艾弗·麦凯
约翰··拉贝
··皮克林
·s·贝茨
爱德华·施佩林
·p·米尔斯
·s·特里默
··利恩
查尔斯·里格斯
刘易斯s··斯迈思
(作者注:在被占领期间,姓名下划了线的先生们留在了南京。)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刚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我请来了希尔施贝格大夫,检查后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根据医生所言,只要静养几天,他就能复原,而且还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真不是时候,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国珍)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病了的妻子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接受这个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韩(湘琳)先生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对于他该怎么办,他要求我给他出个主意。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点,现在再来听听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了,上床睡觉!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的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今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我从妻子那儿得到了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托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来11月23日就能到的,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去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难以理解。没有办法!这一次,我也只有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子良)说,他是不能用蜡烛变出一个蛋糕来的。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反了!但是我还有办法补救,至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人在过生日的时候,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早上5点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是骑兵上尉洛伦茨打来的。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点30分,电话铃又响了,当时,不想被人打扰的我正躺在浴缸里。清洁高于友谊!7点,门铃按响了,是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和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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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拉贝日记(30)
8点的时候,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痛苦万分的女人十分可怜。跟平时一样,在医院里,我们等了好一阵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无意中,路透社在发电报时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为了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
下关火车站不断有伤员送来。为了照顾这些伤员,斯迈思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我把汽车借给了他们用。韩(湘琳)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件让我满心欢喜的生日礼物。用这些东西能办好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给委员会一些食品和几辆汽车。终于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不过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当然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5点,在张群先生(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政治司秘书长)此处拉贝有误。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群。那儿参加茶会。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到场的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童翻译。这个茶会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每天晚上8~9点之间到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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