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1644]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1645]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1646]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1647]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1648]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