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

鲁迅幽默的回答，让在场的学生都哈哈大笑。鲁迅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年轻人，如果你因为有勇气去按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并只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就被人们称为自私，你独立的思想被称为傲慢，你绝不妥协的正直被称为残酷，你因为有着探索和发现的远见和思想而被称为不爱国者，你追求理想的力量和自我约束被称为无情，你这个最有良心的人被讥讽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你不必懊恼，坚持做你自己的英雄就可以了。”
鲁迅的演讲，说到了年轻人的心坎里，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一些报纸转发了鲁迅的演讲后，在社会上又引起的争议不小。在国会里，一些保守的议员们也议论纷纷，李经述便去国会作了《何为强国》的主题报告。
那天的会场很安静，议员们都正襟危坐。李经述望着下面坐着的议员们，那些保守派一个个眉头紧锁，仿佛有什么灾难，他笑着说：“我注意到最近有关儒家传统文化的争议声很大。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始终无法绕过去的坎，因为几千年了，这种文化和道德的血液，已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我们无法否认，儒家始终轻视工商与实业，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儒家的经济伦理观，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反对竞争，“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儒家经典中，很少阐述优胜劣败的道理，更反对到外面的世界探索和冒险，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儒家信奉的安土重迁，适用于农业社会，不适合发展商业的市场经济。鲁迅的很多观点，最近引起很大的争议，我是赞成的，商业社会自由买卖、公平交易，这的确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
诸位想一想，何为强国？国家绝对不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是由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我们之所以要有国家，是因为我们想在一起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
我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几十年前就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做出了诊断：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公民的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我认为以下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长城之坚固，而在于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泰西有句话，‘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用英文说，就是公民挑剔政府，批评其不合理的政策，便是爱我们的国家。但你辱骂普通人，并对其造成了实际危害，就会被严惩。我想，这将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基石。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有创新的思想，社会才不是一团死水，才会有新的发明创造，人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
李经述讲到这里，参议院议长容闳带头鼓掌，国会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李经述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建立法制国家，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些议员回答说：“每一个公民必须守法”。
李经述说：“错，我的理解，是政府必须守法。人民好比林中之鸟，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在森林里繁衍生息，尽情欢歌，为什么要花钱养着猎人，那是为了保护整个森林。但是，什么能保证贪婪的猎人，不把枪口对准他们？只有靠法律。所以，人民在赋予猎人猎枪时，就要有法律，规定猎人的猎枪，只能枪口对外。一个法制国家，它必然要求每个公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来确保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确保猎人的枪口，无法对准他们。”
现场掌声又响起来，李经述笑道：“我相信只要政府有形的手，管好市场的秩序，打击那些无良的奸商，打击官商勾结，维护好市场秩序，保障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用开放的心态，拥抱整个世界，不管是泰西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是有用的，只要是好东西，只要是好方法，只要是好思想，只要是好制度，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要制定法律，制定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争论。”
这时，容闳这时站起身问道：“大总统，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李经述说：“容总长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容闳道：“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很多乡坤地主觉得改革对他们不公平。大总统，我们怎样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李经述回答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国家要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另外，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容闳点点头，说：“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皇帝有特权，老百姓的女儿家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
李经述点点头，说：“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要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谁还愿意从事生产？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我们才需要公平的法律，来保护所有人。”
李经述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议论纷纷。李经述接着说：“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剩下的怎么办？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中国以前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纵观泰西列强，政治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政治斗争成为一种合规则且相对公开的博弈，道德、制度及法律共同规定着政治斗争的限度，少了很多血腥和残暴。而不发达国家****下的政治，则沿袭古老宫廷斗争，丛林法则发挥着作用，密室政治和血腥暴戾大行其道。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或谋划国家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议员不理解，问李经述道：“大总统，您这些话的意思是？”
李经述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来中国的政治，也要实现现代化，要光明正大地斗。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中国，才算是真正的世界强国！而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国家要加大反腐的力度，建立起一个真正廉洁、高效、公平的政府！”





穿越1879 第257章 放开舆论监督
经过思想的大解放之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经述关注的焦点。鲁迅还为此上书李经述总统，要求政府放开舆论监督，称这有助于遏制官员*，建立一个好政府。
鲁迅在李经述接见他时，说：“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不给官员贪污的机会；二是加强监督，多几双眼睛看着，放开报禁，开放舆论监督，就等于让六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政府官员，这对廉政局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的古代也有御史制度，近代出现了报纸，报纸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报纸的舆论监督确实是监督官员的一*宝。我会让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准备开放报禁，让民间人士自由办报。”
李经述要国会制定法律、放开舆论监督的意见后，袁世凯急匆匆赶来总统府，脸色很不好看，问李经述道：“我听说大总统要开放报禁？”
这时，李经述正在总统府的后湖钓鱼，算是小憩。袁世凯赶来时，正好一条半尺长的鲤鱼上钩，在耀眼的阳光中活蹦乱跳，他将鱼取下放进鱼桶里，哈哈大笑，说：“项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于民有利的好事，你为何如此忧心？”
袁世凯说：“卑职以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将来失去政权！”
这时，带有一丝凉意的风，吹皱了四周的水面，李经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凯道:“世上的政权都是人民选的，没有谁能永远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趋向自由生长和发展。而言论自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剥夺啊。”
李经述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袁世凯第一次有点摸不透李经述的心思，他问道：“二十年前，大总统不是反对开放报禁吗？这样会不会搞乱人民的思想？”
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独立，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识别新闻源，哪怕只要有一线希望。信息源是否可信，公众有权知道得越多越好。
允许匿名报道时，必须质疑消息源的提供动机。在交易这种信息时，必须明确附带专门的保证，并恪守这些保证。
不得采用暗中或其他秘密手段采集信息，除非这些信息对公众至关重要，而用传统的公开手段无法取得。使用这种异常手段，必须在讲述故事时进行申明。
讲述故事时，要勇于表现人类经历的多变性和重要性，即使这样做并不好看。要查明人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避免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另外一些人的头上。要避免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人种、地域、性取向、残障、外表容貌、社会地位而铸成偏见。
要支持观点的公开交流，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很讨厌。要让无声者发出声音，要让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信息源一样得到重视。
必须确认记者的一项特殊职责：保证公共事务以公开方式进行，政府记录能被公开检验。
对待信息源、主体、同事，有道德的记者，要像对待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一样。
记者应该对那些因为新闻报道可能遭致不利影响的人，要显现出同情。在与小孩子和没有经验的信息源和受访主体打交道时，要特别敏感，避免伤害。
对于处在悲痛之中的悲剧角色，在谋求和使用对他们的采访或照片时，要有同情心。
要认识到，收集和报道信息，有可能引起伤害或不愉快。而求索新闻，并非可以傲慢自大的通行证。
也要认识到，比起公共官员和其他那些寻求权力、影响力、关注的人，私人更有权利控制住纯属于他们自己的信息。只有那些超乎寻常的公众需求，才能依法触犯人们的*。
表现出良好的品味，避免兜售谬误，去满足火烧火燎的好奇心。
在确认少年嫌疑或性犯罪的受害人时，必须小心翼翼。
在指控申请正式颁发之前，指认犯罪嫌疑，必须判断正确。
在犯罪嫌疑的公正受审权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除公众知情权之外，记者完全没有责任，去服从任何利益集团。
避免陷入利益集团的冲突，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预知的。
永远不参与任何有可能减损正直或损害公信力的团体和活动。
只要有可能损害新闻公正，拒绝礼物、恩惠、酬金、免费旅行、特殊待遇。
以责任感为力量，保持警惕和勇气，坚守这些信条。拒绝商业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挑衅或仇恨性言论。
拒绝为广告主和特殊利益者提供特惠待遇，抵制他们对新闻报道构成的压力。
如果消息源提供信息，是为了实惠或金钱，要小心对待，杜绝新闻招标。
记者应该澄清和解释新闻报道，邀请公众进行对话，探讨新闻工作。”
袁世凯看完，不禁鼓掌叫好，笑道：“原来大总统早有准备，俺就放心了。有了这个记者守则，中国记者就可以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李经述说：“我知道笔杆子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很重要，但如果记者无知无耻，就会扭曲整个社会舆论，割裂整个社会的共识。所以记者这个职业必须职业化。让社会上的有才之人和今年所有大学的新闻学毕业生都参加记者证考试。没有记者证的人员，一律清除出记者队伍。”
“确实是这样。”袁世凯点点头，问道：“关于中国新闻局局长的人选，大总统可物色好了？”
李经述回答道：“我准备把教育部副总长鲁迅调过去，他喜欢写文章，也算是人尽其才吧。”
袁世凯说：“还是大总统考虑得周全。”
不久，参议院议长容闳在国会提出了《中华帝国新闻自由法》草案，供各位在座的议员审议。
分发完资料，容闳大声说，“中国的任何公民，都将享有言论自由。但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泄露国家机密的；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法律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接着，容闳慷慨陈词：“言论自由是泰西民主制度的关键，也是人格及自主性最必要的方面。保障言论因其有助于政治进程或推进真理强调表达的工具性价值之搜寻。言论自由不仅服务政治的需求，并且服务人类需要自我表达的灵魂之需求。正如法国的大哲学家伏尔泰说，‘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各位议员，拿到草案，你们要认真审议，这关乎中国长久之和平与稳定，乃是千秋万世之大业。”
袁世凯翻开草案一看，里面很多内容颇为激进，比如允许报纸报道政府官员的一切公务行为乃至私生活，他提出异议：“凡属个人*，上无损于国家。下无害于社会，报纸即不得攻讦”。
容闳说：“我看屡次怙恶不悛者，不应当在此例。”
“报纸监督官员，他们自己谁来监督？”谭翤同提意见说：“我们应当鼓励公众抱怨新闻媒体。对于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不道德行为，也应予以暴光。”
容闳说：“很好，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具体条款来规范记者的各种行为。”
如此种种，审议会十分热闹，讨论了三天，才顺利通过相关法案。审议会刚一结束，容闳当即拿着通过的新闻法案去总统府找李经述签字颁布，容闳过去就一直在推动新闻的立法工作，此时终于达成夙愿，感觉民众的权利又增加不少，心情颇佳。
当时，天空已接近暮色，李经述正在瀛岛上钓鱼，他坐在岛上用艮岳遗石堆砌的假山之上，李经述的儿子李尚民立就在他的身后，向他汇报在廉政局查办的又一宗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