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新传

少卿 一人 正四品 行太仆寺
寺丞 无定员 正六品 行太仆寺
主簿 一人 从七品 行太仆寺
苑马寺
卿 一人 从三品 苑马寺
少卿 一人 正四品 苑马寺
寺丞 无定员 正六品 苑马寺
主簿 一人 从七品 苑马寺
监正 一人 正九品 苑马寺牧监
监副 一人 从九品 苑马寺牧监
录事 一人 未入流 苑马寺牧监
圉长 一人 从九品 苑马寺各苑
都转运盐使司
都转运使 一人 从三品 都转运盐使司
同知 一人 从四品 都转运盐使司
副使 一人 从五品 都转运盐使司
判官 无定员 从六品 都转运盐使司
经历 一人 从七品 都转运盐使司经历司
知事 一人 从八品 都转运盐使司
盐课提举司
提举 一人 从五品 盐课提举司
同提举 一人 从六品 盐课提举司
副提举 无定员 从七品 盐课提举司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盐课提举司
库大使 一人 未入流 盐课提举司
副使 一人 未入流 盐课提举司
市舶提举司
提举 一人 从五品 市舶提举司
副提举 二人 从六品 市舶提举司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市舶提举司
府
知府 一人 正四品 府
同知 无定员 正五品 府
通判 无定员 正六品 府
推官 一人 正七品 府
经历 一人 正八品 府经历司
知事 一人 正九品 府
照磨 一人 从九品 府照磨所
检校 一人 未入流 府
司狱 一人 未入流 府司狱司
州
知州 一人 从五品 州
同知 无定员 从六品 州
判官 无定员 从七品 州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州
县
知县 一人 正七品 县
县丞 一人 正八品 县
主簿 一人 正九品 县
典史 一人 未入流 县
巡检司
巡检 从九品 巡检司
副巡检 从九品 巡检司
爵
公 无定员 超品一等爵
侯 无定员 超品二等爵
伯 无定员 超品三等爵
驸马都尉 无定员 超品位在伯上
五军都督府 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各属
左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右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都督同知 无定员 从一品 都督府
都督佥事 无定员 正二品 都督府
经历 一人 从五品 都督府经历司
都事 一人 从七品 都督府
京卫指挥使司
指挥使 一人 正三品 京卫指挥使司
指挥同知 二人 从三品 京卫指挥使司
指挥佥事 四人 正四品 京卫指挥使司
镇抚 二人 从五品 京卫指挥使司镇抚司
经历 一人 从七品 京卫指挥使司经历司
知事 一人 正八品 京卫指挥使司
8 大明朝官职详细列表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京卫指挥使司
仓大使 一人 未入流 京卫指挥使司
副使 一人 未入流 京卫指挥使司
王府仪卫司
仪卫正 一人 正五品 王府仪卫司
仪卫副 二人 从五品 王府仪卫司
典仗 六人 正六品 王府仪卫司
留守司
正留守 一人 正二品 留守司
副留守 一人 正三品 留守司
指挥同知 二人 从三品 留守司
经历 一人 正六品 留守司经历司
都事 一人 正七品 留守司
断事 一人 正六品 留守司断事司
副断事 一人 正七品 留守司断事司
吏目 一人 未入流 留守司
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 一人 正二品 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同知 二人 从二品 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佥事 四人 正三品 都指挥使司
经历 一人 正六品 都指挥使司经历司
都事 一人 正七品 都指挥使司
断事 一人 正六品 都指挥使司断事司
副断事 一人 正七品 都指挥使司断事司
吏目 一人 未入流 都指挥使司
司狱 一人 从九品 都指挥使司司狱司
卫指挥使司
指挥使 一人 正三品 卫指挥使司
指挥同知 二人 从三品 卫指挥使司
指挥佥事 四人 正四品 卫指挥使司
镇抚 二人 从五品 卫指挥使司镇抚司
经历 一人 从七品 卫指挥使司经历司
知事 一人 正八品 卫指挥使司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卫指挥使司
仓大使 一人 未入流 卫指挥使司
副使 一人 未入流 卫指挥使司
所
正千户 一人 正五品 千户所
副千户 二人 从五品 千户所
镇抚 二人 从六品 千户所
百户 十人 正六品 千户所
土官
宣慰使 一人 从三品 宣慰使司
同知 一人 正四品 宣慰使司
副使 一人 从四品 宣慰使司
佥事 一人 正五品 宣慰使司
经历 一人 从七品 宣慰使司经历司
都事 一人 正八品 宣慰使司
宣抚司
宣抚使 一人 从四品 宣抚司
同知 一人 正五品 宣抚司
副使 一人 从五品 宣抚司
佥事 一人 正六品 宣抚司
经历 一人 从八品 宣抚司经历司
知事 一人 正九品 宣抚司
照磨 一人 从九品 宣抚司
安抚司
安抚使 一人 从五品 安抚司
同知 一人 正六品 安抚司
副使 一人 从六品 安抚司
佥事 一人 正七品 安抚司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安抚司
招讨司
招讨使 一人 从五品 招讨司
副招讨 一人 正六品 招讨司
吏目 一人 从九品 招讨司
长官司
长官 一人 正六品 长官司
副长官 一人 从七品 长官司
吏目 一人 未入流 长官司
皇子
亲王
郡王
镇国将军
辅国将军
奉国将军
镇国中尉
辅国中尉
奉国中尉
皇女
大长公主
长公主
公主
郡主
县主
郡君
县君
乡君





闯王李自成新传 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