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新传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闯王李自成新传 红衣大炮
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也称为红衣大炮。红夷者红毛荷兰也，因此大部分人认为红夷大炮是从荷兰进口的，其实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具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铳在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明朝前期火铳多以铜为原料，内膛呈喇叭型，炮管显得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这种火铳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火药气体密封不好，因此射程近，此外容易过热，射速也慢，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但是费用教高（铜是铸造货币的金属），而且铜太软，每次射击都会造成炮膛扩张，射击精度和射程下降非常快，作为武器而言寿命太短，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其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底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苟延残喘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闯王李自成新传 揭开明朝军事孱弱的天大谎言
作者：独孤雁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饱受抨击和嘲笑的朝代，在世人的眼里，明朝几乎集中了一切封建社会的**因素，从宦官专权到皇帝昏庸，明朝的军队更是成了许多满族遗老遗少们嘲讽的对象，的确，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明朝打了一连串的败仗，清朝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在抗击倭寇的战斗里，明朝也曾遭受到太多耻辱的失败，于是在历史学家的眼睛里，明朝似乎成了连宋军都不如的孱弱之师，关于明朝的军事力量，如黄仁宇等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进行了近乎于刻薄的批判，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黄任宇对于明朝军事力量的阐述，是基于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背景，他用抬高戚继光一个人伟大地位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明朝军事力量的歪曲性嘲讽。通过片面夸大明朝军事弊端的方式来证明明朝军事力量的孱弱。在这种学术化的丑化下，双手沾满汉民族鲜血的八旗屠夫们成为了国家的骄傲，肉麻吹捧满清王朝的汉奸学者们正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直到今天许多满族的遗老遗少们依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对于汉文明进行着不断的攻击和污蔑，对于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如何用最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历史的光荣与耻辱，或许是和我们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样重要的事情。
这些话题或许有些扯远了，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明朝军事的强盛和最终的失败，比满清丧权辱国的历史更加有借鉴的意义。我们正走上一条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和谐社会和以民为本正重新成为中国的方针，满清倒行逆施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奴化思想与顽固保守精神正在慢慢的被剔除掉，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历史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一个经济水平和军事科技水平都处于当时世界顶点的王朝为什么会在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的前夜走向覆灭，已经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和近代科学观念的儒家文明也同样因为野蛮人的入侵而遭到了灭顶的打击与可悲的倒退。明朝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战略究竟是怎样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片面的丑化只能是掩耳盗铃，冷静的分析与读解方可以为明天找到一盏走得更远的灯。
明朝军队真的很孱弱吗？确实，明朝没有象南宋一样在蛮族入侵的情形下守住半壁中国的河山，明朝军队在倭寇的骚扰下曾经疲于奔命。明朝在与满清的战斗里遭受了太多的失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没落时期的明王朝依然可以将勃兴时期的八旗铁骑阻止在山海关外数十年，所谓“天下无敌”的满洲人仅仅靠了吴三桂的卖放才得以入关，在满清得天下40多年后，袁崇焕遗留下的关宁铁骑依然在三藩之乱里将满洲人打得狼狈不堪，最终仅败于了汉人组成的绿营军之手。没落时期的明王朝可以在东南沿海接连击败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可以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荷兰人驱逐出台湾，而满清则留给了中国一纸又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没落时期的明王朝也同样打赢了朝鲜战争，几乎使日本近百年无法恢复元气。而满清则留给中国人甲午战争的悲歌，和邓世昌们洒不尽的英雄泪，别拿什么科技发展水平和军事力量来说事，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清已经装备了不亚于欧洲人的武器，更拥有了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却依然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我们对于满清末年的失败总抱有宽容的态度，对于明朝的历史却进行了苛刻的指责和人为的丑化，这种不恰当的历史观在最近一百年里，既造成了中国人精神态度的迷航，也同样沉重的拖累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步伐。
诚然，强大的军队不是一个**王朝的救命稻草，虎狼的德军挽救不了希特勒自杀的结局，强大的苏联红军也难以改变苏联解体的命运。满清的北洋军成为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陪嫁，明朝强大的关宁铁骑更成为了满清灭亡中原的急先锋。国民党的五大主力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却无法挽救蒋介石败逃台湾的命运。一个王朝的堕落，有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因素。但是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在其中同样占据了重要的环节。明朝的灭亡固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但是明朝军事的成败也同样足够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的反思，与明朝军队装备的近代化一样，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走上了高科技化建设的道路，与明朝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因此明朝对于中国并非是一个远去的过去时，相反是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转自铁血社区 bbs.tiexue.net/ ]
从明朝军队的先天条件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明朝军队，特别是前期时代的明朝军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可以与汉唐铁骑相媲美的虎狼之师。这样的认识并非是对明朝的吹捧，相反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明朝军队是在与蒙古人的作战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总把元朝末年的政治和军事看得过于丑陋，认为明朝是拾了一个历史的大便宜，面对的是一个走向没落和衰败的蒙古王朝。这种看法是过于片面的。首先一点，蒙古王朝确实在中原地区走向了衰落，特别是中原的军事力量，已经到了**不堪的地步。但是蒙古人在草原和西域依然拥有着足够数量的强大军队，元王朝曾多次调遣驻扎在蒙古和西域的军队进入中原对抗红巾军，造成的结果是几支起义力量的失败甚至崩溃，宋政权和天完政权都亡于此。在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大多数时间里，起义军多是占领着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中原地区与蒙古骑兵的对决多以失败告终，中原农民组成的队伍在当时的情况下暂时并不具备与蒙古王牌军队进行大规模野战的能力（即使是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总说明朝一大作战特色是依城而战，事实上这正是在起义初期情况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何况，当时的蒙古人还拥有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王保保。这位汉人血统的蒙古王爷为元王朝和后来的北元王朝忠心耿耿的打了几十年仗，在他的整顿下，中原散漫的蒙古骑兵曾经重新焕发了强大战斗力，而塞外的蒙古骑兵也被他重新整顿成团结的战斗集体。我们总是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形容元朝末年的蒙古军，事实上蒙古军，特别是退守塞外的蒙古军是依然延续了蒙古人善战的传统的，元朝末年的蒙古边军在与周边的几大蒙古汗国的较量里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在元朝败退大漠以后，他们依然可以打败前来趁火打劫的其他汗国的军队并巩固在草原的统治。他们并非是瘦下去的骆驼，却依然是野蛮的虎狼。能够战胜这样强大的对手，也从另一个方面映衬了明军当时的强大。
从朱元璋的北伐开始到蓝玉的捕鱼儿海大捷，明朝面对的对手开始由中原的蒙古汉军和腐化的阿速军变成了依然保持强大战斗力的蒙古骑兵---即王保保的嫡系军队和驻扎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大军。从战斗的难度说，明军的难度不亚于汉时的匈奴与唐时的突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敌人的角度看，北元的控制区域远大于匈奴与突厥，他们控制了从辽东到新疆的广大领土，何况与突厥人以及匈奴人松散的部落联盟相比，北元拥有皇帝，他们的统一程度也远甚于匈奴与唐。从军事力量看，北元军队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游牧骑兵，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和最庞大的骑兵军团，许多“专家”对于成吉思汗时代西征时期的众多高科技武器都有详细的阐述，但是谈到北元的时候总将其有意无意说成是简单的游牧骑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丑化明朝的心态在作祟。事实上，在武器的装备特别是火器的装备上，北元是不亚于明军的，甚至有些方面要超过明军，北元骑兵用的火龙枪和炮兵用的回回炮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明朝也曾不断通过俘虏元军工匠的方式来改造自身的火器装备，甚至到了60多年后的永乐时期，明朝还在征讨交趾的战斗里缴获了当年蒙古军留下的火器，进而改良了自身的装备。这些都足够说明当时蒙古军队的装备水准。从己方力量来说，明朝当时的情形要远比汉唐恶劣的多，东边有倭寇的频频侵扰，西边有李思齐的盘踞，南边有云南王的虎视眈眈，而在中原地区，则是常年战乱后留下的民生凋敝的情形。而明朝当时的经济情况，比唐朝要恶劣的多，甚至比汉初的情况也不差，蒙古人在临撤退前，依然掳掠了大量人口到塞外，以图尽可能的削弱明朝的实力。明初曾订下了鼓励垦荒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恢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中原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何等地步。北元不是匈奴，明朝不可能用和亲的政策来换取暂时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战争是必然的选择，否则强大的蒙古人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在这样一个时期，任何政策上的错误，甚至任何一场战斗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在那样的环境下，明朝或许可以打败蒙古人一百次，但是蒙古人只要打赢一次，就会扭转整个的战局。于是明朝采取了一边战争一边恢复经济的方式，大规模的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到北方垦荒，另一方面则是集中重兵，重点打击漠南与西北的蒙古骑兵军团，再逐渐消灭内地的割据政权。我们有些人指责朱元璋对于内地的蒙古人过于的宽容，但在当时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是一个内部困难重重外部强敌压境的敏感时刻，我们可以理解民众在长期民族压迫里留下来的愤怒情绪，但是争取一个好的内部环境，努力缓和内部的矛盾度过危机，才是真正符合民族利益的选择。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明朝掀起对于蒙古人的报复性屠杀的话，那么明朝也许会重新走上五胡乱华时期冉魏政权的老路（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对冉闵将军一直怀有崇敬之情，我认为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可以与岳飞比肩的伟大英雄，更有着再造中华的功勋。但是任何英雄都有自己的缺点，冉将军也不例外，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人，优秀的军事家，但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冉魏政权的灭亡固然有五胡势力强大以及东晋政府见死不救的缘故，但是冉魏政权自身内外政策的失当才是败亡的内因，我赞同杀胡屠胡，但是一切过程都需要有正确的内外政策相依托，更需要有完善的内政建设和战略储备做基础。）。在收复北平之后，明朝在军事战略上的政策，与宋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宋朝贯彻的是先易后难的方针，即先平定国内的割据势力，再挥师北进与契丹人一决雌雄。明朝却恰恰相反，首先对于盘踞在陕西的元朝李思齐势力和甘肃的王保保势力进行重点打击，既而对漠南地带元顺帝的嫡系部队进行扫荡式的攻击，在成功收复了陕甘并成建制消灭了蒙古军的王牌—王保保的主力精锐以后，明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威胁得到了暂时的解除，北元的军事力量也遭到了沉重打击，明朝方才抓住宝贵的时间挥师南下，一举消灭了盘踞四川的大夏政权，完成了对于汉民族传统控制区域的统一。两者在战略效果上的差别在于：宋朝先南后北，对于契丹人采取被动防御，对于南方政权采取主动进攻，看似明智，结果却是契丹人趁宋朝南伐的机会也迅速坐大，势力增强。另一方面，打惯了南方弱军的宋军在遇到强悍的契丹铁骑后，也出现了在战术上的不适应，导致了宋朝屡次北进的失败。隋朝统一南北，首先先发动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在解除后顾之忧后方才南下。后周世宗柴荣也是采取这一措施，却不幸在收复关南十七县后英年早逝。明朝显然采取了比宋朝更为明智的方式，从而既顺利完成了统一，也在对北元战争里掌握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