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各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一些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战。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像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社会主义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
4
一早起来，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便宜货，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只是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放下烟杆，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像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像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就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喜欢做事瞒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看错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轧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吆喝声、论价声和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图新鲜，买了放心。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颈一刀，熟练地一下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阶，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儿：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两个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x。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被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亡命奔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是“打砸抢分子”。在派系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塌，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簌簌直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拥，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成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
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号，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6
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棚，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只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串巷地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分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自己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乎乎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之间作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深浅不一。我身上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筹子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褶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粘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沓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鹰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鹰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绝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秘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像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





饥饿的女儿 第8章
1
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稀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两个是你们的。”
“你连撒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说，“你喜欢吃，你就吃吧。”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装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像现在火锅店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罂粟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夫妻给逮了，馆子给抄了闭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吧嗒吧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屉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检针线盒、剪刀、纽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倒在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
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我伸手去拿，母亲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却有点出乎我意外。母亲怎会有这东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像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谢天谢地了。”母亲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楼、退学、嫁人，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的目的，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画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悠慢地吱咯响。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
“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这种事？”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晓得你在撒谎，啥子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像啥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说？”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