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涎脸涎皮的骚老头，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意气母亲的。
“啪”的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憋着气上了阁楼。
2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黯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腾着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像一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乎乎，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愣着，有人在我身后叫：
“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屉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幺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
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像带股气似的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撒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个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面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暴，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吗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脸就说：
“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儿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儿，同时，我感到绝望。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白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儿，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





饥饿的女儿 第9章
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竿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鸟。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通铺。少女们和两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两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没听见，她早就傻愣愣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势，没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她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两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住。大棚式房子里两排草垫通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像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强，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赔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分，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分高得多，问了两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两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很快忘了这件事，就像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两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愣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